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演进中农民主体性的迭代嬗变

城乡关系由分割到融合,理应是农民主体性不断得到提升的重要基础,但是在这一进程中,农民主体性呈现出“流动的主体性”与“主体性的流失”并存的悖论现象。本文从“结构—过程”视角出发,揭示出农民主体性的本质属性与流失理路,并将农民主体性置于城乡关系的演进中,从中窥视农民主体性的“结构”成因与“过程”属性,为找回流失的农民主体性提供一个解释。在梳理城乡关系演进的基础上,总结出农民主体性的迭代嬗变,研究表明城乡关系的演进形塑了农民主体性的迭代嬗变,农民主体性的向外拓展同样助推城乡关系的快速演进,在强制型、有限型、保护型与开放型城乡关系演进下,农民主体性的导向已然由集体化、家庭化向个体化甚至个性化转变。为此,只有充分认识农民主体性的迭代嬗变,才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力量之源。

突发事件下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风险和完善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但随着突发事件的日益增多,其仍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风险:上级高效动员与基层落实低效的组织滞后风险、农村公共服务资金有限与农民公共服务需求增多的资源匮乏风险、信息多方供给与农民理性判断能力有限的舆情事件风险、公共道德理性与农村熟人社会行事逻辑矛盾的道德失范风险。面对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风险,临时性的社会应急治理治标不治本,建议从增强农村社会治理主体组织领导力、资源保障力、舆论引导力、道德培育力出发,走出一条适合农村特点的应对之路,促进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完善。

中等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

针对当前农村中等职业教育(以下简称中职教育)发展困境以及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选取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对中职教育农民收入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于明瑟收入模型探讨收入的地区异质性,对比分析中职教育农民农业收入、非农收入的差异。回归分析发现,中职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以下简称普高教育)对农民农业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05、-0.046,中职教育、普高教育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41、0.089,说明农民接受中职教育既能提升其农业收入,又能拓宽就业选择提升其非农收入,且农民接受中职教育其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均高于普高教育。

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视角分析农地流转的增收效应——基于湖南省花垣县的调查

以湖南省花垣县农户为研究对象,探究农地流转、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农户人均年收入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农地流转影响农户人均年收入关系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对农户人均收入的直接回归系数为783.218,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回归系数为19.741,二者均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农地流转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农户人均年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农地流转影响农户人均年收入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即农户在农地流转后,完全可以通过参与政府提供的就业、技术等相关培训提高人均年收入。建议各地区适度增加农地流转的速度,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农民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路径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新时代,实现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面临物质基础薄弱、价值观念滞后、人才匮乏以及文化产品供给不充分等多重阻碍。只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优化乡村人才队伍以及建设高质量乡村文化供给体系,才能根治农民精神贫困问题,从而助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困境与推进策略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在此背景下,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促进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切点,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仍会面临主观认知和客观认同“双重缺乏”、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城市生存成本压力大与职业技能匮乏等困境。因此,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要以社区为载体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融入度;以政策保障缓和市民化过程的个人成本为导向,优化政府出台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培育更高素质更高技能的转移人口为目标,实现培训内容同社会需求相匹配,技能难度同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相平衡,全方位多渠道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是当前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现实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的农民增收效应分析——基于农村产业融合的视角

为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基于2011-2019年全国省域面板数据,从农村产业融合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农村产业融合在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可以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加速各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农村产业融合的中介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在粮食主产区的中介效应大于非粮食主产区;农民受教育程度和农业机械化水平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数字治理赋能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经验及价值指向——基于苏南L村的考察

乡村数字治理是新发展阶段技术赋能乡村数字化转型的产物,是推进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苏南L村田野调查的一项微观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对乡村共同体建设进行赋能提质主要体现在多元主体赋能、利益表达赋能、交流空间赋能、交往机制赋能、集体认同赋能等五个方面。深入剖析数字赋能条件下的信息平权、共生共赢、民主参与、开放透明以及公平分配等价值指向对乡村共同体的形塑,探讨乡村治权分享共同体、利益共同体、集体自决共同体、信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实践,以期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战略落地见效。

小农生产何以存续?——社会资本视角的个案考察

小农生产是农业社会学的经典命题,也是当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议题。以往的研究已从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角度解释了小农存续的原因,并关注到社会资本对农业生产有促进作用,但缺乏从村庄社会资本的视角对小农生产作深入分析和解释。文章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小农依赖村庄社会资本,在信任、互助中实现土地内部流转,在互惠中开展生产管理,这样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小农生产低成本持续运行。在农产品端,村庄社会网络一定程度上维持了面向村内的生产;农产品去向渠道以村庄为生产原点和基点,并依托于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不断向外延展。社会资本作为小农生产存续的重要因素,反映的是农业生产中乡土社会自身的力量。这对深刻理解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发展和乡村治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以城乡视角测度与分解多维相对贫困——基于双界限法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双界限法分别对城市和农村地区贫困进行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从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来看,2018年全国受教育年限、慢性病以及自评健康状况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高,成为除收入外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随着k值增加,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与多维贫困指数呈下降趋势,平均剥夺份额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以k=3/9为例,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56.60%,平均剥夺份额及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0.473 0和0.267 7,城市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30.91%,平均剥夺份额及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0.483 2和0.149 4;从指标分解来看,城市多维贫困中贡献率排前三位的为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收入以及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7.50%、24.43%、6.65%,农村多维贫困中贡献率排前三位的为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做饭燃料,分别为51.56%、14.41%、11.69%。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多维相对贫困的深度和广度均高于城市家庭,不同维度指标对城乡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各有差异。由此可得,教育的不平等最容易导致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要解决城乡多维贫困的核心问题,应优先解决教育致贫问题。收入依旧是影响城乡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

基本医疗保险对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影响分析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选取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确定样本数为13 877个,通过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进行地区宏微观匹配,采用定量分析法探讨基本医疗保险对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失地农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对其生活满意度的Logistics回归模型影响系数是0.005 2,经Heckman两步法模型调整后结果依旧为正向显著。表明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显著提升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提出了优化医疗保障体系、健全医疗保险政策、提高农村居民参保意识的对策与建议。

智慧农业助力农户降低贫困脆弱性的动力逻辑研究——基于三产融合的视角

反贫困关键不仅仅是减贫,而是个人或家庭遭受风险冲击响应及自身维持稳定恢复适应能力的提升,更多体现为贫困人群未来福利或经济状态变化的脆弱性。智慧农业引领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革,是农业从数字到网络,再到智能化的高级阶段,也是降低贫困脆弱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优势路径选择。研究尝试梳理智慧农业、农村三产融合与农户贫困脆弱性影响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发现智慧农业推动农村产业相互交融和联动发展,以技术渗透与利益联结紧密降低农户可持续生计风险;智慧农业数字技术缓解农户风险暴露脆弱性,提升贫困消除能力。

休闲农业对农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探究

鉴于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明确提出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休闲农业作为三产融合发展的典型,研究其对农民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先采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再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2009—2019年全国休闲农业以及农民生活质量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休闲农业发展系统里休闲农业营业收入、休闲农业接待人次、休闲农业星级企业(园区)和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个数权重占比分别为25.25%,26.06%,48.69%;农民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系统里面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教育支出、适龄劳动力就业率、人均居住支出、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社会福利收养床位数占比分别为15.77%,17.84%,20.66%,17.11%,17.71%,10.91%。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休闲农业综合发展对农民生活质量有影响,且休闲农业综合发展每增加1个百分点平均说来农民生活质量将增加0.9032%。文章尝试给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加快提升休闲农业星级企业(园区)和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个数;②提高农民就业率;③加强农村教育、居住、医疗建设。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坚持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应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中国精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数字时代城乡关系的可沟通性与融合发展路径

城市化与数字信息技术发展的交叉融合,深刻影响着中国基层社会的深层结构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面对城市化与流动性带来的人口与地域的分离,流动中的农民对城乡之间沟通交流以及重构日常生活秩序的需求日益强烈。数字媒介变革与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构建起跨越城乡的媒介空间,为构建去城市中心化、双向和多元交流互动的城乡传播网络提供了条件。农民日常生活与城乡传播网络深度交融,数字媒介赋能流动主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编织城乡连接之网、交往之网与意义之网,城乡之间保持一种可沟通的动态平衡关系,从深层次推动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在流动性和媒介化社会环境中,数字媒介赋能构建双向连接与可沟通的城乡关系,成为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创新的重要探索方向。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农民精神生活重建的理论分析与实践路径

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使当代农民精神生活呈现出多样化的基本特征。农民精神生活在丰富的同时,也存在着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的脱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失衡、多元需求与低效供给的抵牾等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发挥着引领农民精神生活重塑的重要作用,致力于解决农民精神生活的存在问题,从而彰显出深厚的理论意蕴。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新时代农民精神生活重建的实践,必须坚持党对乡村地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铸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推动乡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传承和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农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探赜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备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也面临诸多制约条件,如农业现代化建设存在短板,农村人才供给短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水平相对较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致富引领能力不强等。扎实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要夯实共同富裕的农业现代化基础,为农村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以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致富引领能力。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民文化权益问题研究

农民文化权益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是现代化国家软治理形态的基本内容之一,按照“认识—发现—完善”的研究路径对新时代农民文化权益问题开展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民文化权益不断完善,但仍存在城乡教育不平衡、公共文化服务不到位、农村公共精神文化被侵蚀及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体系不健全问题,可通过统筹城乡教育资源保障城乡受教育权平等,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重塑农民公共精神文化,健全新时代农民职业素质教育及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保障农民文化权益。

新时代培育农民生态幸福观的逻辑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在新时代背景下,培育农民生态幸福观遵循必要的逻辑理路,其理论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继承与升华、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弘扬与创新、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理念的赓续与发展,为新时代农民生态价值观的形成提供理论基础。其价值逻辑体现在新时代培养农民良好生态素养的需要、新时代稳步实现农民幸福转型的需要、新时代扎实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的需要。基于此,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生态协调发展、革新科学技术,推广可持续农业发展模式、完善制度体系,强化政府支持与政策引导是实现有效培育的应然选择。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的多样化

随着草地退化和药材资源减少,青藏高原东部农牧民的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农牧民如何利用生计资产实现生计多样化是该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实地调查采用PRA法,结合调查结果调整了生计资产评估指标,从样带尺度定量分析了高原东部高山峡谷区、山原区和高原区农牧民的生计资产现状、生计多样化特点和今后的生计策略。结果表明:①生计多样化是农牧民普遍采用的生计策略。高山峡谷区农牧民生计多样化水平较高,从事二三产业较多,普遍寻求发展型生计。而随着海拔升高,农牧民的生计多样化水平降低,从事的生计活动类型减少,发展型生计的比例也降低;②海拔较低的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生计资产总值高,而海拔越高的高原区,生计资产总值较低,主要反映在人力资产和自然资产上;③居民所拥有的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化水平高度正相关;④农牧民近期仍基于生计资产改善生计策略;⑤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农牧民寻求发展型生计为高原区牧民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建议政府围绕生计多样化的制约因素进行投入,以提高牧民的能力,协助高原区牧民建立发展型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