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被缚的自主:地缘政治回归下的欧盟安全文化变迁

欧盟安全文化关乎欧盟安全角色,不仅影响到欧盟安全战略的调整和重塑,也关系到欧洲安全架构的建设与重组。欧盟安全文化是欧盟在应对安全威胁和进行安全治理过程中形成的行为逻辑,是长时段实践过程中的演变结果。欧盟安全文化既立足于一体化逻辑的地区安全共同体建设,也基于欧洲化逻辑的外部安全治理。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回归背景下,欧盟安全文化正在经历重塑,并进一步带来安全战略的调整甚至安全角色的变化。从内部来看,欧盟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通过完善决策规则加强安全共同体建设,朝着更加统一的欧盟安全文化迈进。从外部来看,欧盟推进安全治理,尤其是强化地缘政治属性来重启扩大进程,希望更加有效地治理欧盟周边地区安全乃至应对全球安全秩序变迁。尽管欧盟战略自主诉求上升,尤其是努力提升其在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秩序重构中的自主性,但是地缘政治回归下的欧盟安全文化深受成员国安全战略差异、欧盟与北约安全防务关系的束缚,欧盟安全自主性仍将从属于欧盟成员国为主的安全格局和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

情报职能与软安保:智能化时代国际私营安保公司职能变化及其意义

[研究目的]国际私营安保公司参与后冷战时代全球安全事务的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安保公司走向海外也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国际安保公司在智能化时代承载着情报职能,而且这种职能的地位与作用愈加重要。这种变化凸显了国际安保公司从传统的“硬安保”向“软安保”的转变。分析新现象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案例研究和归纳总结的研究方法分析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职能转变,重点结合智能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和安全环境、需求等阐述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情报服务与软安保形成的过程和动力,并探讨其意义。[研究结论]工业革命后的安全环境和安全需求催生了现代私营安保制度;工业革命后期的现代私营安保制度具有“硬安保”的特点;后冷战时代的安全格局(特别是全球反恐战争)为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勃兴提供了动力;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情报职能凸显,从而解开了“软安保”模式的序幕;“软安保”不仅意味着智能化时代更加隐蔽、细密的权力管控,也意味着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从恢复转向预防;国际私营安保的“软安保”模式显示了一种保持权力扩张的安全形态。

美国重构关键矿产供应链与“一带一路”关键矿产合作高质量发展

拜登政府试图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关键矿产资源支持其国内战略性产业发展,降低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影响力,削弱中国的工业能力。在针对发展中矿产国重构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过程中,美国主要依托三种合作模式:一是通过双边渠道与发展中矿产国直接合作;二是利用盟伴支持其重构发展中矿产国的关键矿产开发格局与矿产流向;三是通过其主导的多边机制影响发展中矿产国的关键矿产政策与项目发展。这会增加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成本,对中国的供应链地位造成冲击。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对地区矿产国所描绘、承诺的愿景往往缺乏支持能力,将更加凸显“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意义。针对美国的布局,中国在深化“一带一路”关键矿产合作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须以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以及增加矿产储备的方式,提升中国对全球关键矿产开发与交易市场的影响力;拓展与共建国家的关键矿产园区建设,深化关键矿产合作;以数字与绿色技术赋能共建“一带一路”关键矿产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关键矿产产业的开放合作格局。

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文化场景与文化空间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为揭示该转型的内在机制及其对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影响,构建一个前瞻性分析框架至关重要。该框架围绕乡村文化场景三个核心系统即群落系统、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展开。群落系统是乡村生活的基本单元,对乡村社会进程具有显著影响力。地方群落系统孕育的社会文化主体性,对县域现代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的作用日益凸显。以徽州地区为例,乡村文化场景嬗变与行为组织形态之间展现出同构性,场景的营建者和使用者成为变革的主体,嬗变主题围绕聚落日常生活和土地利用所构成的乡土风俗与习惯,而嬗变成果则通过乡土行为模式得以体现和传承。

威胁认知、相互依赖与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差异

随着世界政治极化的加剧,经济问题安全化与政治化趋势显著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对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扭转逆全球化趋势意义重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其中包括美国的部分盟国。然而,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存在较大差异。结合“一带一路”的推进状况,美国盟国的政策选择大体分为积极响应、明显反对、谨慎中立和左右摇摆四种类型。为解释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呈现的差异化回应,本文构建起一个以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和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为自变量的分析框架,并选取泰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以色列作为案例检验对象。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风险持续增加。美国不断强化“泛安全化”认知,鼓动盟国放弃“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元平衡战略,逐步转向经济与安全都依赖美国,国际合作严重倒退。为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须平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和安全诉求,最大限度地增信释疑,增强中国崛起的认同度。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阶段的特征、赤字与改革方向

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超出预期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已有研究的单一、静态视角难以刻画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全貌,本文从主体、机制双重视角的实践梳理勾勒出其当前进展与特征。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正在经历从多方主体主导向多边主体主导的演化进程,且形成了以原则理念、技术方案、工作项目、平台机构四项核心机制并行的主要特征,但仍然存在三方面治理赤字:由于治理过程开放性和责任性不足而导致的合理性赤字、由于治理成果的结构性失衡而导致的公正性赤字、由于治理效能难执行与错位问题导致的有效性赤字。面对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竞争性合作”理念有助于打开新的改革空间,其要求将“零和博弈”转变为“变和博弈”,强调利益与目标不完全一致但又相互依赖的独立决策主体间的关系策略,能够兼具敏捷性与“硬约束”特征,而这三点有助于回应当前进程中的治理赤字。未来,不仅要关注人工智能本身的动态演化及其引发的治理挑战,更应关注围绕技术演化而动态发展的国际关系,以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良性发展。

延续与变迁: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建构——基于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的分析

官方话语分析对更好地理解一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1993至2023年俄罗斯官方发布的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是其三十余年重返国际舞台和处理对外事务思维观念的缩影,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探索、进取和调整历程。“身份”“国际秩序”“国际安全”“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五大主要话语单元及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演化深刻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延续与变迁。国内国外两个层次、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空间维度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时间维度是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三大构建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指导着话语体系中各主要单元的话语表达强度,通过调整话语表达表明俄罗斯决策层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态度以及对“多极化世界”的诉求,实现对身份认同和国际地位的追求,在延续中体现出发展动态和阶段特征。同时,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仍然存在概念不清、思想矛盾、目标与能力失衡以及与现实偏离等问题,需要贴近现实并增加思想和内涵的丰富度。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延续与变迁直观地反映出俄罗斯看待当前国际秩序的观念、构建对外关系的逻辑以及为突破当下的困局而开展的外交实践,将长期影响俄罗斯的外交趋向。

2024年美国大选及其世界影响

2024年11月,美国将举行第60届总统选举,其选举结果和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将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国际安全环境等造成深远影响,加速百年变局的历史演进。老人治国、民主倒退、霸权衰落使得美国很难“再次伟大”,其内政和外交都会经历较长的阵痛期。2024年美国大选的选举议题、当前及下一届政府政策都将影响中美关系,其对华竞争战略大概率将相对固化并长期存在。随着美国2024年大选的日益临近,特别是存在特朗普卷土重来的可能,欧美关系将面临新的动荡和艰难重塑。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很难带来美俄关系的根本改善,俄外交将继续坚持“转向东方”的政策,争取摆脱西方围堵的不利处境。日本高度关注2024年美国大选动向,重视预先布局以管理美国政治变动及权力交接对其带来的影响。鉴于此,本刊特邀请6位国际问题研究知名专家撰文,从美国民主的倒退与霸权的未来、2024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欧美关系重塑、美国总统大选背景下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日本对美国大选的认知与应对、美国大选对国际政治经济及安全环境的影响角度,对国际形势及大国关系的变化进行分析和预判。

美国联盟体系数字治理互操作性提升及其战略效应

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持续提升在数字技术上的互操作性,这一趋势伴随着数字治理工具的普及而愈发显现。数字技术互操作性提升不仅体现为数字工具共享、数字技术标准趋同和数字信息跨国流动,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平台化建设打通了国家之间的治理边界,使得各国从合作推动“数字治理”转向共享“基于数字的治理”。治理互操作性的提升将对联盟的凝聚力形态产生变革性影响,可能改变传统上主要基于外部威胁和有效制度设计的凝聚力形态,凸显基于内部兼容的联盟凝聚力形态。本文将这一过程视作联盟的内向化进程,伴随着数字化以及大模型通用化发展,联盟成员国间的国内议题相互嵌入、治理工具多国共享、治理模式走向趋同,成员国间的互动模式从传统的跨国协调模式转变为算法弥散模式。本文认为美国推动与其盟友技术互操作性的下一阶段,是实现基于国内治理互嵌的治理互操作性,进而使得美国联盟体系成员国凝聚力走向内向化进程,表现为高科技产业链重塑、情报信息实时共享、国内议题框架同质化等趋势,并在联盟内跨国战略协调、楔子战略效用、美国联盟伙伴国扩展以及国际格局阵营化等方面产生相应的战略效应。

全球发展倡议下的全球治理路径与中国方案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显著提升。在全球治理的格局转换阶段,中国具有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意愿,全球治理的中国时刻正在到来。传统的霸权稳定论回避了霸权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负面功能,忽视了新兴大国主动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丰富实践,反驳了霸权稳定论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叙事逻辑,为建构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新路径提供了坚实支撑。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发展模式超越了“南北发展援助”模式的局限,既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全球提升,也是中国“南南发展合作”的最佳实践,有助于建设性促进国际发展多边机制提质升级。长期以来,多层次、有步骤、凝特色的中国外交实践,诠释了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包容理念。中国秉承“授人以渔”的内源性发展哲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分享发展模式与经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智慧”致力于寻求最大共识,秉持增量改进原则,以亚投行为依托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升级扩容、以全球数字治理为抓手进行模式创新,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力。

欧盟“印太战略”的调整与中欧关系

2021年9月,欧盟观望多年后正式出台了欧版“印太战略”,有意将印太事务置于其对外政策的优先位置,实现促进经济复苏与发展转型、扩大外交空间与地缘政治影响、协调成员国立场并加强对外政策自主性这三大关键战略目标。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为应对诸多本土与周边挑战投入大量精力与资源,推进“印太战略”内在动能与面临的资源限制进一步增加。然而,欧盟主观上无意削弱上述三大目标,客观上加强与印太接触的经济、政治乃至安全需要实际上还有所上升。受此影响,欧盟调整了“印太战略”的实施方式,呈现出强化价值观色彩并与俄罗斯因素挂钩、更加突出防务安全议题以及对美协调加强的趋势。此外,欧盟还试图将其“印太战略”塑造为“双向”战略,开始要求印太行为体,尤其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在此背景下,欧盟对华政策的失衡性与复杂性进一步增加,进入深度调整时期,中欧关系由此面临新的挑战。尽管如此,危机并未改变欧盟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和自主性的根本逻辑。欧盟仍有意维持对华关系总体稳定,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华预期也渐趋理性。

美国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布局、制约因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重构印太地区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以削弱中国的工业能力,并提升美国及其盟国对全球关键矿产市场的利益攫取能力。这一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布局有以下特征:基于双边合作的机制嵌套、基于地缘政治逻辑的遏华倾向,以及美国主导的行业“标准”与规则塑造。美国在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布局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盟伴之间存在利益诉求抵牾、美国对地区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意愿与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不足,以及美国试图动员地区国家协同其对华地缘政治博弈与地区国家寻求战略自主存在矛盾等。美国试图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关键矿产海外供应风险,对中国矿企在地区国家的投资项目以及中国的产业链地位造成负面影响,但中国与地区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合作态势、产业合作效能等因素,也将在减缓此类负面冲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七十年来的抗战外交研究

学界关于抗战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文章以中国抗战外交发展的线索为依据,重点介绍一些有重大影响并与战时外交发展线索有关联的事件,试图展现抗战外交的全貌。相较于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影响而言,目前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学界需坚持科学态度,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门科学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体来讲,需要继续加大国际法理论的引入,注意历史细节对于历史事件意义的重要性,重视对中外档案的全面仔细梳理和判读,并继续深化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美日韩关系“北约化”遗祸东北亚

戴维营峰会展示出的美日韩关系“北约化”,是朝鲜半岛及东北亚未来可能生战生乱的根本原因。美国拜登政府诱压日韩两国政府,改变了亚洲以往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模式,树立起三国安全密不可分的新地缘观,形成全面合作的准同盟机制,将遗祸东北亚。该机制可概括为:核为媒、情相连、兵同轨、物共享、链整合。美国对其军事力量进行全球布局和结构调整,推动军事要素与战略资源东移,东北亚面临变成主战场和火药桶的风险。2024年将是美日韩三国“惊险”的选举之年,选情扑朔迷离,对三边合作整合将起反作用。日韩两国围绕美国核保护伞的“延伸威慑”,亦存在不小分歧。

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政策的调整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将对华合作议题放在内政外交的重要位置,具体表现为俄罗斯积极推进与中国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合作,解除对中吉乌铁路项目的限制,放宽中国参与北极开发的“准入许可”,并加快推进“一带一盟”对接进程。本轮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调整受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的因素影响。在国际层面,俄与中美两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领域的差距逐步扩大、与西方全面对抗、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衰退和中俄关系全面发展等因素迫使俄罗斯加大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力度。在国内层面,政界与非政界精英基于俄罗斯面对的国际局势,趋向于形成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正面认知。两个层面因素共同推动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政策的积极转向,这有利于俄罗斯部分缓解其与西方对抗的压力,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优化中俄在中亚地区的互动模式。短期来看,俄罗斯本轮政策调整的方向不会改变。长期来看,不能排除俄罗斯调整对“一带一路”政策的应急目的和暂时性特点,鉴于俄乌冲突后的局势尚有不确定性,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仍有回调的可能。

美国“混合战争”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混合战争”是当前国际安全学界热议的重要议题,也是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工具。从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美国“混合战争”的理论研究历经前理论、创立与发展三个阶段,关于“混合战争”的概念界定与研究主题不断演化。美国推行“混合战争”战略的出发点是维护包括军事霸权、政治霸权、经济霸权及文化霸权在内的全球霸权地位,重点是拉大与战略竞争对手的实力与影响力差距,为此要冲击对手的内外安全态势、政治外交能力、经济科技潜力与话语叙事体系。为达到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把“混合战争”作为崭新的霸权护持工具,涵盖正式战争门槛之下的非常规军事行动、代理人战争、政治战、外交战、经济战与信息战等全谱系的对抗方式。在中美竞争中,美国把“混合战争”作为遏制与打压中国的有力手段。出于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美国不断调配与整合军事、政治、外交、经济、信息等多个权力要素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其“印太战略”被视为“混合战争”在亚太地区的呈现。分析美国“混合战争”战略的理论逻辑及实践进程,有助于深化当代战争的理论研究及研判美国大国竞争战略的未来走向。

美国战略学术界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与辩论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战略学术界出现讨论“全球南方”的热潮。其中,“全球南方”概念、使用情境及战略运用成为议论焦点。对于“全球南方”概念的迅速复兴,一些人排斥且强调谨慎对待,另一些人则接受并主张创造性使用。美国战略学术界主要从六个层面探讨“全球南方”的使用情境。在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南方”成为美国拉拢的对象,正逐步获得更多的战略自主权;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南方”是利益受损的集体,但其影响力逐渐增强;在地区秩序层面,“全球南方”被视为中国和印度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竞技场;在全球秩序层面,“全球南方”被看作是中俄与美西方争夺的焦点。在地缘政治经济层面,“全球南方”中的关键摇摆国家代表了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层面,“全球南方”是一个多元化的混合体。研究发现,美国战略学术界的辩论起始于现实政治的迫切性,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求;其认知兼具多样性与局限性,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倾向;其主流观点在美国外交政策实践中获得认可,未来可能会提出更具挑战性的观点和方案。面对美国对“全球南方”采取的新攻势,中国须深化对“全球南方”的认知,避免陷入美方设定的议题陷阱,进一步明确本国的国际定位,并坚定地同“全球南方”站在一起,不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场景视角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分析

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作为一种大城市发展的新战略在扩大消费、培育新动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场景视角探索与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发展路径,能够引导城市管理者和大众的关注重点从消费经济增长单一维度上升到城市生活品质提升的综合维度,从商务和文旅等少数部门的共识上升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城市认同。场景是舒适物组合,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消费与生活方式,也是一个地方生活品质的指示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等一线城市在场景建设上已经做出探索,其中,地标商圈潮购场景、特色街区雅集场景、社区邻里生活场景、公园生态游憩场景、体育健康脉动场景和文艺风尚品鉴场景六种场景,能够对打造城市消费优势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会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进一步增强。着眼未来,我国大城市发展战略可把场景建设纳入到公共政策核心议程中,建立城市场景体系,通过场景营造,不断优化与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生活品质,构筑城市发展的持久优势与竞争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场景路径构建,不仅展现了场景作为一种新要素对于城市文化力的塑造作用,而且还为提升我国城市建设质量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新思路。

世界体系理论的全球环境治理面相——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影响较大的学派之一,其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运用“现代世界体系分析”方法,以左翼视角密切关注和深入剖析了当代生态危机,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扩张的历史过程中,南北方政治经济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体系“非农化”造成的城乡对立,以及自然资源商品化和分配不公所引发的阶级冲突纠纷是导致全球生态风险扩散的关键原因,并对全球环境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在对生态危机及其解决方案所涉及的生态伦理、环境正义、代际公平等一系列伦理层面的问题加以反思的基础上,沃勒斯坦提出了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总体原则,并探讨了未来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的潜在影响因素与推动力量。沃勒斯坦的生态批判理论及其对世界体系转型的构想,对于在当代批判并超越现行资本主义全球环境治理模式,构建更为合理公正的新型全球化具有启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