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子诊断——以山西省为例

在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定量分析山西省11个地级市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关系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结果表明:(1)各地级市乡村旅游水平、农村人居环境水平的区域差距较大,且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2)晋中、临汾和运城为中度耦合协调级乡村旅游领先型,晋城、长治和吕梁为中度耦合协调级同步型,太原和阳泉为中度耦合协调级乡村旅游滞后型,忻州和大同为勉强耦合协调级同步型,朔州为初级耦合协调级乡村旅游滞后型。(3)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机构是限制山西省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障碍因子,且7个维度的障碍分布状况差异较大,各地级市的关键障碍因子并不一致。(4)山西省今后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优化乡村旅游供给,并结合各区域的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子状况,采取合理措施推动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持续协调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维度、基本问题与实现路径——基于中西部农村治理实践的讨论

在梳理既有学术积累基础上,本研究厘清了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并将其实现机制划分为利益协同机制、权利义务协同机制和情感协同机制三个维度,进而结合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阐释了三个维度的实践境遇及其形塑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是共同体蕴含的鲜明实践性,还是治理主体关系形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均表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键不是技术治理内部调整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供给和制度改革,而是涉及基层治理模式调整的治道议题。结合中国国家治理传统,借助当下财政和体制资源实现农村基层的“再组织化”,以提升村庄社会自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有效实践平台、统一基层政府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可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新乡贤”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其中人才是关键。政府鼓励“新乡贤”回乡参与乡村振兴,缓解乡村振兴人才短缺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新乡贤”作为传承乡村文明的重要力量,通过长期定居、短期服务、项目投资、返乡创业等参与乡村振兴;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引领乡村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有效治理、提升乡村服务水平等领域有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地方政府通过为“新乡贤”提供温馨的生活环境、创造良好的工作平台、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有公信力的评价体系,挖掘“新乡贤”的潜力,激发“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完善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乡村治理却出现了一些效能低下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应该充分重视乡村区域差异和村庄事务类型差异,厘清阻碍基层治理有效的现实因素;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挖掘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的理论资源。基于上述分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优势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三治之中,自治是建立村庄内生秩序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基本前提,法治是界定不同类型的村庄治理边界并优化相应问责容错机制的制度保障,德治是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并有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的价值导向。三者的良性互动为优化资源下乡、完善基层治理、克服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意味着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将承担更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为此,需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有效的高度统一。就其联系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前提与价值导向,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则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与本质要求,由此表现出二者互为实现途径与目的的内在耦合关系。就其理论逻辑而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内在统一的思想奠基是其理论本源,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与乡村治理思想内在统一的现实指引是其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乡村治理思想的当代升华是其理论底蕴。就其实现路径而言,需坚持和加强党建引领,强化统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筑牢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机制;积极推动城乡融合,激活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动力。

“千万工程”经验助推乡村建设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

“千万工程”成功推进了浙江整省全域的乡村振兴,对于当下推进乡村建设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一,“千万工程”经验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它继承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和党在乡村建设中的宝贵经验,传承并发展了中华五千年乡村建设史中的优秀传统,总结了世界乡村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经验教训,并在自身21年的实践史中不断自我完善,展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第二,“千万工程”明确了乡村建设的目标原则,对于破除当前乡村建设中忽视农民主体地位、破坏生态环境、无视历史传承等问题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为我们解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乡村”的重要问题。第三,各地在推广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实践中,必须坚持久久为功、量力而行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将“千万工程”视为一种刻板的教条,而要深刻参悟其中蕴含的理念方法和价值取向。

多中心协同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江苏C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经验诠释

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出发,构建“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多中心主体下的协同治理机制,聚焦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生成机制和运行逻辑,并以江苏省C县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实践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解析。研究表明,多中心协同治理是一种节本增效且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具备中国乡村场域的现实支撑,即主要通过沟通协作、资源整合、目标耦合以及利益联结,明确治理体系中各主体的功能定位,进而对行政规制、市场经济、村民自治、社会参与等进行界定分工,由此有效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激励相容与优势互补,最终形成治理合力。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视域、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途径。作为一个发展视域性命题,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超越微观服务质量管理逻辑。数字技术突破时空、资源限制,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让农业农村农民提升人力资本、享有数字红利与共享公共服务资源,促进微观农民个体的全面发展、中观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宏观城乡融合发展。公共服务数字化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重要机制,然而现实中存在数字人才、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资源配置等三大限度。超越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现实限度,要从农民数字素养培养、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城乡数字公共资源体制改革等方面着力,以更好发挥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必要性、问题及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道。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但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存在治理主体认知和能力不足,治理制度作用发挥不足,人才、资金、资源要素不足等问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实践可施行双主体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消除城乡差距,吸引人才、资源、资金“逆流”乡村,以此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找回群众与双向赋能: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有效的韧性机制——基于C村美丽屋场建设的个案考察

治理有效是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基本目标。本文从群众路线视角出发,对C村“党建引领美丽屋场建设”实践探索进行剖析,探讨党建引领与乡村治理有效之间的机制。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在于,通过群众动员和组织建构两种策略,在过程层面促进党领共治的治理行动生成,在结构层面实现党领共治的治理网络重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在于,以政党力量融入为牵引、以群众路线回归为主线,实现农民群众主体性回归和村民自治的职能归位,进而以“政治引领自治、行政助推自治”的双向赋能,充分激活乡村社会自主治理效能,持续形塑乡村治理有效的韧性机制。

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理论逻辑与实践支持

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耦合是实现我国农业强国目标的重要路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基本要求,也是让广大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效方案。在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耦合的过程中,应明确二者耦合的主体逻辑、运行逻辑、情感逻辑,以解决“三农”问题为根本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以鼓励各方共同参与为路径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格局,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现代化乡村建设征程。在此基础上,还应改善农业产业结构,优先发展农村农业,打造乡土人才队伍,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2023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高峰论坛”为例

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属当下我国重点发展方向,而作为其核心要素之一的农村区域社会治理创新,更是迫在眉睫并意义重大。然而,面对农村社会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与改革转型,囿于传统观念的治理模式显然已无法高效地解决当今环境下所涌现出的诸多全新难题。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困境及对策探究

保护农村生态环境,高效利用自然生态资源,不仅可确保生态经济系统稳定,保障农产品品质和安全性,还有利于形成绿色兴农的发展新格局,彰显生态发展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提倡全民共治农村生态环境,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条件,切实处理好生态环境问题。当前我国很多乡村地区都实施全面振兴战略,但还存在一些尚待处理的生态环境问题。本文明确表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进而提出面临的主要困境,探索针对性治理对策。

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管区制与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管区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设置,在乡镇与村级治理单元之间建构出实体性质的中间结构,具有低成本、非正式性和制度稳定性等特点,成为乡镇政权的延伸。管区设置虽然增加了乡镇内部的“委托—代理”层级,但通过行政体制上的形式化设置和实践中的非正式运作,具有了超越科层体制约束的优势,借助激励动员和组织重构实现了有效治理。管区借助乡镇内部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不变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机制创新,实现了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匹配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的需求,成为当前强国家治理背景下探索乡镇治理现代化的一条可行路径。

乡村建设行动中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过程及运行机制——以Q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为例

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目标,要求其向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模式转变。治理共同体依托于乡土社会长期孕育的共同情感,是一种富有弹性、可依情境变化而被灵活建构的治理样态。对Q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案例研究发现,乡村建设行动中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遵循着“激活-形塑-行动”的整体过程。需求与资源两种要素的双向耦合刺激“共同意识”的生成,而通过共识汇集、规则筛选和约束吸纳三重维度,治理共同体得以形塑和明确行动边界。在具体行动中,民主协商、核心领导、行动激励和风险包容等四项机制保证了治理共同体的有序运行和效能发挥。

何谓“新乡贤”——对一个乡村治理主体概念框架的反思与重构

“新乡贤回归”“新乡贤参与”“新乡贤嵌入”等组词隐含的完成性与生成性、外生性与内生性矛盾,要求深入追问“新乡贤”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并反思“新乡贤”的概念框架。通过澄清与反思素养式、认同式、本质式和事务式“新乡贤”概念界定方式,可以发现国内对于“新乡贤”的理解采用的是一种分散化、预成性与规范性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无法有效透视“新乡贤”概念的社会历史实质,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在澄清了这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之后,“新乡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乡村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转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基于城乡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而需要实现从能人、贤人到公人的角色转化集成,并经历私人领域、共同领域与公共领域互动的社会结构化过程,进而表征乡村事务治理模式重构的身份系统。

村治的“私”化:激发村民主体性的基础逻辑——基于水城区积分制实践的社会学阐释

当前乡村社会面临内生性治理力量式微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内生治理主体缺位、村民主体性缺失,由此阻碍治理有效乃至乡村振兴目标的推进。水城区的“诚信积分制”从村民主体视角出发,以清晰化逻辑将村级“公务”具象化为个体层面的“私务”,基于村民“私”的行动逻辑与家本位观念,人为构造出个人行为与自身、家庭成员及全村利益关联的行为责任连带机制,由此驱动村民的公共参与行为。同时,在物质利益和面子心理的关联下,村民的行动单位逐渐由家户之“小私”朝着乡村社会之“大私”演进,制度建构的连带公共治理义务被内化为村民的自发参与行为,现代村落共同体日渐生成,村庄有效治理目标逐步达成。

乡村社会治理:乡镇综合文化站创新发展的新方向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强化乡镇综合文化站在乡村文化建设和基层治理中的阵地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于2023年9月6日发布《关于持之以恒推动乡镇综合文化站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1]。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玉溪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随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一号文件等就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作出详细部署。相比以往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突出了“和”“美”的意蕴。“美”侧重于建设一个外观美丽、基础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乡村;“和”侧重于提升乡村的文化内核和精神风貌,体现乡村文明和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既要塑形,更要铸魂。

乡村振兴中村级协商民主的提升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小古城村“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经验分析

村级协商民主是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村级协商民主能够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调动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在乡村振兴时期为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需要构建起村级协商民主的新路径。通过对浙江省小古城村协商民主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发现,该村通过实行党建引领促进村级协商民主开展、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协商程序规范确保协商活动有序、监督落实到位展现村级协商民主成效等制度,真正实现了“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因此,在乡村振兴的新时期以小古城村的经验作为参考,发展村级协商民主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为村级协商民主提供根本保障;培育村民权利主体意识,营造民主开放的协商氛围;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促进村级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构建数字化协商平台;发挥村级协商议事组织功能,提升协商主体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