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子诊断——以山西省为例

在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定量分析山西省11个地级市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关系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结果表明:(1)各地级市乡村旅游水平、农村人居环境水平的区域差距较大,且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2)晋中、临汾和运城为中度耦合协调级乡村旅游领先型,晋城、长治和吕梁为中度耦合协调级同步型,太原和阳泉为中度耦合协调级乡村旅游滞后型,忻州和大同为勉强耦合协调级同步型,朔州为初级耦合协调级乡村旅游滞后型。(3)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机构是限制山西省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障碍因子,且7个维度的障碍分布状况差异较大,各地级市的关键障碍因子并不一致。(4)山西省今后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优化乡村旅游供给,并结合各区域的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子状况,采取合理措施推动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持续协调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维度、基本问题与实现路径——基于中西部农村治理实践的讨论

在梳理既有学术积累基础上,本研究厘清了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并将其实现机制划分为利益协同机制、权利义务协同机制和情感协同机制三个维度,进而结合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阐释了三个维度的实践境遇及其形塑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是共同体蕴含的鲜明实践性,还是治理主体关系形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均表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键不是技术治理内部调整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供给和制度改革,而是涉及基层治理模式调整的治道议题。结合中国国家治理传统,借助当下财政和体制资源实现农村基层的“再组织化”,以提升村庄社会自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有效实践平台、统一基层政府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可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新乡贤”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其中人才是关键。政府鼓励“新乡贤”回乡参与乡村振兴,缓解乡村振兴人才短缺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新乡贤”作为传承乡村文明的重要力量,通过长期定居、短期服务、项目投资、返乡创业等参与乡村振兴;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引领乡村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有效治理、提升乡村服务水平等领域有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地方政府通过为“新乡贤”提供温馨的生活环境、创造良好的工作平台、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有公信力的评价体系,挖掘“新乡贤”的潜力,激发“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完善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乡村治理却出现了一些效能低下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应该充分重视乡村区域差异和村庄事务类型差异,厘清阻碍基层治理有效的现实因素;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挖掘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的理论资源。基于上述分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优势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三治之中,自治是建立村庄内生秩序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基本前提,法治是界定不同类型的村庄治理边界并优化相应问责容错机制的制度保障,德治是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并有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的价值导向。三者的良性互动为优化资源下乡、完善基层治理、克服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必要性、问题及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道。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但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存在治理主体认知和能力不足,治理制度作用发挥不足,人才、资金、资源要素不足等问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实践可施行双主体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消除城乡差距,吸引人才、资源、资金“逆流”乡村,以此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管区制与乡镇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管区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组织设置,在乡镇与村级治理单元之间建构出实体性质的中间结构,具有低成本、非正式性和制度稳定性等特点,成为乡镇政权的延伸。管区设置虽然增加了乡镇内部的“委托—代理”层级,但通过行政体制上的形式化设置和实践中的非正式运作,具有了超越科层体制约束的优势,借助激励动员和组织重构实现了有效治理。管区借助乡镇内部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在不变体制的情况下进行机制创新,实现了非正式治理的制度化运作,匹配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的需求,成为当前强国家治理背景下探索乡镇治理现代化的一条可行路径。

多中心协同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江苏C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经验诠释

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出发,构建“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多中心主体下的协同治理机制,聚焦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生成机制和运行逻辑,并以江苏省C县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实践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解析。研究表明,多中心协同治理是一种节本增效且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具备中国乡村场域的现实支撑,即主要通过沟通协作、资源整合、目标耦合以及利益联结,明确治理体系中各主体的功能定位,进而对行政规制、市场经济、村民自治、社会参与等进行界定分工,由此有效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激励相容与优势互补,最终形成治理合力。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视域、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途径。作为一个发展视域性命题,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超越微观服务质量管理逻辑。数字技术突破时空、资源限制,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让农业农村农民提升人力资本、享有数字红利与共享公共服务资源,促进微观农民个体的全面发展、中观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宏观城乡融合发展。公共服务数字化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重要机制,然而现实中存在数字人才、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资源配置等三大限度。超越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现实限度,要从农民数字素养培养、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城乡数字公共资源体制改革等方面着力,以更好发挥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作用。

“千万工程”经验助推乡村建设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

“千万工程”成功推进了浙江整省全域的乡村振兴,对于当下推进乡村建设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一,“千万工程”经验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它继承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和党在乡村建设中的宝贵经验,传承并发展了中华五千年乡村建设史中的优秀传统,总结了世界乡村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经验教训,并在自身21年的实践史中不断自我完善,展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第二,“千万工程”明确了乡村建设的目标原则,对于破除当前乡村建设中忽视农民主体地位、破坏生态环境、无视历史传承等问题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为我们解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乡村”的重要问题。第三,各地在推广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实践中,必须坚持久久为功、量力而行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将“千万工程”视为一种刻板的教条,而要深刻参悟其中蕴含的理念方法和价值取向。

乡村社会治理:乡镇综合文化站创新发展的新方向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强化乡镇综合文化站在乡村文化建设和基层治理中的阵地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于2023年9月6日发布《关于持之以恒推动乡镇综合文化站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1]。

乡村振兴中村级协商民主的提升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小古城村“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的经验分析

村级协商民主是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村级协商民主能够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调动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热情。在乡村振兴时期为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需要构建起村级协商民主的新路径。通过对浙江省小古城村协商民主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发现,该村通过实行党建引领促进村级协商民主开展、多元主体参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协商程序规范确保协商活动有序、监督落实到位展现村级协商民主成效等制度,真正实现了“众人的事由众人商量”。因此,在乡村振兴的新时期以小古城村的经验作为参考,发展村级协商民主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为村级协商民主提供根本保障;培育村民权利主体意识,营造民主开放的协商氛围;完善相关制度设计,促进村级协商民主高质量发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构建数字化协商平台;发挥村级协商议事组织功能,提升协商主体能力。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积分制”治理运行机制研究——基于四川省Y村的个案研究

“三治融合”是宏观层面对乡村治理的政策指引,乡村“积分制”治理正是“三治融合”理念的应用。文章以“三治融合”理念为视角,基于治理组织、治理工具、治理目标三个维度构成的治理逻辑,分析论证“三治融合”理念和乡村“积分制”治理运作机理的同一性;依据治理逻辑和运作机理,构建由起始动力机制、协调助力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形成的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通过把握乡村“积分制”治理实践运行机制,提出从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运用制度和技术工具、建立因地制宜的积分评价考核机制和激励政策等方面优化完善乡村“积分制”治理,以期推动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化发展。

乡村治理结构何以赋能乡村振兴——基于“资源—结构—效能”的分析框架

乡村振兴的实践推进不仅使国家力量大幅下沉至乡村,同时还带来了规模巨大的下乡资源。但是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着内部资源整合不足、外部资源承接不当、治理效能不高的现实困境。对这些困境进行内在逻辑分析,发现是由于权责失衡引起主体错位,主体错位产生结构张力,进而结构张力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和效能的提升有限。有鉴于此,需要首先通过权责重塑理顺治理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其次通过多维赋能提升主体的治理能力,最后通过创新性调适治理结构来整合对接内外资源形成治理合力,进而赋能乡村治理有效和乡村振兴。

村规民约实施中村民参与的逻辑嬗变——基于A市F村的实证案例

村规民约的普及推广,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图下沉与自下而上的主体对接形成的治理耦合。村民参与作为村域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赋予了村民自我表达的机会,确保村民获得影响其自身生产生活质量的权利,更是保障了国家治理植入基层的合法性基础。在村规民约实施过程中,村民参与的成效受权威要素与动力要素的影响,立足“组织内嵌”和“自主动员”两个维度的强弱,可区分为弥散性参与、控制性参与、从属性参与和合作性参与等差异性类型,并借以识别村民参与从单向到互动、从利益到权利、从象征到实质、从被动到惯习的逻辑嬗变。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群体分析 、现实困境与提升策略——基于6省区“头雁”群体的调查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对参加国家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的1236名新型经营主体进行调研,总结了中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群体的主要特点,剖析了当前培育工作的现实困境和提升策略。研究发现:中国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群体已初具规模,群体越发开放化、多元化、专业化,体现出年富力强、融合发展、效率提升等新特点。调研显示,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取得了良好成效,但也面临培育需求与参训目标存在“岔口”、数字农业赋能发展能力不足、品牌建设限制盈利能力、缺乏辐射带动和资源转化的有效路径等问题。对此,本文建议从探索全员覆盖的“开环教育”、强化搭建服务平台、赋能新业态运营、建设长效运行机制四方面进一步提升国家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的成效。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生态美学素养现状特征研究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农业农村的具体体现,农民生态美学素养决定乡村振兴的广度和深度。为了解我国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生态美学素养现状,以江南Y地区农民为研究对象,从生态美学政策认知、理论认知和践行度3个维度19个指标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层次分析法研究了农民生态美学素养特征。结果表明:不同性别的农民中,其总体的生态美学素养和3个维度的分值均无显著差异;不同年龄段的农民中,70岁以上人群的生态美学政策认知、理论认知、践行度和总体的生态美学素养分值均显著(P<0.05)低于70岁以下农民,70岁以下人群的生态美学素养分值无显著差异;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中,其生态美学素养呈现政策认知、理论认知、践行度以及总体的生态美学素养分值随学历的增加而增高的趋势;不同职业人群的农民践行度分值无显著差异,退休农民的生态美学政策认知分值、理论认知分值和总体的生态美学素养分值均显著(P<0.05)低于其他人群。从生态美学素养标准分的均分来看,农民生态美学素养整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处于生态美学政策认知高水平区间的人群比例(57.83%)远高于生态美学理论认知高水平区间的人群比例(10.84%)和生态美学践行度高水平区间的人群比例(15.66%)。研究结果为农民生态美学素养特征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数据支撑,为制定农民生态美学素养提升策略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治理体系中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面临组织建设有待加强、村“两委”责任有待厘清、乡村文明建设以及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等困境。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需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强化政治引领;坚持刚性约束,强化法治保障;坚持以文化人,弘扬德治教化;激发内生动力,强化村民自治;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提升治理效能。

基于扎根理论的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深入推进“数字中国”“乡村振兴”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交汇期,农村老年人群体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并提升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有助于改善个体和家庭福祉,保障社会和谐与稳定。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对30位农村老年人的交流访谈,将原始资料进行整理、编码和理论饱和度检验,提炼出65项初始概念、17项范畴、5项主范畴和2个维度,构建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分析其典型关系结构、影响机理,以此提出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的提升路径。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数字融入受主观意识、生活状况、统计学特征、数字化支持、数字生态等因素的影响,可通过数字意识、数字知识与技能、数字环境等方面共同作用,能从网络平台环境、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区组织、政策法规等方面共同提升,推动构建农村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社会。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2023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高峰论坛”为例

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属当下我国重点发展方向,而作为其核心要素之一的农村区域社会治理创新,更是迫在眉睫并意义重大。然而,面对农村社会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与改革转型,囿于传统观念的治理模式显然已无法高效地解决当今环境下所涌现出的诸多全新难题。

建构主义视角下农民集体行动研究——基于鄂北两村的调查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程度,关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基层治理全局,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与成效,而农民集体行动能力则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在动态关系中洞悉农民集体行动的生成机制与行动逻辑,发现农民集体行动归根结底就是情境实践,即农民集体行动是在制度情境、本土情境、事件情境下,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促进成员组织化参与,在不同的主体互动中达成行动目标的共识,借助公共权威、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等建立协作配合的合作关系,构建起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