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权力与技术:乡村动员式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江苏省T村空间治理实践的考察

在乡村软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以互动协商为特色的动员式治理成为基层推进乡村振兴的常用方式。对乡村动员式治理作全过程的解构发现,情境、权力、技术是理解其发生逻辑与运行逻辑的关键要素。“弱压力—高风险—低配套”的制度情境与强阻力的生活情境共同构成了动员式治理的发生条件,国家与社会互嵌从组织基础、认同基础、社会基础层面提供了动员式治理的权力基础,价值、关系、资源、制度等动员工具的技术化配置塑造了动员式治理的运作风格。从本质上看,动员式治理的过程同样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持续再生产过程,其兼顾了科层有效性与社会有效性,是柔性转向情境下乡村治理机制的一种理性表达。

“双减”政策执行阻滞:发生逻辑与消解策略

“减负”政策执行难是我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老大难”问题,在“双减”政策实践中表现为:基层政策表演式执行、选择式执行以及抵抗式执行。从“利益结构-社会文化-参与主体”三重维度对政策执行阻滞的发生逻辑进行诠释发现:政策执行的利益结构:成本分散-利益集中,社会文化:不平等的职业观与功利化的教育观,参与主体:行政吸纳社会、利益主体失语,这三重因素共同导致了政策执行阻滞的生成。本研究基于“嵌入理论”,从价值观念嵌入、执行方式嵌入、社会参与嵌入和监管模式嵌入等四个方面提出执行阻滞的消解策略。

地方改革试点的实践样态与行动逻辑--基于“激励-问责”协同性框架的多案例分析

改革试点是一种重要的治国理政机制。中国的改革试点不仅是一种纵向的分级制政策实验,在横向上地方改革试点还表现出明显的地方性差异。改革试点对应的是宽泛的政策指导与政策的灵活性,政策执行的条件将直接影响地方改革效能。在地方改革试点中,激励结构与问责力度是影响政策执行的两个关键要素。基于全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多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问责强度和资源禀赋构成了地方改革试点的使动条件,地方主政者的行动态度、行动空间和行动能力构成了地方改革试点的能动条件,两者协同促使地方政府采取争先创新、稳妥有序、应付避责与象征执行的行动策略。因此,在地方改革试点中,要营造更具包容性的政策环境,建立相对均衡的制度结构,激发地方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以提升地方治理效能。

调适与弥合:基层“缝隙治理”中的政策执行研究

中国基层政策执行是在国家与社会间的缝隙场域中发生和推进的。在这一背景下,既有研究强调的简约治理或复杂网络治理都难以有力地解释政策的有效执行。在环境压力和组织资源约束背景下,基层政府在时间、空间和政策过程维度上发展出政策执行的各种调适机制,即借助日常与重要工作的共存、督察与迎检的联结、政策执行与考核的融合,来缩小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在发展、治理和政策上的差距,进而弥合科层体制与基层自治之间的缝隙。面对不确定的外部环境,组织与环境间张力拉紧,政策执行的弥合作用相应消减。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还需借助基层“松散关联型”治理结构缓解政策执行压力,促进党建引领下各类社区合作组织对于社群合作的引导,形成一种松弛而整合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县域自主性治理——基于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典型案例的考察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作为当代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与实践展开的“历史性—空间化”范畴,为“城乡中国”时代“并联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破解城乡之间结构性难题、重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既有实践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要素结构”和“空间结构”整合的县域自主性治理过程,仅从“家户—村落”的“村庄治理”小尺度,或模糊“家户—村落—乡镇—县城”外向贯通性的“县域治理”大尺度、不从“家户微型圈—村落小型圈—乡镇中型圈—县城大型圈”构成的“空间连续体”“功能有机体”和“市场统一体”的“县域单元”出发,将极大制约各类资源要素向“乡镇”和“村庄”融入,影响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质效。考察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党建体制融合型”“空间结构融合型”“文旅业态融合型”“人口流动融合型”“数字技术融合型”等5个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模式发现:建构基于“空间—要素”结构共治框架的县域城乡融合自主性治理共性范式,以“主体推动—过程驱动—政策联动”三维互动实施机制全面提升城乡融合发展县域自主性治理能力,对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启示和实践意义。

规则下乡何以促进村庄自主性——基于浙东张村的田野调查

增强村庄自主性是实现村庄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通过对浙东张村田野调查,基于规则下乡赋予的自主空间,进一步促进了村庄自主性,服务村庄有效完成了国家治理任务和回应群众诉求。规则下乡促进村庄自主性的形成,具体表现为创新执行上级实质性工作、灵活应对上级形式化工作、精准实施内生实质性工作和简约开展内生形式化工作。规则下乡促进村庄自主性的形成机制主要为:适度组织嵌入激活组织动员,推动村庄主动完成治理任务和回应群众诉求;灵活资源嵌入提升治理能力,赋予村庄有效增强治理能力和营造自主空间;科学考评嵌入推动政策执行,引导村庄科学配置治理资源和调试治理方式。

技术与组织互构:基层治理者的数字负担及其应对——基于上海市X街道数字治理平台的案例研究

数字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新范式,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数字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基层治理效率,但在面对“减负增能”的政策导向时,实际上基层治理者正普遍地面临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压力增大等数字增负效应。基于上海市X街道数字治理平台的经验研究,文章搭建了“数字技术—基层治理者—社区居民—科层组织”的分析框架,以类型化方法区分了基层治理者的组织性负担、技术性负担、主体性负担与互动性负担,并具体剖析了数字负担的形成原因及其应对策略。研究发现,基层治理者的数字负担主要包括组织性负担、技术性负担、主体性负担以及互动性负担。在基层数字治理实践中,四种数字负担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再生产的生态系统,这一循环过程构成了数字治理的复杂压力。

空间生产视角下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营造——以老旧小区电梯加装为透镜

共同体蕴含情感性与空间性两个基本要素。既有的社区共同体研究较为突出社区认同等情感性要素而忽略其空间性要素,而今天的城市社区作为邻里空间,承载着各种关于空间连接、割裂与冲突的社区记忆,因而有必要把空间性带回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基于南方G市J小区电梯加装的田野调查表明:电梯加装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的生产过程,也是作为社会关系载体的社会空间生产的过程,还是作为精神空间的价值观念的再生产过程。在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要营造好社区治理共同体,就要在强调社区物理空间特征的同时,重视社区作为社会空间在丰富社会联结方式、重构社会关系方面的独特价值。

城市紧凑度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

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的建设是打造宜居城市的基础性工程,可达性已经成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两大目标取向之一。目前我国城市发展中存在城市紧凑程度恶化与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状况不佳并存的局面,从城市空间形态这一重要城市整体特性视角研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于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类主要公共服务设施为考察对象,量化测度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城市紧凑度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的影响,以及对不同类型设施的异质性影响,并检验公共服务设施规模分布和地方财政自主权对上述影响过程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紧凑度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影响呈现“U”型,目前多数城市处于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高财政自主权强化了紧凑城市建设对于公共服务设施的挤出效应,而设施规模越分散,城市紧凑度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的几何正向影响效果越弱。

风险治理市场化:责任过载时的基层政府避责行为研究——基于J市Y镇保险政策实践过程的观察

文章以J市Y镇农村保险政策实践过程为例,借鉴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构建了一个由外部变量、行动舞台、相互作用模式等要素组成的分析框架来探讨基层政府避责行为。研究发现,避责行为是在由社会风险和责任制度等外部变量形塑的履责困境中,基层政府出于责任最小化目的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外部变量包括社会风险属性、责任制度以及责任规避共识,三者之间的互动共同塑造了基层政府的履责困境。在此行动情境中,基层政府为避免被问责,依托保险工具将治理责任向其他主体转移,各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以责任转移为主要特征的相互作用模式。其内含的责任转移机制包括“利益合谋”的市场化机制、“考核排名”的行政化机制以及“村社动员”的社会化机制。基层政府的避责行为导致了风险治理的市场化。避责行为一方面为基层政府营造了自主治理空间,但另一方面也造成风险治理责任在村庄层面堆积、滋生新的治理风险等困境。

行政激励的村治悖论与实践出路

在乡村治理转型过程中,行政激励日益成为地方政府调动村级组织开展工作的重要方式。囿于村民自治制度的限定,乡村治理转型中的行政激励取向推动了村治主体的更替和重构,表现为村干部的职业化、行政化、年轻化、条线化和流官化。行政激励取向下的村治主体再造隐含了激励结构的生产,从而促进了体制性压力传导,这也在无形之中改变了村庄治理结构,村级组织在事实上成为科层制的末端。村庄治理的一线特征决定了激励结构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张力,故行政激励机制扩张可能导致治理场景的悬浮和治理团队的分裂,治理结构脱嵌于乡村社会,行政激励释放的动力陷入激励结构的内部循环,导致激励的内卷化。实现激励与治理的相容,须超越单向的行政激励和控制思维,激发村庄内生治理活力,为此,应通过自下而上的动员激励扩展行政激励的链条,在行政激励中兼顾激励对象的个体化和治理结构的整体性、村治动力和村治能力的均衡,形成多元、包容且富有弹性的激励结构。

人工智能何以驱动基层注意力敏捷分配——基于S市“河湖风险预警系统”的个案研究

注意力分配是政府治理的核心议题。关于如何驱动基层注意力分配,现有讨论存在两条路径,即压力驱动主义与技术替代主义。压力驱动主义主张压缩基层注意力分配的自主空间,技术替代主义则认为应该用数字技术替代基层的日常履职。但这两条路径均难以兼顾政策制定与基层任务实施的需要。通过对S市“河湖风险预警系统”的个案研究,发现在高压驱动与技术替代之外,存在人工智能驱动注意力敏捷分配的“第三条道路”,即基于人工智能构建虚拟联动网络、实时供给信息、动态配置资源、敏捷引导基层应对治理风险难题。“敏捷调适—敏捷整合—敏捷简约”构成了其驱动的三重逻辑:在敏捷调适层面,利用人工智能的“五全”特征调适基层路径依赖,建立网络协同结构,赋予技术问责的合法性;在敏捷整合层面,借助人工智能的预警能力,整合了多部门绩效,补全了社会参与,理顺了多部门间的责任次序;在敏捷简约层面,人工智能的差异化减负释放了基层活力,持续预警降低了注意力动态配置成本,风险等级化为基层提供了容错空间。未来,应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对基层注意力分配的敏捷驱动力,让基层注意力在“控制”与“灵活”之间寻找新平衡,为任务执行提供智能研判、对未知风险实施主动预防,进而实现基层治理的减负增效。

驱动型统合: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一个理论阐释——基于全国98位“第一书记”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发展相对落后乡村是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也是社会变迁背景下复杂性治理的重要场域,多元共治是此类场域的理想治理模式。通过选取全国98位“第一书记”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采取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出驱动型统合治理概念,用以阐释政党统合驱动乡村共治的实践机制及内在逻辑。具体而言,在乡村治理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人格化代表的执政党运用包含赋权型统合、经营型统合和动员型统合三大实践机制在内的驱动型统合机制,激活了乡村的政治势能、经济动能和行动效能,形成了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共治格局。这体现了“政党驱动社会”的内在逻辑,意味着政党统合力与社会凝聚力之间是交融互促的双向驱动关系,由此共同构成了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持久动力。

中国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扩散的组态分析

为揭示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扩散的动因,以新制度主义理论、资源松弛理论和组织适应理论为基础,结合地方政府实践情况,构建了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扩散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从组态视角分析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在我国城市间扩散的原因和机理。研究发现,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的扩散并非单一因素作用所致,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归纳得出三类条件组态:压力—适应型,即公众诉求和技术应用能力推动地方政府采纳;适应型,即具有较高数据治理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地方政府会积极采纳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以适应数字化趋势;压力—资源型,即城市化率、公众诉求和数字经济水平的组合作用会促进地方政府采纳政府首席数据官制度。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权力配置逻辑——基于功能主义的分析

开发区作为培养经济增长点的载体,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不明,出现运行机制不畅通、合法性控制方式不足、人员结构复杂等问题,其合法性困境是规范主义无力解释能动型行政的结果,同时是改革开放赋予开发区“先行先试权”对法秩序稳定性的突破。目前,对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身份的合法性要求难以通过预设型的规范主义路径完成,可以通过秉承实践理性、演进主义的功能主义方法对其施以有效控制,从而完成对其权力配置的合法性解释。

数字政府建设何以优化营商环境?——以A区的行政审批改革为例

营商环境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各地政府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A区的行政审批改革是数字政府建设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数字政府建设助推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机理在于数字化的运作方式有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纾解权力不透明及改善服务不到位等问题,还有助于促进决策科学化和强化风险预测的前瞻性。地方政府要坚定数字化的发展理念,完善数字化的制度安排,夯实数字化的行为实践,以数字政府建设助力营商环境优化、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美丽乡村建设中基层政府行为优化策略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基层政府作为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实施主体,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必须进一步优化基层政府行为。基层政府要通过科学规划统筹美丽乡村建设,完善美丽乡村制度建设,优化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强化美丽乡村建设资金投入与人才要素保障,加强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双向沟通等途径,推动乡村建设在生态、文化、产业等方面高质量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梗阻与实践路径研究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是要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农村治理现代化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实现乡村振兴这一目标必须要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实现乡村善治。乡村管理人才短缺、法治德治短板严重、乡村文化价值缺失、乡村治理体系有待完善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突出一系列问题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基于此,从增强人才力量支撑、强化价值引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拓宽经济发展途径等方面探索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领导兜底”:乡镇担责行为研究——基于广西昭平县C镇的考察

基于广西昭平县C镇的案例分析,构建“结构困境—自主空间—责任行动”分析框架,探究乡镇积极承担公共责任的策略与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置身于权责不对称的科层结构压力下,上级政府和公众的责任预期强化了乡镇权责困境;另一方面,科层治理挤压了乡镇的自主空间,致使乡村责任共同体逐渐瓦解,部分责任从村级组织上移至乡镇,形成卸责困境。乡镇通过事务分担机制、情感运作机制及角色激励机制将事—责汇集于领导层,形成“领导兜底”的担责机制,并以此重构责任行动。基于“结构—自主”维度,归纳出乡镇避责(下级担责)、乡镇担责(“领导兜底”)、无人担责、惯例担责等4种责任行动类型。“领导兜底”揭示乡镇运行绝非以避责为首要特征,组织结构与自主空间的交互作用催生出主动担责行为。

“问责接受区”:基层回避政策加码的一种解释——基于湖北省C镇乡村振兴衔接专项资金使用的案例分析

政策加码现象始终难以根除,回避政策加码现象也普遍存在。基于体制结构、问责制度及行动者差异的整体性分析框架,考察湖北省武汉市C镇回避政策加码行为,发现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源于晋升锦标赛下不确定性竞争事项强激励生产的动力机制、非正式制度弱化正式问责刚性约束的强化机制及积极官员助推“问责接受区”所形成的实现机制的综合作用。上述3项机制催生基层回避政策加码行为的内在逻辑在于,积极应对的基层官员围绕回避政策加码在体制结构、问责制度下创造了预期收益为正的区间,即“问责接受区”。“问责接受区”能为基层官员回避政策加码等冒险性政策执行行为提供普适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