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主体困境的生成机理与规制路径

数字劳动是数字时代全新的劳动范式。在资本逻辑统摄下,数字生产被以数字技术为中介的资本增殖所控制,形成了一个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程序算法为生产条件的新剥削系统。资本逻辑全面渗入劳动主体的生活领域,推动着资本主义剥削系统从“物化系统”转变为“物性秩序”。在这一秩序内,数字劳动者被置于全时段和全领域的资本规训下,劳动者的主体性进一步丧失。数字技术强化了资本的社会权力属性,创造了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进一步剥夺了数字劳动者的自主性,数字劳动主体从“机器附庸”转变为“数字附庸”。破解数字劳动的主体困境,必须从社会主义制度入手,打破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之间以赚取最大利润为目的而加剧的劳动异化,规制数字资本的负面效应,将数字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回归于人本质的占有。

新质生产力与科学家精神的内涵意蕴及价值体现

为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浪潮,习近平适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崭新概念。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更是习近平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独到贡献。科学家精神是一种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是推动社会进步、提高创新能力、加强对知识的追求、培养勇于负责任的人才和增强创造力的关键力量。新质生产力与科学家精神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这种相互作用不仅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的发展,还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马克思劳动理论视域下人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现实路径研究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历史命题,也是现实命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顺应时代潮流,作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决策。从生产要素维度理解新质生产力,可以发现其人本内蕴特性十分显著。以马克思劳动理论为观照,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人才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加快构建匹配新质生产力发展态势的高质量创新型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体制机制,着眼培育新质劳动力人才集群,努力寻求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人才工作现实路径。

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创造人”命题的阿伦特式解读及回应

汉娜·阿伦特将“劳动创造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命题,并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富有特色的解读。她将劳动活动仅仅理解为满足生理性生命需要的动物性活动,并由此引申出对劳动非生产性和非自由性的批判,认为劳动活动创造的只能是动物而非“人”。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创造人”命题应该理解为,劳动活动既在生物学意义上创造了人的生命,也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创造了自由的、有意识的人;既创造了人自身,也创造了人的外部世界;既创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创造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对劳动活动社会历史性的选择性忽视和决定性贬斥,必然会导致对劳动的片面性理解与异质性误读,而将自由理解为不劳动的自由、离开劳动谈自由,也必然使自由沦为抽象的虚幻,抑或注定只能成为少数人的现实。站在现实的、多数人的立场上,就必然要承认,全部人的境况都由劳动决定,其改善也只能通过劳动本身来实现。

平台零工劳动中“消费者控制”的生成及其本质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利用技术将海量消费者需求与终端劳动力相桥接,生成了全新的“数字零工—平台—消费者”的多元关系结构。为了在加强劳动管控的同时提升消费体验,增强用户黏性,平台通过赋予消费者部分控制权,以实现对数字零工的合力管控,由此生成全新的“消费者控制”模式。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使处于底层的数字零工面临劳动评价扭曲、劳动压力过大、劳动关系模糊等诸多困境。在消费者控制的表象背后,实则是资本更加隐蔽而深入的剥削。基于此,亟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平台、劳动者、消费者等共同参与的零工治理新格局,助力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

平台资本主义对“玩劳动”的三重剥削探颐

基于互联网技术与平台资本合谋的网络游戏产业改变了已有的劳动形态和组织形式,导致资本形态和吸纳形式有了全新构型。“玩劳动”作为游戏平台资本经济运行增长的源动力,重塑了劳动形态和组织形式,构型了全新的资本形态和吸纳形式。数字技术与游戏资本的勾连,使得人的劳动在平台经济发展中遭受异化,从而使人与人、人与平台、人与资本之间的回应呈现为越与资本反抗越深陷资本裹挟之中的境况。因而,只有通过对玩劳动在不同平台中的不同存在形态进行研究,阐述玩劳动的运演形式,解析玩劳动在平台资本控制下的异化状态与剥削环节,才能解蔽游戏资本逻辑对玩工们日常生活、情感社交、意识形态的深度渗透与入侵。同时,通过对网络游戏平台、游戏陪玩平台与游戏直播平台三重层层深入的资本剥削进行批判与反思,揭示玩工们一步步丧失娱乐体验、遭受情感异化、接受精神与身体的双重驯化,最终被褫夺游戏本真的自由精神,生命进程也随之被促逼转化为机械性的过程,在平台资本闭环的抽象机器装置中被全面异化和剥削。

个体生存社会化的理论内涵及时代意义

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在使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与壁垒不断打破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新挑战,人类之间需要通过共同联合、构建共赢共存的“命运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抵御风险、实现自我发展。个体生存社会化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它建立在劳动创造人和人类历史的理论基础之上,指的是人类克服和超越了自私化生存,按照生存社会化的原则联合行动以保障每个个体都能够共生共存,其目的在于通过社会理性的支撑来保障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个体生存社会化的实现也预示着劳动幸福的实现。个体生存社会化理论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不仅能为美好生活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价值指引和理论支撑,还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借鉴作用。

论数字劳动幸福权

劳动是幸福之源。数字劳动作为人类劳动方式的最新样态,与人的数字化生存具有直接同一性,数字劳动幸福权与人的数字化生存质量具有高度相关性。提升人的数字化生存质量,需要坚决捍卫人的数字劳动幸福权。维护数字劳动幸福权的前提,是从本体论层面上认清什么是数字劳动幸福权。数字劳动幸福权是数字主体通过劳动获得属人的属性而获取深层愉悦体验的权利。准确把握数字劳动幸福权这一概念,有必要将之与数字活动幸福权、数字劳动幸福观以及数字劳动幸福感等做进一步的辨析。确证并肯定人的本质力量、唤起并增强人的劳动意愿、发展并提升人的劳动能力,是维护参与主体数字劳动幸福权的有效路径。

城市美好生活中劳动幸福权的三重维度

宜居宜业是人们对于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宜居宜业城市建设实践中,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一个人的劳动幸福权是良善社会的必备条件。劳动幸福权主要包括三重维度:从价值维度来看,劳动幸福权是城市美好生活的价值旨归,“美好生活的人”存在的理想状态是获得劳动幸福权;从动力维度来看,不断增长的劳动幸福权是美好生活的发展动因,有助于推动美好生活意蕴深化;从实践维度来看,劳动幸福权是助推城市美好生活实现的具体途径。人们通过赢得劳动幸福权而获取自我价值认同,更好地发挥自身潜能,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探讨劳动幸福权与城市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对于践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新时代使命要求,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马克思理论中的自由时间与休闲——劳动理论研究的另一维度

结合马克思理论中有关自由时间与休闲的论述,从新的维度对劳动理论作了探讨。认为作为马克思劳动理论创新点之一的自由时间,为休闲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休闲是个体性与社会性、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自由时间异化、劳动异化和休闲异化具有历史同一性。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休闲理论的价值取向,因此,合理利用自由时间,是马克思休闲理论的题中之义。

美好生活视域下劳动精神培育研究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航向。马克思在对资本社会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批判中勾勒出未来的美好生活。习近平从人民群众的多层次需要出发,明确了美好生活的现实样态。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劳动需要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同频共振,后者即体现劳动者精神意志、价值原则和能力素质的劳动精神。受现代性和前现代性因素的影响,劳动精神遭到严重削弱,出现了劳动意志缺失、劳动观念失当、劳动能力退化以及浪费劳动成果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个人和网络六个维度来综合施策。

论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三重维度及其“两个结合”实践指向

梳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思想内核,有助于回应当前理论和实践领域在劳动问题研究中的困惑。人类学意义上的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第一个层面,它的基本观点是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在劳动问题上的世界观。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代表的私有制社会形式下的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第二个层面。在私有制社会形式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相矛盾,劳动成为异化劳动,并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外壳,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劳动问题上的社会观。解放意义上的劳动,则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第三个层面,是马克思主义在劳动问题上的价值观。劳动的解放要求社会革命,只有摆脱了社会形式与人的矛盾,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之中,劳动才会成为人的第一需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价值和意义必须要在实践中理解,其生命力与解释力在于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对象化劳动理论及其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意义

马克思对劳动问题的研究揭示了劳动形态发展与文明形态演进之间的内在联系。而文明形态与劳动形态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借助马克思的对象化劳动理论透视劳动形态对于文明形态的建构作用,可以发现当代数字化劳动不仅印证了马克思对象化劳动理论所构想的社会发展趋势,更为未来新形态“联合劳动”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故而,对象化劳动理论不仅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提供了方向性的启示。

异化劳动理论及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基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系统阐释和完整解读,明确了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一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在《手稿》中,马克思正式提出了异化劳动思想,通过劳动对象的异化、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主体的异化及劳动关系的异化四重维度,对异化劳动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异化劳动理论对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通过大力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共同享有、充分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切实夯实我国劳动工人的主体地位、积极构建劳动主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可以保证社会的劳动正义及共同富裕。

内容、特征、价值和路径:习近平劳动观的四重向度探赜

习近平劳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相互贯通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劳动观内涵丰富,意蕴深邃,包括劳动主体观、劳动目标观、劳动原则观和劳动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和时代性的鲜明特征,为培养爱岗敬业道德品质提供了思想指引,为形成热爱劳动的社会风气提供了价值导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精神支撑。弘扬习近平劳动观,需要以党员干部身体力行为模范,大力发扬劳动观;以群众日常贯彻落实为基础,大力传播劳动观;以对青少年加强劳动教育为重点,大力宣传劳动观,推动以劳动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数据驱动机制的批判——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

数字资本主义视域下,数据驱动机制的批判是在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四个原则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数据驱动机制是以数据的收集与储存、可视化、分析、挖掘(利用)作为核心支撑,是数据资源到数据商品、数据要素到数据资本,逐步实现数据自身价值化,并以最终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循环过程。其中,数据的收集与存储是提取数据价值的基础;数据可视化监控机制下伴随着虚拟自由与真实控制;数据算法分析下资本雇佣的有酬劳动与非雇佣的无酬劳动;数字劳动过程中资本挖掘(利用)数据价值进行垄断。基于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四个原则,对数字劳动过程中数据驱动机制的进行批判,以期了解劳动过程中数据的逻辑。同时,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鉴此,发展中国特色市场经济需要加强对劳动过程中数据的分析。

溯源·内涵·价值:习近平劳动观的三维释读

习近平劳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劳动观的形成主要源于理论维度、文化传统、现实关照、实践养成四个层面。习近平劳动观的理论内涵从劳动价值观、劳动创新观、劳动幸福观、劳动教育观、劳动实践观、劳动精神观、劳动共享观等维度对“何为劳动”“为何劳动”“如何劳动”等问题作了科学回答。习近平劳动观的主要价值在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培育符合时代要求的劳动者,汇聚劳动力量助力民族复兴伟业。

新时代背景下劳动幸福论的实现路径

劳动幸福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奋斗幸福观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劳动幸福论从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出发,揭示了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体现了马克思对于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实现人类幸福的深刻思考。然而,劳动的异化导致劳动成为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生活的目的,劳动幸福难以实现。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劳动幸福有赖于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赓续发展马克思劳动幸福论,大力弘扬新时代奋斗幸福观。

工作生活平衡计划的构成及其实施策略

工作生活关系是影响员工职业生涯发展与个人生活幸福的重要因素。文章分析了工作生活平衡计划的构成,并从企业和个人角度提出了工作生活平衡计划实施的策略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以及湖北省入户调查数据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从离职率、目前就业任期及劳动合同签订三方面来微观考察其就业稳定性。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不强,其中个人离职率主要受性别、年龄、工资收入、教育及区域等因素的影响;年龄、婚姻状况、工资收入及城市城市生活意愿则对目前就业任期产生显著影响;影响劳动合同签订的主要因素则是工作单位性质、从事行业及城市生活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