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下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风险和完善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但随着突发事件的日益增多,其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风险:上级高效动员与基层落实低效的组织滞后风险、农村公共服务资金有限与农民公共服务需求增多的资源匮乏风险、信息多方供给与农民理性判断能力有限的舆情事件风险、公共道德理性与农村熟人社会行事逻辑矛盾的道德失范风险。面对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风险,临时性的社会应急治理治标不治本,建议从增强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组织领导力、资源保障力、舆论引导力、道德培育力出发,走出一条适合农村特点的应对之路,促进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农民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路径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新时代,实现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物质基础薄弱、价值观念滞后、人才匮乏以及文化产品供给不充分等多重阻碍。只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优化乡村人才队伍以及建设高质量乡村文化供给体系,才能根治农民精神贫困问题,从而助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困境与推进策略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此背景下,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切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仍会面临主观认知和客观认同“双重缺乏”、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城市生存成本压力大与职业技能匮乏等困境。因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要以社区为载体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融入度;以政策保障缓和市民化过程的个人成本为导向,优化政府出台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培育更高素质更高技能的转移人口为目标,实现培训内容同社会需求相匹配,技能难度同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相平衡,全方位多渠道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是当前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现实路径。

数字治理赋能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经验及价值指向——基于苏南L村的考察

乡村数字治理是新发展阶段技术赋能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产物,是推进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苏南L村田野调查的一项微观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对乡村共同体建设进行赋能提质主要体现在多元主体赋能、利益表达赋能、交流空间赋能、交往机制赋能、集体认同赋能等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数字赋能条件下的信息平权、共生共赢、民主参与、开放透明以及公平分配等价值指向对乡村共同体的形塑,探讨乡村治权分享共同体、利益共同体、集体自决共同体、信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实践,以期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战略落地见效。

数字乡村建设的农民增收效应分析——基于农村产业融合的视角

为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基于2011-2019年全国省域面板数据,从农村产业融合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农村产业融合在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可以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加速各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产业融合的中介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在粮食主产区的中介效应大于非粮食主产区;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农业机械化水平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智慧农业助力农户降低贫困脆弱性的动力逻辑研究——基于三产融合的视角

反贫困关键不仅仅是减贫,而是个人或家庭遭受风险冲击响应及自身维持稳定恢复适应能力的提升,更多体现为贫困人群未来福利或经济状态变化的脆弱性。智慧农业引领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是农业从数字到网络,再到智能化的高级阶段,也是降低贫困脆弱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优势路径选择。研究尝试梳理智慧农业、农村三产融合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发现智慧农业推动农村产业相互交融和联动发展,以技术渗透与利益联结紧密降低农户可持续生计风险;智慧农业数字技术缓解农户风险暴露脆弱性,提升贫困消除能力。

休闲农业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探究

鉴于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明确提出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休闲农业作为三产融合发展的典型,研究其对农民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先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再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2009—2019年全国休闲农业以及农民生活质量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休闲农业发展系统里休闲农业营业收入、休闲农业接待人次、休闲农业星级企业(园区)和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个数权重占比分别为25.25%,26.06%,48.69%;农民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系统里面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教育支出、适龄劳动力就业率、人均居住支出、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社会福利收养床位数占比分别为15.77%,17.84%,20.66%,17.11%,17.71%,10.91%。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休闲农业综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有影响,且休闲农业综合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说来农民生活质量将增加0.9032%。文章尝试给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加快提升休闲农业星级企业(园区)和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个数;②提高农民就业率;③加强农村教育、居住、医疗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坚持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中国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数字时代城乡关系的可沟通性与融合发展路径

城市化与数字信息技术发展的交叉融合,深刻影响着中国基层社会的深层结构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面对城市化与流动性带来的人口与地域的分离,流动中的农民对城乡之间沟通交流以及重构日常生活秩序的需求日益强烈。数字媒介变革与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构建起跨越城乡的媒介空间,为构建去城市中心化、双向和多元交流互动的城乡传播网络提供了条件。农民日常生活与城乡传播网络深度交融,数字媒介赋能流动主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编织城乡连接之网、交往之网与意义之网,城乡之间保持一种可沟通的动态平衡关系,从深层次推动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在流动性和媒介化社会环境中,数字媒介赋能构建双向连接与可沟通的城乡关系,成为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创新的重要探索方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农民精神生活重建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路径

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使当代农民精神生活呈现出多样化的基本特征。农民精神生活在丰富的同时,也存在着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脱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失衡、多元需求与低效供给的抵牾等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发挥着引领农民精神生活重塑的重要作用,致力于解决农民精神生活的存在问题,从而彰显出深厚的理论意蕴。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农民精神生活重建的实践,必须坚持党对乡村地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铸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推动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传承和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探赜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也面临诸多制约条件,如农业现代化建设存在短板,农村人才供给短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水平相对较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致富引领能力不强等。扎实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夯实共同富裕的农业现代化基础,为农村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以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致富引领能力。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文化权益问题研究

农民文化权益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是现代化国家软治理形态的基本内容之一,按照“认识—发现—完善”的研究路径对新时代农民文化权益问题开展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民文化权益不断完善,但仍存在城乡教育不平衡、公共文化服务不到位、农村公共精神文化被侵蚀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不健全问题,可通过统筹城乡教育资源保障城乡受教育权平等,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重塑农民公共精神文化,健全新时代农民职业素质教育及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保障农民文化权益。

农民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现实问题与破解路向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和健康,需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从价值维度看,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应有之义,是培育高素质农民的重要途径。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由于受主客观多重因素影响,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仍存在农民人居环境整治主体性有待提高、农民生态文明教育有待强化以及农民环保法律意识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对此,应加强顶层设计,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格局;创设符合农民需求生态文明教育,促进农民生态文明观形成;精准施策,完善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体制机制,提高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以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党建引领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探索

党建引领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建设有深厚的理论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时代表达、是党领导农村工作的时代接续。嘉善县大云镇缪家村对党建引领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建设做了实践探索:党建引领产业强村,筑牢了乡村现代化的底盘;党建引领人才兴村,强化了乡村现代化的支撑;党建引领善治安村,夯实了乡村现代化的根基。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式乡村现代化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面释放现代化建设的民生温度;要不断创新组织形式,以党建联建凝聚乡村现代化合力。

新时代农民自由时间的困境及出路研究——基于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

自由时间是人全面发展的时间前提。当前,我国农民拥有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加,为农民的自我价值提升和全面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然而我国农民不能合理支配自由时间,未能运用自由时间谋求个人能力提升和长远发展。因此,我们需要从培养农民合理支配自由时间意识、提升农民支配自由时间能力和满足农民支配自由时间的需求三方面入手,帮助农民走出困境。

红光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及优化策略探讨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推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以马鞍山红光村为例,分析红光村产业融合推动农民共同富裕实现的机理,即产业融合促进红光村资本积累、推动技术的创新、带动集体组织发展,使农户在参与产业链建设中提高创业能力、实现收入增长。然而,人才与劳动力的缺失、科技与制度的不完备、要素保障发展不足和产业融合层次低等问题在红光村的发展中日渐凸显,制约红光村产业的深度融合。应从拉动力、驱动力、支撑力、辅助力4个方面来激发乡村活力,带动乡村产业深度融合。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分析广东省精准扶贫政策

中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巩固脱贫成果以及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成为新的任务。政策工具是政府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和方式,要达成政策预定目标,需要恰当地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广东省精准扶贫政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精准扶贫政策文本数据及内容切合实际,政策工具在不同维度上的使用存在偏好,从扶贫成效来看,广东省政府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是恰当的;广东省扶贫价值结构合理,内容丰富,对防止返贫工作具有较高参考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CHFS数据库,构建了2013、2015、2017以及2019年我国30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农村家庭储蓄率受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农村地区家庭储蓄率。对不同地区而言,由于中、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发展更为完善,故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于西部农村家庭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对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户而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有生存性消费,在家庭通过数字金融进行投融资的时候则更多地影响到了家庭储蓄率。

基层党建引领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乡风文明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但是基层党建在引领乡风文明建设实践过程中明显存在人力资源不足、机制不健全、群众作用发挥不到位等问题。基层党组织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完善相关机制、重视发挥群众主体力量,引领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创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落实。

西部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返贫致贫风险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

对低收入群众返贫致贫风险研判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举措。但当前政策对于防止返贫致贫的瞄准办法较泛化,其识别效果有待考证。该研究综合采用了收入比例法、VEP、BP神经网络分类对西部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众的返贫致贫风险进行了分析,基于此提取出高风险群体并归纳其共性与特性,与现有帮扶政策进行匹配。研究表明,当前西部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众有20%~30%概率在未来返贫或致贫,各地区之间风险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收入、家庭内部异质性均会直接影响整体风险水平;当前我国执行的“人均纯收入低于6 600元”和“两不愁三保障”的宽口径识别标准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易返贫致贫群体的甄别是合理的,可瞄准大部分高风险群体,但还应将反映维稳能力的其他类风险、疾病风险、失业风险以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存量情况纳入识别体系之中,并持续重点关注建档立卡脱贫户的生计状况。在相对贫困线划定方面,若参考OECD国家标准,则应将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相对贫困标准设定为居民收入中位数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