明清鸡足山兴起中的多民族共塑与交融

大理宾川鸡足山是一座跨民族、跨地域、跨宗教的圣山。鸡足山在明清时期作为圣山兴起的过程,是区域社会中各民族对鸡足山景观的共同塑造、朝山盛节共庆、生产生活物资互通的过程,同时也是鸡足山被各民族接纳认可并被构建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的过程。一部鸡足山圣地的兴起史,于区域社会而言就是一段多民族共塑圣山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过程中,鸡足山逐渐成为各民族共筑共享的精神家园。

中国民族思想史研究述论

民族思想是人类对历史和现实中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中国民族思想史就是在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并且不断发展的民族思想及其实践过程,中国民族思想史最显著的特征是鲜明的时代性,是在解决民族问题实践过程中的智慧表达。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新时代,研究中国民族思想史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直过民族”双重跨越的深刻内涵与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不久,“直过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或阶级社会初期跨越若干历史发展阶段,通过“直接过渡”与全国同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跨越,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设想变成现实;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直过民族”通过扶贫攻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和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直过民族”双重跨越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跨越的统一,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在“直过区”成功实践的结果,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宝库。“直过民族”双重跨越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苗族祭仪“布冲他力”的名称含义与仪式性质

苗语东部方言区的苗族有一堂称为“布冲他力”(bul qod tead lis)的祭祀仪式,有白天与黑夜之分。“布冲”(bul qod)是指砍掉仪式中带刺的qod(冲)树,以达到“他力”(tead lis)的目的,即解开詈、咒语。此仪式与另一种也有白天黑夜之分的祭祀仪式“叭力”关系紧密,是同一种仪式的分化。无论是仪式行为还是祭祀目的,“布冲他力”目前在各地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异与分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崭新的现代文明形态,是中华文明的赓续与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党和国家为中华文化擘画的宏伟蓝图,是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上,全面厘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内涵,深刻理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意蕴,准确把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遵循。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与交流互鉴;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坚守初心使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持与时俱进与守正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家园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以哈尼族《四季生产调》为例

哈尼族《四季生产调》是家园遗产的代表,在传承实践过程中凸显出地方性和公共性两种不同的特征。一是《四季生产调》根植于哈尼族完整的农耕体系和传统社会,全面体现着哈尼族以村寨利益为最高原则来组织和维系村寨社会文化的村寨主义,凸显地方性特征;二是进入“非遗”体系后,打破传统家园边界,以其文化内涵促进产业化创新,优化公共性结构。《四季生产调》在传承实践过程中,反映了国家层面在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重要性,探讨跨越地方性与公共性边界所具有的新时代价值。

劳动力市场参与、社会互助依赖与乡村社会转型的区域差异--基于河南、山西两地传统农村变迁的考察

区域差异显著,是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鲜明特征和基本事实。既有空间变迁视角下的村落终结论和社会结构视角下的区域差异论相关研究,难以对我国同一社会结构背景下乡村社会转型及其影响机制做出充分解释。基于河南、山西两地传统农村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参与是理解我国各地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视角和关键变量。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条件下,以河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务工距离较远,对村庄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冲击较大,导致村民与村庄关系日益松散,乡村社会转型较为迅速;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条件下,以山西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务工距离适中,对村庄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冲击有限,一条龙服务等市场化机制难以完全替代,村民与村庄关系韧性较强,乡村社会转型较为平缓。在既有社会结构等视角之外,劳动力市场视角,无疑是对既有解释的进一步尝试性拓展,可以较好地弥补既有社会结构视角对我国乡村社会转型问题所遗留的解释空白。

乡村振兴战略下山西晋城戏曲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研究

通过田野调查和系统研究,以山西晋城为例,了解该地区戏曲文化遗产的保存现状,分析当前该地区戏曲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部门的形式化保护、边缘化管理,戏台戏曲的同质化展示、程式化表演,戏曲产业的局部化发展、空洞化研究,文化遗产的独立性保护、相离性传承等,深入剖析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组织分工不明、地方管理遇阻、戏台分布散乱、保护难度加剧、社会参与不够、民众意识淡薄、文保人才稀缺、资源整合匮乏等。提出该地区戏曲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策略,即通过整体规划、人才培养、产研融合、动静结合等方式,来推进其保护、传承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建设。

遗产景观: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理论新视角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如何营造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家园”环境、氛围和具体实践的场域,并为其提供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建构的文化遗产资源,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实践环节的重要问题。从世界范围的遗产实践和学术进展看,遗产景观已成为服务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理论概念,具有针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探讨的理论适用性。从现实层面看,遗产景观实践已成为各族群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文化实践形式,能生动展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文化创新交融的社会发展过程,体现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各族人民建设精神家园的广泛性和民主性,具有解决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问题的针对性和现实合理性。从理论层面看,遗产景观视角可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提供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创新性思考。

南涧跳菜艺人对数字化生存的表达、回应与适应

数字化生存时代,媒体与现实生活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映照、相互生成的关系。自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来,南涧跳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作为跳菜技艺的传承主体,跳菜艺人成为南涧跳菜文化传播的关键实践者,从原来在乡野山村的现场表演,到当下在快手、微信等网络平台上进行直播,他们展示南涧跳菜文化的方式走向了“数字化”。在这种虚拟与现实的双重空间实践过程中,南涧跳菜艺人成为“数字人”,跳菜文化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在此进程中,南涧跳菜艺人对于数字化时代的热烈表达、积极回应与主动调适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脉络与前沿演进——基于CNKI数据库文献(1978—2023)的知识图谱分析

西北边疆地区历史是各民族交往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西北边疆史地主题的CNKI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样本,使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系统梳理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近50年的主题脉络,整体把握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前沿热点与发展趋势。发现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形成了“清代”“边疆政策”“边疆治理”等聚类热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西北边疆史地相关概念的界定、历史维度研究、实践价值研究三大方面,预测下一阶段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热点包括西北边疆史地如何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发掘整理宣传的重点、新时代西北边疆史地作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桥梁、西北边疆史地跨学科研究等。

独木龙舟神话的多重表达:从《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文化研究》说开去

神话是古人借神之名创造的一种话语,是古人智识的浓缩,具有多重意涵。流传于清水江中游地区的苗族独木龙舟神话,既承载着当地苗族的族群记忆,体现区域社会运作的制度性逻辑,也见证着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不同层次和曲折历程。独木龙舟神话的构建与重构是当地苗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时空、情感认知等多方力量协商平衡的结果,更是该社会有序化生存的情理表达。

哈尼族叙事长诗《都玛简收》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

《都玛简收》是哈尼族民间叙事长诗的代表作之一,在哈尼族地区广泛流传。文章以流传于绿春县哈尼族地区唱本《都玛简收》为研究对象,在整理、归纳、提炼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讨分析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都玛简收》能流传至今,其思想内容具有哈尼族传统历法、自然崇拜、人生礼仪等文化内涵,也具有增强族群认同和规约教化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这些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是哈尼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支柱,在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建水县塔瓦村和白云村彝族花灯的对比研究

建水县彝族花灯是百年来彝汉文化交融形成的艺术产物,其独特的魅力在于形成了“彝歌带有灯味,汉灯夹着彝歌”的艺术风格。文章以红河州建水县普雄乡塔瓦村和岔科镇白云村两地的彝族花灯为研究对象,以对比研究的方法切入,通过实地采风,将所获得的材料和已有文献查阅的相关资料进行梳理、整合与分析,将塔、白两地的彝族花灯从舞蹈形态、舞蹈价值、传演方式等不同层面进行对比研究与分析,从而得出塔、白两地彝族花灯的个性魅力和发展空间所在。文章试图对彝族花灯舞蹈进行更为全面、细致地认识和解读,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传承、发展和弘扬。

关于罗刹女仰卧图的人类学分析

本文根据藏族传统历史文献《柱间史》的相关记载,首先对建造大昭寺过程中经历的纷繁细节进行了梳理。其次,对文献中描述的罗刹女仰卧之状进行了解读。最后,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结合相关的历史背景,揭示吐蕃王朝建立之初应对复杂文化形势和政治形势的策略如何寓于神话之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意义与实践路径的探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当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方向,将其作为工作方针与根本遵循落到实处;应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各民族共同奋斗的理想信念,并将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贯穿文化建设的始终;应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挖掘阐释传统文化中弘扬民族团结、歌颂爱国进步的内容,推动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型;应当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着力推进民族文化旅游业,实现民族地区的全面均衡发展。

传承、困境与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民族舞蹈——以“撮泰吉”为案例视角

文化的诞生是物质环境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它之所以能传承和发展得益于适应文化变迁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文章遵循传承—困境—路径的逻辑,聚焦发展和传承优秀文化的理念,借以彝族传统舞蹈撮泰吉为表述对象,以田野调查为主,辅以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深入分析撮泰吉的产生条件和存续生态;揭示撮泰吉内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涵。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舞蹈撮泰吉因其地方性的文化特性以及传承艺人职业转型等,面临传承人青黄不接的困境。因而有必要采取相关必要措施,汲取多元民族舞蹈的优秀元素融入其中,培养传承人,并通过舞蹈实践增强传承人的情感认同。

华夷一体:先秦时期族群交往交流交融探析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民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概念而被使用是近代以来才有的现象,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群体自部落和部族时代就有着交往交流交融的密切联系。通过梳理浩如烟海的史籍文献,我们发现,远在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华夷诸族就已经有极为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关系,并通过杂居相处、互通婚姻、联合作战等打破区域与族际隔阂的多种方式,不断地进行着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往格局,进而为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边疆及边疆问题的知识生产与论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处于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时代所需促成学人对于边疆及边疆问题的广泛探讨,他们热衷于边疆考察实践且聚焦边疆建设,一番论争奠定了近代边疆知识生产的基础。这一时期对于边疆、边疆问题及治理边疆的一系列探讨,呈现出在承继传统边疆认知、掺入西方边疆话语基础上充满时代性的本土化认知倾向,既延续传统认知,以“文化的边疆”为核心统合边疆知识体系,又基于时代特性,拓展、更新、深化了边疆论题。基于边疆特性,立足于国家整合、摆脱边疆危机的各类边疆探讨及策略,夹杂着夷夏之辨、传统与时代观念之辩,同时呈现出近代边疆知识生产的脉络及趋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发展不仅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而且具备科学严谨的逻辑架构。从理论逻辑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中国化进程、各族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均为其形成、发展和深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基本思路。从实践路径来看,当前应着眼于经济、政治、文化和情感四个维度,通过聚焦经济发展、发挥制度优势、深化文化实践以及促进各民族“三交”等途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