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形与铸魂:乡村女性“变装”短视频的展演表征与价值重构

短视频为女性叙事提供了一种展演契机。乡村“变装”短视频以身体叙事与场景叙事赋能女性自我展演与形象建构,塑媒介景观中乡村女性的“可见”之形。然而,塑形进程中仍存在诸多“不可见”的权力隐忧,将女性囿于男性凝视与城市凝视的权力禁锢中,削弱女性自我表达的主体能动性。视频创作者不仅需要塑“可见”之形,更需铸“价值”之魂,可通过内涵化、人文化、情感化表达,展现乡村女性魅力,彰显“巾帼力量”,从而为构建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增色添彩。

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冬学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山西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实施与当时革命战情、农村实情相结合的冬学运动,并以文化教育为主要实施媒介,以群众斗争的普遍发动为核心策略,全面开展对山西乡村民众的文化识字、政治思想、科学卫生及文化娱乐等教育工作,促进了山西乡村社会的深刻变迁与现代化转型。冬学运动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推动效应,主要体现为培养新型农民、重建乡村社会政治秩序、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和进步生产方式、确立全新社会风气、创设进步文化生活等五个方面,再现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如何以冬学运动为抓手,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图景。

基层妇联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及实现路径

农村基层妇联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妇女人群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支撑之一。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时代背景下,要站在治理的角度去审视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从治理来看,基层妇联是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也是治理组织和服务组织。基层妇联具有融入乡村治理全过程的政治需要和现实需要,在乡村治理中具有主体性功能。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功能不仅是由妇联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决定的,也是由党的帮手和助手功能决定的。基层妇联凭借其独特的政治、组织、动员、宣传和凝聚群众的优势,在乡村治理中可以发挥组织动员、服务群众、民情枢纽、协商议事等作用,提高乡村治理的组织化、社会化、服务化和共治化。通过组织体系“纵向到底”和“横向到边”以及成体系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基层妇联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性建构,是妇联发挥基层治理功能的可行路径。

抗战时期东南抗战后方妇女动员及社会建设研究——以江西妇女指导处为例

江西妇女指导处是抗战时期东南抗战后方重要的妇女运动机构,其积极发动妇女群体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战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该处成立后,积极组训各级妇女队及妇女干部,围绕战时社会服务、妇女教育、妇女卫生、妇女生计等方面开展工作,通过宣传妇女抗战、战地慰劳、募捐物资、征兵动员、开展游击区妇女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战;通过开展后方妇女扫盲运动、妇婴卫生和儿童保育、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等社会建设运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后方民心和社会秩序。该处的妇女工作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如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未能充分发挥基层妇女组织的作用,缺少一批真正优秀的妇女干部,因而难以广泛调动妇女群体投身“抗战建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基于扎根理论的妇联干部自我效能感提升路径探析

自我效能感是妇联干部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扎根理论的方法对妇联干部自我效能感的提升进行理论构建认为,“良好的职业价值观”是妇联干部自我效能感提升的前提,“良好的职业素养”是妇联干部自我效能感提升的基础,“阶段性成就”是妇联干部自我效能感提升的关键。本研究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以往结构化视角提出的应然性对策,注重妇联干部在具体工作情境中获得自我效能感的经验和感受,从而为妇联干部提升自信心并实现自我超越提供更具直观性和可操作性的帮助。

中国共产党山东女子学院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5月28日—30日,中国共产党山东女子学院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鹏;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洪霞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学校组织处处长扈航,省妇联组联部四级调研员李娜参加了开幕式。

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动态关系研究

生育水平变动会影响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供给,但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性研究结论尚有争议。基于我国1970—2021年生育率水平和女性劳动参与率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变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从宏观角度揭示生育水平变动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动态关联性。研究发现,我国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相关性由1979—1990年的负相关转变为1991—2021年的正相关,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总和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已总体呈现出一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1991—2021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互动响应关系显著,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动对总和生育率变动的冲击影响呈现滞后性,且影响程度没有总和生育率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冲击影响大。因此,在生育政策调整背景下,我国应充分重视生育水平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互动影响和冲击响应关系,有效保障女性生育和劳动权益,推进性别平等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在提振社会生育水平的同时稳定女性劳动参与率。

女性主体性与美国苗族社区性别关系变迁

在当代美国社会,苗族女性群体已获得一定的社会权利与地位并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她们走出家庭与社区,参与外部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努力争取两性的自由平等。在苗族社区内部,性别不平等仍是一种较为显性的存在,女性在整体上仍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社会地位的变化与新身份的获得、美国社会相对平等的性别关系以及学校教育的普及,激发了美国苗族女性的自身主体性,推动了美国苗族女性的整体性发展。美国苗族社区内的性别关系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庸报》妇女专刊关于妇女解放的论争

妇女问题历来是人们特别关注且争论不休的重要社会问题,是近代报纸媒体关注的重心。部分女性刊物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成长起来,进而成为主要的舆论宣传工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庸报》刊行《妇女铎》和《现代妇女》两份重要的女性专刊,对当时的舆论热点,即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探讨,并形成了三个论争焦点:妇女解放是身体解放还是精神解放,是回归家庭还是走向社会,是自身解放还是民族解放。两份专刊打破了男权社会的局限,冲击了男性话语的垄断,超越两性对立,倡导妇女解放是精神解放,是走出家庭的社会实践,更是民族解放的革命实践。这些主张对妇女解放的未来留下诸多启示。

延安时期革命青年的斗争精神探析

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岁月沉淀的重要精神财富。延安时期,来自海内外四万多革命青年,为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奔赴延安,为全国抗战和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注入新的能量。在党的领导下,革命青年们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在革命实践中,与自己做斗争,锤炼自身体格、重塑思想感情;与自然做斗争,树立劳动风尚、提升劳动技能;与敌人做斗争,战场英勇杀敌、后方模范服务。“斗争”作为中华民族鲜明的精神特质,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传承和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代青年应继承延安革命青年的斗争精神,并将其转化为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的精神力量,助力民族复兴。

农村女性参与民间妇女组织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辽宁省6个县887名农村女性为例

2018年党中央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巾帼行动”,激发乡村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民间妇女组织作为服务广大女性的社会组织,是畅通和规范农村女性诉求表达的重要主体性力量,对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和推进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意义。综合学界研究和社会现实,本文的民间妇女组织指自下而上兴起的、以女性为主体并服务于乡村女性的各类社会组织。

携手全球科技女性 共创世界美好未来

中国女性科技工作者约有4千万人,占科技工作者总数的近46%。推动科技女性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一方面,全社会要为女性参与科技创新营造良好氛围;另一方面,科技女性要自立自强、包容开放、勇于创新。

健康中国视野下农村女性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为促进健康公平,提高农村地区女性健康水平,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山西省平陆县13个村镇的部分农村女性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利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女性健康知识知晓率偏低,健康支持条件不足,健康需求强烈。为此,提出以下建议:加快制定促进健康的公共政策,营造有益健康的环境,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提高农村女性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知识水平,调整农村卫生服务方向。

中小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现状、困境与对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创新举措,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找到了新出路。现阶段,中小城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仍处于摸索前进阶段,存在组织动员困难、治理主体能力遭受挑战、治理能动性不强、治理效率低下等困境。破解中小城市市域治理现代化困境,需要从凸显市域层面统筹优势、强化各治理主体共建共治作用、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增强市域社会治理内生动力、筑牢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石等方面发力。

从居住环境文化透视妇女的健康发展──以凉山彝族的田野考察为例

生活环境的进步是体现社会物质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健康 不仅 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凉山彝族特 殊 的历史背景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性别角色的定位，使居住环境对妇女的健康带来较 大的危害，而妇女健康的好坏直接影响家庭的贫富程度。因此，改革居住环境和传统生活方 式十分必要。

革命、权益与界限:苏维埃时期的农村妇女解放运动

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需要农妇”和“农妇需要革命”的功能论思想指导下,开启了领导农村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篇章。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结合农村妇女苦难生活的现实境况,通过动员农村妇女广泛参与工农革命、开展竞争性革命活动、优抚红军家属等方式方法引领她们加入革命阵营,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同时制定并实施一系列保障农村妇女受教育权、参政权、婚姻自主权和经济权益的政策措施,冲击了传统乡村宗法社会束缚与禁锢妇女的旧有秩序,推动革命事业和农村妇女解放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不过,苏维埃革命初期一些偏袒农村妇女利益的举措,引发男性农民的不满。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策略,兼顾农村妇女的特殊需求与革命阶级的整体利益,将农村妇女解放运动妥善安置于阶级革命和社会解放的框架内,构成了农村妇女解放与革命事业发展协调共进的时代图景。

南亚女政治家访学团访问中华女子学院

2024年7月10日下午,由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女政治家组成的访学团一行20人热烈欢迎南亚女政治家访学团访间中华女子学院访问中华女子学院,学校党委书记刘亚玫热情接待访问团一行,并就女性人才培养开展交流。刘亚玫对访问团一行到访表示欢迎。她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妇女发展,中华女子学院建校75年来的发展是新中国成立75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缩影,也是新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缩影。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妇女解放运动的多维审视

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将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男女平等写在自己矢志奋斗的旗帜之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乡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基层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乡村社会整合与重构,我们党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妇女解放运动。《婚姻法》的颁布将妇女从婚姻、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有了平等地位;《宪法》《选举法》的颁布赋予了妇女最基本、最重要的民主政治权利,确保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获得土地,参加集体劳动,同工同酬,让她们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乡村教育和扫盲运动,结束“睁眼瞎”的历史,为乡村妇女解放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革除婚姻陋俗,不断形成乡村自由婚姻的新观念、新习俗,为乡村妇女解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党领导的这场乡村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富有中国特色,又卓有成效,无论是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对党的妇女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地方高校用好红色资源培育时代新人路径思考——以赣南师范大学为例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文化源头的“上位”。赣南师范大学充分利用这座“富矿”,坚持“立足红土地办学、用苏区精神育人、为苏区振兴服务、做苏区精神传人”的办学传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和可供参考的经验。以赣南师范大学利用红色资源培育时代新人为例,研究探寻地方高校在新时代利用自身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地缘优势培育时代新人的创新路径,力求推进地方高校开展红色文化育人高效发展。

情感动员:歌剧《白毛女》的情感史意蕴

情感作为一种介入社会再生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曾发挥了显著的动员功能。歌剧《白毛女》源于鲁艺文艺工作者对流传在民间“白毛仙姑”传奇故事的革命化重塑。文艺工作者在对其重塑过程中,将其中的个体性情感冲突转化为民众对压迫者的集体控诉,并用仇恨和共情消解其中的爱情元素,将情感指向从白毛女的个体复仇转向社会体制的重构。这一重塑,使得“白毛仙姑”到歌剧《白毛女》的情感模式发生了本质改变。《白毛女》的广泛上演焕发出巨大的情感动员功能,不仅重塑了民众的情感结构,还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情感动员价值,具有深刻的情感史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