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秦汉时期华夏族即兴歌舞能力的变化

先秦时期,华夏各族群普遍具有较强的即兴歌舞能力。这种能歌善舞的品性主要表现为:集体聚会中男女对歌活动比较常见,平民往往通过即时性的歌唱、讽诵等形式表达意见,高层政治人物大多能即兴歌咏,贵族阶层非常重视歌舞教育。战国以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女性参加集体聚会的参与度和自由度大幅降低;国人阶层消失,国人通过集体讽诵批评时政的习惯不复存在;贵族歌舞教育全面衰落;儒家礼学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说,这些因素导致民众的即兴歌舞能力趋向衰退。东汉以后是大众即兴歌舞活动急剧减少和能歌善舞之才明显弱化的时期。

秀山花灯的舞蹈动作形态研究

秀山花灯系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融合了歌、舞、戏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的综合表演艺术。秀山花灯具有高台花灯、单花灯、双花灯、群花灯等多种表演形式,舞蹈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以扇法、身法、步法三种舞蹈动作技法为主,舞蹈形态特征则主要表现在扇法中的“绕转”、身法中的“颤膝”以及步法中的“弧线”等。这些舞蹈形态特征所展现出的艺术魅力,可推动秀山花灯的现代性传承与发展。

新媒体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思考

新媒体时代,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效度,要线上线下双管齐下、协同发力,妥善治理反映在网络中关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线下民族事务。针对新媒体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影响,要建立关涉民族议题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精选有利于增强对民族国家认同的议程设置;强调大众传播组织的“把关人”角色,提升从业人员的政治敏感性与民族理论水平;对受众进行区分、细分与定位;把握传播规律,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加强对新媒体的使用与监管,促进多元媒介融合等方面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效度。

民族精神的历史担当和传承创新

民族精神作为引领和支配民族行为的关键力量通过对人的激发发挥作用,民族优秀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源头,不同历史时期使命与精神相互成就,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发扬是民族发展的动力,精神只有在人的社会实践中才得以凝练,且促进民族发展进步的才是民族精神。

圐圙之间:河套地区羊肩胛骨卜民俗与地方记忆

当前留存于内蒙古河套地区的羊肩胛骨卜民俗,并非游牧文化的专属,而是承载农牧共有的畜牧式记忆和村落百姓生活方法的凝聚性表征。作为历时性的信仰记忆,羊肩胛骨卜是一条“文化血缘纽带”,将以畜牧生计为主的各文化群体同农牧相宜的自然地域予以联结,形成人地血缘关系。作为共时性的生活方法,骨卜通过家内仪式及禁忌营造而成为一种生活本能,从家庭到村落社会的共享皆突破民族之别,并作为地方文化叙事而稳固运作于民间。伴随着官方组织的集体节俗活动的增多,相关文化主体亦会借此强调民俗的民族之别。村落百姓于整体日常与集体节俗的交互中呈现出圐圙式认知逻辑,骨卜实为此逻辑的非文本化记忆与表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溯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刻内涵。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于从“夷夏有别”到“华夷一体”的过程中,其间“大一统”思想始终是民族融合的历史主旋律。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具体历史进程来看,秦王朝以来的历代统治者都推出了促进民族融合的具体举措,并产生了良好效果。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发展的历史考察来看,文化认同是形成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关键因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探究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的过程,既是理论自觉过程,也是实践创新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经历了早期萌芽、基本形成和不断发展等阶段。中国封建王朝风雨飘摇之际,回应“一盘散沙”的时局之困和凝聚民族革命力量的实践之需促使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萌芽。抗战全面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本质内涵、构成要素、内在结构和层次等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基本形成。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增强中国文化的民族性自觉,并探索出一条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路径,创造性地开展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纵观整个演变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胸怀天下的国际视野。

论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事业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厘清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对增进民族团结、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从意识内容看,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有“主干论”和“层次论”两种表述;从两种意识的强弱看,二者之间可呈现出“双强”“弱强”“强弱”“双弱”四种模式。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加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努力增进民族团结,为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本要素探析——以“在韩朝鲜族”民族认同感类型及其特征为中心

运用参与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方法,调查“在韩朝鲜族”民族认同感自我认知的变化过程,进而归纳出“在韩朝鲜族”民族认同感的类型及特征。民族认同感作为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与环境变化及个人心境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在韩朝鲜族”在环境变化之后,民族认同感亦会发生相应转变。这种重构过程,作为适应韩国社会的结果,通常在“朝鲜族集体主义”“追求平等权”“工具化倾向”等三个行为特征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成员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相互作用的社会关系是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要素之一,强化国家认同是逐步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目标的基础。

新时代铸牢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与应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凝聚各民族思想共识和价值追求的精神力量。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民族团结和国家富强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铸牢少数民族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诸多挑战,应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保障;着力解决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基础;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发挥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加强认同教育,凝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共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互构逻辑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互构共生、协同共进、同频共振的关系。二者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文化基础、内涵意蕴和实践路径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中华民族共同历史中孕育共生、在中华文明的共同血脉中扎根共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同向同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包容性的坚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是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新发展的关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完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觉走向自为、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终目标。

《淮南子》中的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探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纲”。汉代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形成与中华文化塑造奠基的重要阶段,《淮南子》成书于西汉景帝时期,以道家思想为主,融汇各家,其中的论述包含战国秦汉诸子对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构思,早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部分特点在三种叙事模式下呈现:第一,在圣王叙事方面,圣王人化、“天命”与“德”紧密结合,共同塑造了古代早期的家国一体意识和引导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自立自强意识;第二,在“万物同源”的宇宙生成模式下,人与自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形成了绵延不绝的联系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推动了从古至今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和强化;第三,神话、想象、现实杂糅的记载,使文化渊源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物候风俗认可,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共同建设,最终在当代形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

东北各族人民在两次雅克萨之战中的表现探析

在清朝驱逐沙俄殖民者的两次雅克萨之战中,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鄂伦春族等索伦部各族人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仅直接参加了两次围攻雅克萨城的战斗,还承担了供给牲只、代养官马、充应站役等诸多勤务工作,并多次赴敌后执行侦察任务和向导,给予了前线清军有力的支持,以共同之力保障了两次“雅克萨之战”的胜利,也为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乡村振兴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策略分析——以广西百色地区壮族文化传播为例

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新媒体应用的普及,不仅给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与此同时,民族文化传播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需要我们加以重视。本文以广西百色地区壮族文化传播为例,通过分析其传播现状,发现该地区的传播人才、传播形式、传播机制、传播内容存在问题,基于此,提出培养文化传播人才、运用新媒体技术拓宽文化传播渠道、整合资源并增强地方合力以及加强文化传播内容创新性的针对性解决对策,旨在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并借助文化传播推动乡村振兴。

侗族传统音乐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侗族传统音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富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和多样的价值功能。保护和传承好侗族传统音乐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两个结合”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助于深入挖掘侗族传统音乐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现代价值,而且还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传承历史记忆与生活智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动力。

边疆民族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着力点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这就要求在边疆民族地区必须认真开展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当下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及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都深刻影响并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的出发点与切入点。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的探讨,不仅有利于揭示边疆民族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性与特殊性,同时亦有助于从边疆民族地区的宏观视阈出发,分析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工作的着力点与落脚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体系下中华民族经济壮大的源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华民族经济”命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打造两岸共同市场,为发展增动力,为合作添活力,壮大中华民族经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由其经济基础——中华民族经济来说明。壮大中华民族经济首先需要对其源泉进行理论辨析,为壮大中华民族经济提供理论阐释和依据,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体系。本文从文化、制度、生产力三个视角对中华民族经济壮大的源泉进行说明。其中,文化自信、文化创新说明文化对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巨大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说明制度是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根本制度保障;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说明生产力对壮大中华民族经济的决定性作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内涵、重要意义与实践路径——以湖北省恩施州为例

文章梳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过程与理论内涵,阐明贯彻落实“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一创新论断的重要意义。以恩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全域创建为例,总结恩施贯彻“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的主要做法与启示;提出进一步拓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为各地更好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等工作提供借鉴。

论五四后梁启超的“汉族”涵义上的“中华民族”研究

五四后的1922年,梁启超在18年前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的基础上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在文中,梁启超不仅最先对清末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中国学术界统治地位的“中华民族外来说”尤其是“西来说”公开提出质疑,而且还在他早年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格局的形成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总结,这对于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和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他这时所说的“中华民族”却仍还停留在早年认识的基础上,亦指的是“国族”意义上的“汉族”,而非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汉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华民族”;当他要表达“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涵义时,使用的是“中国民族”。在梁启超的笔下,“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的涵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能看到他同时在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就以为这两个观念在梁启超笔下可以替换,“中华民族”指的就是“中国民族”所指的“中国境内各民族”。

从“异己观”到“天下观”的民族心理变迁——基于族际通婚视角的元民族志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民族关系格局发生了历史性嬗变。如何从浩如烟海的质性研究中总结出民族心理的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之需和时代要求。族际通婚作为衡量民族关系的关键性指标,其变化趋势是观察民族心理变迁的重要历史透镜。但是,以往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深描和扎根等质性研究方法,使得同类主题的研究无法通过元分析等技术进行量化的总结,因而较难形成解释力高的统合性结论。采用元民族志分析法,对族际通婚视野下的质性研究进行高阶的解释性分析,转译原始资料中可以相互比对的核心概念与观点,从而揭示民族心理随时代变迁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从“异己观”到“天下观”的演进脉络,以期提炼出既符合当前民族工作的需要又符合民族心理研究本土化建设的理论资源和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