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的山东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贡献研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典型案例。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奇迹,离不开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的英明领导和薛暮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苦奋斗。薛暮桥是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代表人物,他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经济实践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共同富裕,坚持公私兼顾,坚持国内外贸易相结合,尊重市场及各地差异。薛暮桥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重要内容,并对中国式现代化早期起步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谢觉哉家风的生成逻辑、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

2024年是谢觉哉诞辰140周年。谢觉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是“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家风作为红色家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马克思主义家庭观、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成于谢觉哉个人的实践经历,其丰富内涵集中表现于服务人民、为党献身的价值观,相互理解、互敬互重的婚姻观,清正廉洁、拒绝特殊的义利观,重视学习、谦虚谨慎的学习观,尊重劳动、艰苦朴素的生活观五个方面。在新时代注重家风建设的背景下,继承和弘扬谢觉哉家风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家庭文明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以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先行探索及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革命政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对自我革命先行探索的良好开端,不仅为新时代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成功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锻造了新型革命政党;土地革命时期,党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以自我革命精神破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党积极开展整风运动,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解放战争时期,全党以“两个务必”抵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进攻,在强烈的自我革命意识的指引下,探索了应对革命胜利后新挑战的新举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先行探索对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的启示。

方志敏在闽浙赣苏区的金融实践

方志敏在领导创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方针,在实践上成功地领导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济建设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方志敏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深刻认识到金融工作对于保障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的调整(1940—1942)

从1940年酝酿到1941年11月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在法律上完成第一次重大调整,边区、县参议会大幅度扩增权力,确实承担起立法、议政、监督同级政府的职能。同时,边区实行“三三制”,吸收大量党外人士进入各级参议会,扩大民主的基础。但因受多种因素影响,边区参议会扩权自有限度,实践中也呈现复杂而矛盾的样态。1942年底,边区参议会制度开启新一轮调整乃至重构。

革命课程话语的诞生——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课程改革,创造性地建构了承载着红色文化的革命课程话语,其形成经历了全民族抗战的国防课程、提高质量的正规化课程、联系实际的本土化课程、转向文化知识的新型正规化课程四个历史阶段。革命课程话语的知识谱系与内涵集中地反映在政治、国文、历史三科之中,表现出贯穿唯物主义精神,促进语言文字大众化,以人民为社会历史的创造者等价值取向。革命课程话语的文化实践与价值意蕴体现在充分发挥育人价值,发扬人的主体自觉性;推动民族解放与独立,形成民族认同;造就民族国家共同体,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承载红色文化,形成革命的优良传统,探索出了一条本土化的中国课程道路。

苏联远东中国高级列宁学校的建立及其影响

联共(布)为加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在苏联海参崴建立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该校是联系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平台,其历史使命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政治立场坚定、经得起考验的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其目标还包括提高远东地区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加强对华工的管理,进而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文化建设。

延安时期抗日根据地党报群众化报道模式探索

延安时期,《晋察冀日报》《边区群众报》《大众日报》等各抗日根据地党报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同时,着力将群众性原则落到实处,在新闻实践中结合地方历史与文化特点,探索使用群众化的报道模式,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群众、服务群众。

论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教育工作的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特别重视教育工作。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教育工作大致可以概括为国难教育、国防教育、生产(经济)教育和整风教育、战时(解放战争时期)教育这四个阶段。延安时期,党中央给予教育以非常重要的地位,明确制定了教育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服务的方针政策及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特别是“两次教育改革”在中国共产党教育史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页。延安时期教育工作的宝贵经验已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无线电报:中共早期对外传播的电子媒介实践

在百年中共对外传播媒介史中,20世纪30—40年代的无线电报传播是一个短暂而有影响力的阶段。文章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中共对无线电报从军事到新闻的应用有效实现了时间的压缩和空间的跨越,从而帮助其在对外传播上实现了社会场景的转移和融合,推进了国内外公众和国际社会对其政治理念的了解和认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历史逻辑、理论基底与体系构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蕴含“三位一体”的历史逻辑,即以对“中华民族”国族概念与其共同体内涵的辨析论证为思想主题,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为平台基础,以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探索为现实路径。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追溯推究中华民族的演化过程与内在结构,剖释缕析中国族际关系的共同体性质,擘肌分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各民族自治的关系机制,同时围绕组织领导、民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思想宣传、关系协调等多维度,形成了互为支撑、有机联系、协调统一的操作系统,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群众生活中有具象载体,在媒介传播中有形象呈现,在民族交往中有意象嵌合。

毛泽东对党性范畴的科学拓展

毛泽东党性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丰富和完善起来的。皖南事变之前,毛泽东对党性问题的思考主要在哲学层面,而皖南事变之后,这一思考就延伸到党的建设的实践领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提高到党性的高度,从而使党风与党性密切联系起来,这一方面极大拓宽和丰富了党性概念的内涵,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调查研究在全党范围的普及和深入,使之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

七七事变后北大学人的坚守与离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时局尚不明朗之际,困守北平的北大同人一面与日伪周旋、苦撑残局,一面思考日后的去留问题。文学院院长胡适奉命赴美从事外交工作,临行前致信北大同人,希望他们能在沦陷下闭门著述,做出更大的学术成绩。这封信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引发争议,周黎庵认为留平学人闭门著述无异于挂出遗民的招牌,变相承认敌伪的统治,在沦陷下不为逆民、便为顺民,不存在隐逸的空间。留平学人自身对闭门著述的生存策略亦不无焦虑,当沦陷已成定局后,纷纷选择离平南下。最终留平的北大教授如周作人等则面临更严峻的道德考验。

展示形象:展览会与晋绥抗日根据地的社会面貌

展览会是一个社会的“窗口”,集中展示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形象。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展示取得的新成就,中国共产党举办了丰富多样的展览会。其中,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展览会独具特色。在展览会场,展览灵活运用各种方式巧妙展示了晋绥根据地经济发展的物质景象;通过传输科学知识与新价值理念,呈现了根据地文明进步的人文形象;通过口头宣扬与对比展示,凸显了共产党民主与抗日的政治形象。从观众的反应来看,借助展览会向内外界传达了一个崭新的晋绥抗日根据地社会面貌,并对根据地建设与抗战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其他地区相比,在根据地举办的展览会具有独特的风格与意义。

延安时期党的青年工作的三维探赜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在延安时期,党的青年工作取得重要成绩。科学继承党做好青年工作的优良传统,动员青年参加抗日战争的时代需要,以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必然,构成党做好青年工作的时代应然。党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方式,推进青年工作的开展。创办各类学校和培训班,加强青年的文化政治教育;推进大生产运动与社会调查工作的协同开展,提高青年的社会实践能力;探索丰富有效的艺术形式,引领青年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创办组织机构和社会团体,凝聚青年力量。要辩证汲取党在延安时期做好青年工作的有益经验,扎实推进新时代的青年工作。党要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坚持对青年工作的科学领导,保证青年工作的合理方向,同时要契合时代任务做好青年工作,着力发挥青年的重要作用。

湘南起义的历史定位及与井冈山根据地的关系

1928年初爆发的湘南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领导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一次正规军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武装暴动。湘南起义不仅再度点燃了建军建政和开展土地革命的烽火,而且湘南起义部队奔赴井冈山,聚拢三支革命力量共同接受毛泽东、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为开辟中国革命道路、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可贵探索。

知情几许:长征决策的形成与释疑

1934年10月,为应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万里长征。红军长征是20世纪最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事件之一,是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改写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长征受到学界的持续关注,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均取得重要进展,推出了一些新结论,澄清了一些争议,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疑点。2024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在这一特殊时间节点对红军长征尤其是长征出发相关疑难问题进行研究探索,明晰长征决策相关重要史实,总结长征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启示,对于进一步深化长征历史研究、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我刊特邀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何友良、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蒋建农、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原副主任凌步机,分别就长征决策的形成与释疑、红军长征前准备工作及启示、毛泽东出击赣闽浙皖地区方略与长征决策等问题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今年正值国共两党实现第一次合作、携手进行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100周年。这次合作开了中国革命统一战线之先河。孙中山当时作为国民党的主要领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与发展,都作出了极大贡献。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及其时代价值

回顾党的百余年历史,构建文明型国家的历史自觉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探寻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明观生成于近代中国摆脱文明蒙尘的复杂历史语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核心内涵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进步主义为价值取向、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以坚守文明主体性为根基、以世界主义视野为情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文明观的基本内涵与价值目标。“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些新时代的重大文明论断是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明理想的继承与守正,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创新与升华。

1936—1945年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朝鲜革命关系

1936年初,中共东北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提出了更加符合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的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在东北抗战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加有力地推进了朝鲜国内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支援和推进朝鲜革命的方针政策主要是以东北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中的朝鲜民族党员、团员和指战员贯彻执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群体。这一段历史是中共东北党组织正确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树立东方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的历程,是东方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也是以生命和鲜血坚实地奠定现代中朝友谊基础的宝贵的历史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