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冬学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山西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实施与当时革命战情、农村实情相结合的冬学运动,并以文化教育为主要实施媒介,以群众斗争的普遍发动为核心策略,全面开展对山西乡村民众的文化识字、政治思想、科学卫生及文化娱乐等教育工作,促进了山西乡村社会的深刻变迁与现代化转型。冬学运动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推动效应,主要体现为培养新型农民、重建乡村社会政治秩序、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和进步生产方式、确立全新社会风气、创设进步文化生活等五个方面,再现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如何以冬学运动为抓手,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图景。

女性主体性与美国苗族社区性别关系变迁

在当代美国社会,苗族女性群体已获得一定的社会权利与地位并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她们走出家庭与社区,参与外部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努力争取两性的自由平等。在苗族社区内部,性别不平等仍是一种较为显性的存在,女性在整体上仍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社会地位的变化与新身份的获得、美国社会相对平等的性别关系以及学校教育的普及,激发了美国苗族女性的自身主体性,推动了美国苗族女性的整体性发展。美国苗族社区内的性别关系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庸报》妇女专刊关于妇女解放的论争

妇女问题历来是人们特别关注且争论不休的重要社会问题,是近代报纸媒体关注的重心。部分女性刊物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成长起来,进而成为主要的舆论宣传工具。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庸报》刊行《妇女铎》和《现代妇女》两份重要的女性专刊,对当时的舆论热点,即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探讨,并形成了三个论争焦点:妇女解放是身体解放还是精神解放,是回归家庭还是走向社会,是自身解放还是民族解放。两份专刊打破了男权社会的局限,冲击了男性话语的垄断,超越两性对立,倡导妇女解放是精神解放,是走出家庭的社会实践,更是民族解放的革命实践。这些主张对妇女解放的未来留下诸多启示。

延安时期革命青年的斗争精神探析

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岁月沉淀的重要精神财富。延安时期,来自海内外四万多革命青年,为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奔赴延安,为全国抗战和陕甘宁边区各项建设注入新的能量。在党的领导下,革命青年们充分发扬斗争精神。在革命实践中,与自己做斗争,锤炼自身体格、重塑思想感情;与自然做斗争,树立劳动风尚、提升劳动技能;与敌人做斗争,战场英勇杀敌、后方模范服务。“斗争”作为中华民族鲜明的精神特质,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被传承和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当代青年应继承延安革命青年的斗争精神,并将其转化为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的精神力量,助力民族复兴。

情感动员:歌剧《白毛女》的情感史意蕴

情感作为一种介入社会再生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中曾发挥了显著的动员功能。歌剧《白毛女》源于鲁艺文艺工作者对流传在民间“白毛仙姑”传奇故事的革命化重塑。文艺工作者在对其重塑过程中,将其中的个体性情感冲突转化为民众对压迫者的集体控诉,并用仇恨和共情消解其中的爱情元素,将情感指向从白毛女的个体复仇转向社会体制的重构。这一重塑,使得“白毛仙姑”到歌剧《白毛女》的情感模式发生了本质改变。《白毛女》的广泛上演焕发出巨大的情感动员功能,不仅重塑了民众的情感结构,还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情感动员价值,具有深刻的情感史意蕴。

“劳动解放妇女”:妇女劳动的新道德、新情感与新形式--以《红色中华》(1931—1934)为中心的考察

中央苏区时期留守在后方的农村妇女在党的带领下广泛投入农业劳动生产战线,苏维埃模式的劳动实践以及“劳动解放妇女”的观念进入妇女日常生活。选择《红色中华》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相关文本,考察苏区时期“劳动解放妇女”的话语实践过程。革命话语对传统劳动观念进行改造,赋予劳动以政治道德,苏区妇女的劳动实践同时也是国家主人翁的生成实践,妇女成为政治与经济意义上的主体;在光荣与愉悦的劳动情感中,苏区妇女重建长期被剥夺的作为人的尊严,作为情感主体而存在;在组织起来的、阶级互助的劳动活动中,妇女学习技术、互帮互助,成长为自觉的且具有阶级意识的劳动主体。多维度的主体地位赋予劳动以解放性内涵,激发妇女自觉投入苏维埃广阔的劳动实践,释放“半边天”的重要作用,妇女解放与苏维埃建设在劳动实践中形成了有机统一。

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民族政策探研——以《晋察冀日报》为视角

1945年8月-1946年10月,张家口市成为晋察冀边区首府。针对复杂时局和多民族杂居境况,中国共产党在张家口市推行新民主主义民族政策和开展少数民族解放运动,并通过《晋察冀日报》进行宣传和报道。这极大地增进了张家口市少数民族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政治认同,激发起他们参与民主社会建设的政治热情,也唤醒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档案、口述、田野调查中的历史——评«“慰安妇”制度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撰写的«“慰安妇”制度研究»,于202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聚焦日军“慰安妇”制度起源、形成与运作,女性强征案例,日本战争责任等专题,为学术界深入研究抗日战争提供重要线索.该书充分利用档案文献、口述历史以及田野调查新史料,揭示“慰安妇”制度的历史面相,对“慰安妇”概念提出更加完备与严密的定义.同时,该书还从加害者、幸存者和第三方的角度来讨论“慰安妇”是否被强制,提出“慰安妇”制度的实质是军事性奴隶制度,并批驳日本右翼的观点.此外,从国际法的视角考察“慰安妇”制度违反各类国际法律精神,探讨其反人类属性.该著作注重史料发掘,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指出“慰安妇”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日本与各受害国家对此并没有完全和解,各方应正视与合作解决此问题.

“成为父亲”:儒家父职的家国象征及其现代转型

传统儒家父职对权威性父权的强调和君权相结合,构成了“君父”和“家国一体”的道德规训结构,进而塑造了传统中国社会父职和家庭伦理的基本底色。与“生物父亲”不同,“社会父亲”作为一个建构性角色,其持久的角色诱惑性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儿子”不断地“成为父亲”。这种角色诱惑性来自家国同构、忠孝一体的道德权力关系,及其形塑下的个体自我规训技术。伴随着社会祛魅和伦理关系民主化,现代社会中父亲权威日渐式微,父子关系也趋向扁平化,面对传统父亲角色的责任期待,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拒绝按部就班地进入“父亲”角色,拒绝在社会期待的年纪里“成为父亲”。儒家父职的家国象征及其渐逝是现代父职意识转型的后果,这并非进入了一个糟糕的阶段,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应对这种变化,理顺现代父子关系,构建祛魅化的新型父职。

醒目的遮蔽:晚清国族话语下女子修身教科书的性别书写

在晚清全球意识日渐浮现的语境中,性别话语与国族话语交叠共鸣。女子修身教科书作为模塑学生的重要文本应运而生,并通过双重变奏的女子修身目标阐释、兼收并蓄的女子修身内容建构、图文并茂的女子修身教材编排,含蕴了启蒙与规训、维故与纳新、涵养与化育等意涵表征。在国族话语对女子修身教科书的强力充塞中,女性成为精英男性打造现代政治秩序的能指和国家、社会关系的注脚。通过有目的传承、嬗递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女子修身教科书对女性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与赋权增能,在表达男性政治焦虑的同时亦遮蔽了女性的主体性,呈现了现代国民想象与性别书写之间的多重纠葛,映照了教育、性别与国族之间的复杂关联。

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在新余抗战纪事

1937年10月,由何香凝发起、中共秘密党员胡兰畦担任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服务团)成立,其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跟随国民党部队转战南北,在前线救死扶伤,在后方开展文艺活动,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号称“战地之花”“春早花木兰”!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高度赞扬了服务团,他说:“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

邓颖超妇女解放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迪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邓颖超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一生致力于发展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在领导妇女解放的具体实践中,邓颖超始终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待妇女工作,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理论基础的妇女解放思想,该思想对于带领早期中国妇女争取自身和民族的独立解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性、家庭与政权建设:陕甘宁边区婚姻政策的变革(1939—1944)

全面抗战背景下,解放妇女与改造家庭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目标提上具体政策制定日程,成为民主建设边区历程的必需环节,主要体现在婚姻条例的制定和出台上。从1939年到1944年,理念先进的婚姻政策变革下婚姻纠纷案件频发,买卖婚姻的界定、抗属离婚案的纠葛、基层执法难等呈现出复杂的社会矛盾样态,彰显了崭新的政权建设、干部队伍与根深蒂固的乡村传统婚俗、性别观念与基层秩序之间的矛盾与张力。若要深刻理解党对陕甘宁边区婚姻家庭改造的重视原因、婚姻政策变革背后的内生逻辑,离不开领悟妇女与家庭之关系对于边区政权建设、大生产运动、统战工作的意义。

改革与调适:陕甘宁边区婚俗改革的实践探索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早婚、包办及买卖婚姻等婚俗的弊端日益凸显,背离婚姻自由的价值趋向。边区政府通过颁布新婚姻条例,加强对边区百姓的宣传教育,使得边区婚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面对改革中结婚登记与订婚习俗的冲突、法定婚龄与早婚习俗的冲突、禁止买卖婚姻与高额彩礼习俗的冲突,边区政府在坚持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维护婚姻良俗、适当迁就传统婚俗、坚决抵制婚姻陋俗等措施使得冲突得到调适。陕甘宁边区的婚俗改革在实践中稳步推进,对于减少婚姻纠纷、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卓尔不凡的劳君展

用波澜壮阔来形容她的一生可以说毫不夸张。她有着多重身份:居里夫人的中国女弟子,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的妻子,“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的岳母……这些标签,足以说明她的卓越与不凡。透过光环,回望她在那个时代的选择和作为,我们仍会惊叹于她的素养与格局。她原名劳启荣,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户显贵之家。作为家中的掌上明珠,她本可在风雨飘摇中安享富贵,但天资聪慧的她,面对列强侵华、军阀混战的惨状,目睹平民百姓尤其是妇女所受的苦难,在少女时期就萌生出了一个坚定的念头:做独立新女性。这个想法促使她以超人的毅力和决心,走出了一条卓尔不凡的人生道路。

争回民权与妇女解放——向警予妇女解放思想研究

作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代表,向警予在成长、求知和革命实践中探索妇女解放及其权益的实现理路。她呼吁妇女解放与共产主义彻底联合,坚持依靠劳动妇女建构“妇女统一战线”,力图把近代中国妇女的解放与民主革命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形成根植于中国传统又超越传统的时代认知。这一唤醒女性主体意识与性别意识的革命性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作出巨大贡献,成为中国妇女解放发展史的光辉一页。

革命、权益与界限:苏维埃时期的农村妇女解放运动

苏维埃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需要农妇”和“农妇需要革命”的功能论思想指导下,开启了领导农村妇女解放运动的新篇章。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结合农村妇女苦难生活的现实境况,通过动员农村妇女广泛参与工农革命、开展竞争性革命活动、优抚红军家属等方式方法引领她们加入革命阵营,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同时制定并实施一系列保障农村妇女受教育权、参政权、婚姻自主权和经济权益的政策措施,冲击了传统乡村宗法社会束缚与禁锢妇女的旧有秩序,推动革命事业和农村妇女解放运动不断向前发展。不过,苏维埃革命初期一些偏袒农村妇女利益的举措,引发男性农民的不满。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策略,兼顾农村妇女的特殊需求与革命阶级的整体利益,将农村妇女解放运动妥善安置于阶级革命和社会解放的框架内,构成了农村妇女解放与革命事业发展协调共进的时代图景。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妇女福利工作及当代启示

妇女福利是衡量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程度以及国家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宁地区妇女教育水平薄弱、政治参与度低下、经济独立自主性缺乏、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等生存状况,边区政府采取了改善妇女教育福利、发展妇女政治福利、改进妇女劳保福利、完善妇女健康福利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使妇女福利得到了根本性改善和提高。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妇女福利工作所形成的“延安经验”,对当前我国发展妇女福利事业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自我与革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新知识女性的主体意识转向

20世纪20年代,数以万计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新知识女性走出家庭,投身革命。她们在革命潮流中接受了国民意识的启蒙,也经历了“自我”的创伤和“解放”的失落,在实践中认识到根本改造中国社会的必要性,由追求个体解放转向投身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新知识女性的革命实践与主体成长,反映了“五四”新青年对于新生活、新人格的不懈求索,代表着新的历史主体与文化价值形成的过程。考察这一过程,有助于理解中国革命动力的产生、革命队伍的集结和革命主体的形成,也有助于立足中国经验,思考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性、价值建构等问题。

抗战时期《晋察冀日报》对妇女群体的抗战动员研究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妇女抗日力量的重要作用。《晋察冀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委的机关报,紧跟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从揭露日军暴行、宣传党的男女平等政策、鼓励妇女参政议政、开展榜样宣传等维度,针对妇女群体开展了多角度、平民化的抗日动员报道。《晋察冀日报》充分发挥了其对妇女群体的舆论引导与抗战动员功能,推动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