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下治安共同体构建的路径研究

近年来,治安共同体成为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重要抓手。然而,由于价值疏离化下的共识瓦解、社会原子化下的关系割裂以及权力碎片化下的协同不足,使得多元主体难以在社会治安治理中形成整体性合力。党组织的权威嵌入和枢纽作用为治安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新的联结路径,即通过政党文化整合下的价值联结推动了治安共同体的共识凝聚,通过政党社会整合下的关系联结织密了治安共同体的治理网络,通过政党行政整合下的制度联结激活了治安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同时,党组织在治安共同体塑造过程中的主导性,还呈现出“行动主义”的逻辑取向与“简约主义”的治理智慧,这使得其在应对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治安治理事务中展现出巨大优势。

“双减”政策执行阻滞:发生逻辑与消解策略

“减负”政策执行难是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老大难”问题,在“双减”政策实践中表现为:基层政策表演式执行、选择式执行以及抵抗式执行。从“利益结构-社会文化-参与主体”三重维度对政策执行阻滞的发生逻辑进行诠释发现:政策执行的利益结构:成本分散-利益集中,社会文化:不平等的职业观与功利化的教育观,参与主体:行政吸纳社会、利益主体失语,这三重因素共同导致了政策执行阻滞的生成。本研究基于“嵌入理论”,从价值观念嵌入、执行方式嵌入、社会参与嵌入和监管模式嵌入等四个方面提出执行阻滞的消解策略。

情境、权力与技术:乡村动员式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江苏省T村空间治理实践的考察

在乡村软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以互动协商为特色的动员式治理成为基层推进乡村振兴的常用方式。对乡村动员式治理作全过程的解构发现,情境、权力、技术是理解其发生逻辑与运行逻辑的关键要素。“弱压力—高风险—低配套”的制度情境与强阻力的生活情境共同构成了动员式治理的发生条件,国家与社会互嵌从组织基础、认同基础、社会基础层面提供了动员式治理的权力基础,价值、关系、资源、制度等动员工具的技术化配置塑造了动员式治理的运作风格。从本质上看,动员式治理的过程同样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持续再生产过程,其兼顾了科层有效性与社会有效性,是柔性转向情境下乡村治理机制的一种理性表达。

新质公安战斗力的现实背景、理论解构与质态提升

新质公安战斗力是中国特色公安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新范畴,它的提出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将公安队伍建设置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而提出的重要概念,意味着公安核心战斗力质的变化和跃迁,具有动态发展的性质。新质公安战斗力科学客观地体现了公安工作现代化面对的政治方向之新、形势任务之新、构建理念之新、内涵要义之新、核心要素以及使命愿景之新。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要高站位强化政治建设,宽视野运用系统观念,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深层次提升科技赋能,全方位抓好人才队伍。

地方改革试点的实践样态与行动逻辑--基于“激励-问责”协同性框架的多案例分析

改革试点是一种重要的治国理政机制。中国的改革试点不仅是一种纵向的分级制政策实验,在横向上地方改革试点还表现出明显的地方性差异。改革试点对应的是宽泛的政策指导与政策的灵活性,政策执行的条件将直接影响地方改革效能。在地方改革试点中,激励结构与问责力度是影响政策执行的两个关键要素。基于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多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问责强度和资源禀赋构成了地方改革试点的使动条件,地方主政者的行动态度、行动空间和行动能力构成了地方改革试点的能动条件,两者协同促使地方政府采取争先创新、稳妥有序、应付避责与象征执行的行动策略。因此,在地方改革试点中,要营造更具包容性的政策环境,建立相对均衡的制度结构,激发地方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以提升地方治理效能。

公安领导干部数字素养理论建构、驱动效应及提升路径

数字时代,公安领导干部的数字素养水平已成为影响公安数字化改革的重要因素。本文依据胜任力冰山模型和洋葱模型,从数字认知、数字技能、数字治理、数字态度四个维度构建了公安领导干部数字素养理论框架。公安领导干部数字素养主要包括数字技术认知、数字公安认知、数字前瞻意识、数字信息素养、数字沟通素养、数字决策素养、涉警舆情处置、数字警务服务、数字安全素养、数字伦理素养十个维度,并在公安数字化改革的不同阶段发挥着打破平衡、推动变革、巩固成果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激活公安数字化改革的内生动力,驱动公安工作数字化发展,建议从认知引领、系统培训、制度保障等路径提升公安领导干部的数字素养水平。

警察职业安全与健康风险因素分析评估及对策研究——基于风险管理标准建设

警察①是高风险职业,因公伤亡高发或罹患重大疾病源于警察职业特殊性,预防警察职业伤害发生,保证警察健康从警是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前提和基础。在明确危险源、危险和有害因素及其与风险因素本质联系基础上,对可能导致警察职业伤害的风险因素分类辨析,依据国家标准,从人、物、环境、管理不同维度,对警察职业安全与健康风险因素进行评估,基于LEC法结合警务特点,将警察职业伤害类型分为心理健康问题、生理性疾病和人身安全危险,确立取值标准并形成风险清单,提出风险管理流程和对策,为建立警察职业安全与健康风险管理标准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使命感对民警任务绩效的影响机制

使命感对于坚守在公安战线上的广大民警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通过对收集的406份相关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分析,探讨了使命感对民警任务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显示,使命感通过工作意义的中介作用对民警的任务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而工作意义要通过组织认同和工作投入两条路径作用于民警的任务绩效。研究结果可以为改进公安管理工作、提高民警工作效能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特色公安情报工作体系研究——基于20年探索的系统思考

[研究目的]通过对公安情报工作20年探索的系统思考,揭示当代公安情报工作的发展全貌和基本规律。[研究方法]运用文献调查和实践调研方法,分析20年我国公安情报工作体系建设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提炼中国特色,总结公安情报工作体系的基本规律。[研究结论]中国特色集中体现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公安改革需求、坚持内外资源深度融合等方面。认为应构建“一体六翼”中国特色公安情报工作体系。“一体”指“情报、指挥、行动”一体化总体牵引的工作机制;“六翼”指情报应用在预防、管控、侦查、法治、服务、保障等公安工作六大综合功能和实战场景。最后,对学科专业建设、国家情报工作、公安实践发展提出相应建议。

团结抵御风险:韧性安全城市的社会治理之维

现代性的发展不可逆转,与之伴随的是不确定性强、复杂性高、危害性大且难以感知的现代风险。这构成了现代化的所谓自反性,对具有循规蹈矩、规避责任等结构性问题的科层制提出了严峻挑战。从社会的角度看,社会原子化和经济生活的高度组织化之间的反差,是风险社会的结构性成因。社会团结的缺失,又进一步加大了风险治理的困难。文章从社会团结理论出发,分析个体化危机对以行政力量为主导的应急管理模式构成的深层次挑战,提出应将应急管理引向为安全治理。通过吸纳社会力量,构建安全治理共同体,以提升安全治理韧性水平。改造个体间社会关系、通过治理行动促进多元主体团结、优化政府条块关系、培育社会共同体意识,是提升风险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党建引领是打造治理团结的关键因素。通过制度、机制、组织和文化的相互促进,实现个体的凝聚动员以及多方治理主体的价值整合与行动协同,确保在风险情境下发挥最大合力。

城市紧凑度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

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的基础性工程,可达性已经成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两大目标取向之一。目前我国城市发展中存在城市紧凑程度恶化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状况不佳并存的局面,从城市空间形态这一重要城市整体特性视角研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于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类主要公共服务设施为考察对象,量化测度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城市紧凑度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以及对不同类型设施的异质性影响,并检验公共服务设施规模分布和地方财政自主权对上述影响过程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紧凑度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影响呈现“U”型,目前多数城市处于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高财政自主权强化了紧凑城市建设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挤出效应,而设施规模越分散,城市紧凑度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的几何正向影响效果越弱。

“党政同责”、官员流动与城市环境监管——来自变更与任期的多维证据

中国地方官员的交流制度深刻影响主政行为。利用2011—2018年262个地级城市数据,区分市委书记、市长角色,通过变更、任期刻画流动,考虑多种交流形式和异质性策略,深度评估了官员流动的环境监管效应,为从政府行为视角理解官员流动的非预期影响提供了多维证据。研究发现,城市党政主要官员之一变更不利于环境监管水平的提升,党政主要官员同时变更或任期增加将提升环境监管力度;城市环境监管效应呈现市委书记为主导、市长协同的格局,2015年“党政同责”制度使该特征更加清晰,长任期情形下党政官员分工与互动能够促进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环境监管效应因交流形式、专业背景、是否升迁、有无环保部门任职经历而具有异质性。市委书记流动通过企业数量、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等渠道影响城市环境监管力度。政策启示是应重视党政主要官员之一频繁流动对城市环境监管带来的非预期影响,强化党委对城市环境监管的引领,形成党政协同高效的绿色发展激励格局。

农村简约治理变迁:背景、问题与出路

城乡融合发展带来基层治理事务属性变迁,对乡政村治分级治理模式提出挑战。信息技术嵌入带来简约治理模式转型,但脱离实体治理需要的技术约化制度,忽视超辖区交叠事务协同治理机制,使基层治理呈现形式清晰但实质模糊矛盾,出现“上动但下不动”及“有限主体互动”的困局。京郊B镇的技术赋能经验说明,加强治理过程主体关系协调,适配增加治理要素、构建扁平管理机制,能填补基层治理能力结构堕距,推动简约治理传统现代调适,实现合作治理的简约高效。技术型简约治理模式的有效运转,有赖要素衔接与补位治理机制,夯实主辅协同分级治理机制。

“非升即走”条件下高校青年教师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职业幸福感的中介作用

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驱动下,越来越多高校以“非升即走”制度来管理和考核教师。“非升即走”制度对高校和青年教师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诱发了部分青年教师的离职倾向。因此,有必要考虑高校青年教师的积极心理品质对其离职倾向的缓解作用,探讨青年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在积极心理品质和离职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文章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广东省部分实施“非升即走”制度高校的青年教师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高校青年教师的积极心理品质与离职倾向呈显著负相关,与职业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高校青年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与离职倾向呈显著负相关,职业幸福感在积极心理品质和离职倾向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因此,高校青年教师的积极心理品质既直接影响离职倾向,也通过职业幸福感对离职倾向产生影响。针对“非升即走”制度下高校青年教师离职率上升现象,高校应改革教师科研评价标准,突出学术成果的质量、创新性和贡献度,同时采取多种措施提升青年教师的积极心理品质和职业幸福感。

公安机关专门矫治教育权的法律规制与保障

公安机关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授权而获得专门矫治教育的调查、评估、决定和实施权。但该权力在行使时因立法授权不明、配套实施办法缺位等原因导致权力“异化”与“弱化”现象并存,具体表现为专业化公安矫治力量缺位、专门矫治教育适用条件不明、评估程序虚化与决定程序简化、矫治实施缺乏可操作性指引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尽快出台《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工作实施办法》,明确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条件、年龄下限、矫治期限、人员管理、警力配置,规范和保障公安机关依法用权,以确保“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获得高质量教育矫治,尽快回归正常、归复社会。

行政激励的村治悖论与实践出路

在乡村治理转型过程中,行政激励日益成为地方政府调动村级组织开展工作的重要方式。囿于村民自治制度的限定,乡村治理转型中的行政激励取向推动了村治主体的更替和重构,表现为村干部的职业化、行政化、年轻化、条线化和流官化。行政激励取向下的村治主体再造隐含了激励结构的生产,从而促进了体制性压力传导,这也在无形之中改变了村庄治理结构,村级组织在事实上成为科层制的末端。村庄治理的一线特征决定了激励结构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张力,故行政激励机制扩张可能导致治理场景的悬浮和治理团队的分裂,治理结构脱嵌于乡村社会,行政激励释放的动力陷入激励结构的内部循环,导致激励的内卷化。实现激励与治理的相容,须超越单向的行政激励和控制思维,激发村庄内生治理活力,为此,应通过自下而上的动员激励扩展行政激励的链条,在行政激励中兼顾激励对象的个体化和治理结构的整体性、村治动力和村治能力的均衡,形成多元、包容且富有弹性的激励结构。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基层青年公务员主动担责行为影响机理研究: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在新时代背景下,明晰基层青年公务员敢变革、善作为的主动担责行为背后复杂且动态的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激励青年公务员扎根基层建功立业是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文章构建“高承诺工作系统—心理授权—公共服务动机—主动担责行为”的链式中介模型,在2个时点上收集315份基层青年公务员的数据进行验证。结果显示: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基层青年公务员主动担责行为有正向影响;心理授权与公共服务动机均在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基层青年公务员主动担责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授权与公共服务动机均在高承诺工作系统对基层青年公务员主动担责行为的影响中起链式中介作用。基于此,为进一步激励基层青年公务员的主动担责行为,提升基层青年公务员的活力和能动性,需要多方发力,在构建高承诺工作系统的同时尤其要重视增加基层青年公务员心理授权,提高基层青年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

公安英模精神培育形成的内在逻辑论析

公安英模精神是人民警察崇高精神、道德风范、信仰信念、顽强斗志和意志品质的生动反映。其历史发展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发轫、健全、完善三个阶段,是人民公安近百年矢志践行使命任务的结晶,此为其培育形成的历史逻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其主要理论渊源,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契合,此为其理论逻辑;其本身的历史穿透力和公安队伍建设、公安思想宣传工作等的现实需要构成其实践逻辑。

安全感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信任机制的检验

基于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构造包括工作安全感和居住安全感的安全感指标体系,检验安全感对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居留意愿的影响及机制。发现安全感显著影响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但居住安全感主要在居留意愿较低的阶段上发挥作用,之后则主要受到工作安全感的影响。和居住安全感的线性正向影响不同,工作安全感的居留意愿效应呈U型特征,这一结论比较稳健。以信任为机制的中介效应分析,检验了“安全感-信任-居留意愿”的影响链条。其中,人际信任和投资信任机制得以验证。安全感的居留意愿效应只在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群体中发挥作用,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到安全感的影响更大。最后,从破除流动人口社交内卷化、改善流动人口安全感知和发挥信任桥梁作用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