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政务服务系统绩效评价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以杭州市萧山区行政服务中心数智评价体系为例

通过比较政务服务系统的数字化变革历程和数字化政务服务系统绩效评价理论的演变,发现仅仅局限于对行政服务中心服务质量的评价并不能真实反映政务服务绩效的全貌,偏重宏观角度探讨行政服务中心管理体制、运行模式等问题,更无法消除整体性治理的障碍,停留在定性分析和缺乏数据支持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适用性不佳、操作性欠缺。遵循政府改革的逻辑线索,在数字时代,对政务服务系统的绩效评价应实施全末端评价、全流程评价和全数据评价,杭州市萧山区行政服务中心数智评价体系为此提供了一个良好样本。对数字化政务服务系统的绩效评价,应紧扣数字治理的发展趋势,强化预测能力,突出经济性评价,融合服务和管理两个数字系统。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政策执行偏差的形成与治理——以S市0-3岁儿童托育政策为例

0-3岁儿童的教养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规范和引导托育市场,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存在利益冲突,致使政策执行效果与既定的政策目标产生较大的偏离,主要可分为政策内容本身引起的偏差与政策执行行为引起的偏差两种类型。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从利益主体的权力大小和利益水平两个维度对托育政策中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分类,清晰地界定政策过程中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在此基础上构建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权力-利益矩阵,分析各利益相关方所具有权力与欲获得的利益,从多层次、多元合作、提高管理、市场培育角度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政策执行偏差的策略。

公共行政中的“效率-民主”张力及其社会基础——基于公众参与政府环境绩效评估的分析

通过对公众参与政府环境治理评估的实证分析,本研究表明,参与评估受客观效率和规范效率影响,客观效率和规范效率的提升均会促进公众对政府绩效给予更高的评价。本质上,参与评估在理论上可以回归到民主行政理论,并表现为参与评估在形式与内容上对民主行政理论的表达,构成了参与评估的二重性功能。通过阐释民主行政与参与评估之间关系,缘起于西方的民主行政理论在转型中国具有现实的社会认同基础,反映为公众对效率与民主两者的支持与需求。在更深层意义上,民主行政理论及其实践会促进转型中国在合法性资源方面的拓展。

全球网络安全规范研究:解决技术与理念的步速落差

全球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成为国际互动的一个复杂维度,国际政治、经济事务需要建立规范以应对网络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冲击。而学术探讨是形成行为规则的思想基础。目前的网络安全规范研究与实践,存在技术不断进步与理念仍然滞后的步速落差。为此,相关的规范研究,就要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把握网络空间的关键特征、超越西方与非西方的分野、建构基于互联网场景的思维并超越网络主权概念,同时还要积极发挥多元主体的规范倡议作用。由此,寻找一种基于现实技术与人文传统的网络安全伦理原则、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以便把有影响者束缚在规范、法律和特定价值观内。

从边缘窥测中心:基层权力运作的灰色逻辑--《边缘地带的治理》评析

吕德文新著《边缘地带的治理》提出,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在这里,对于国家权力而言,意味着专断性的权力受到限制;对于社会而言,这是风险与活力并存的领域,只有国家权力与社会治理相互合作,才能创造"善治"。此书的分析建立在长期饱和的经验调查基础上,描述了在边缘地带,国家与社会是如何互动的。本文通过认真研读原书,对相关思想观点加以梳理,以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和掌握。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现状管窥——基于对2013年28个案例的观察与思考

作者分析了2013年全国范围内为发生的28个信息公开诉讼案例,发现存在政府信息公开案例数量与地域经济无必然联系,但是诉讼案例数量相差较大;信息公开申请的阻力较大,申请人较难如愿获取信息;申请人进入诉讼之后胜诉率较低,证明责任分配对其不利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申请范围,完善信息公开诉讼证明责任,提高信息公开立法技术以更好地保护公众的知情权,打造顺应时代的阳光政府。

基于国产化环境的政务信息服务一体化平台研究与应用

为确保政务信息服务安全、稳定运行,需要基于国产化运行环境,构建服务于政务办公的一体化平台,既满足政务信息服务的需要,又符合信息安全有关要求,同时,还能做为示范带动其它业务应用逐步适配国产化环境。文章结合实际应用从平台技术架构选型,功能框架设计等方面进行阐述,平台基于跨平台技术架构和标准的整合规范,适配核心自主可控的国产化设备,并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时效性,具备较强的实用性和推广价值。

基层电子政务面临的信息安全隐患和应对措施研究

近年来,我国电子政务服务水平得到飞速的发展,电子政务有关的法律、法规也正在逐步完善。文章通过对基层电子政务的安全测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基层电子政务仍然存在着管理不规范、基础设施防护能力不足、工作人员安全意识薄弱、信息技术人才储备不足等方面的信息安全隐患,并据此制定相应的信息安全应对措施。

大数据背景下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应用

伴随电子政务的不断发展,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也根据自身需求,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建立各自的政务信息管理系统,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与质量。文章联系大数据、政务信息和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基本内涵及逻辑关系,对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应用的重要作用进行细致阐述,并围绕政务信息资源发展现状,从明确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建设需求、建设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强化政务信息资源分类整合、打造政务信息资源大数据服务生态等方面人手,提出几点有效策略。

政务服务事项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共享利用

电子归档与共享是现代信息化政务服务事项中非常重要的工作,但现阶段的电子政府服务仍存在很多缺陷,为进一步推动其现代信息化进程,文章首先深入分析其特征与现状,随后罗列归档工作重点推进环节,希望能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参考。

政府绩效评估中“第三方评估”的适用范围与限度——以先行国家为标杆的探索

目前,我国开始了以"第三方评估"来矫治原有政府绩效评估模式诱致的各种问题。然而,从全国的实践来看,我国尚未把握绩效评估中使用"第三方评估"的规律。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先行国家约一个世纪的政府绩效评估经验来看,其规律性主要在于:有效把握公共受托责任是"第三方评估"的"物质性基础";由权力机关及其所属机构推行绩效评估需要纳入"第三方"智慧;"自控"性绩效评估中"第三方评估"并非必要环节;为了增强绩效评估客体对评估结果的接受性,"内控"性绩效评估可以采用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第三方评估";任一项绩效评估都有着"第三方"因素,但纯粹的"第三方评估"只是一种研究视角。未来我国推进"第三方评估"需要基于这些规律展开。

公共服务质量持续改进的亚洲实践

当前,发展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共服务质量改进战略,正逐渐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重视,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家纷纷采用满意度评估、质量控制和服务宪章等方式来推动公共部门改革。文章分析了持续改进公共服务质量这一亚洲国家改革的新动向,指出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在推行公共行政改革过程中的共性正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凸显。文章认为,我国在推动公共服务质量改进上已经迈出了步伐,但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在未来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持续改进公共服务质量作为新的战略与策略,应该纳入到改革议程中来。

论循证治理视域下新时代治理格局创新

循证治理是多元治理主体基于严谨、科学的方法形成研究证据,利用证据进行治理。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强调共建主体的多元化,共治过程的专业化以及共享结果的公正性。这一治理格局不仅需要具有广泛共识的价值理性,还需要行之有效的技术理性。循证作为治理领域的技术要素,要求治理主体从对个体经验的绝对依附转向对证据的甄别和使用,这是引导多元主体理性共建的客观需要;主张循证的权责对应性和证据自身的公正性,是规范共治过程有序高效的基本要求;强调治理成果共享中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是满足治理成果科学共享的理性诉求。

孪生型数字行政模式的理论演进与实践机理

数字政府建设已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引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数字社会的变迁延续着政府形态创新的知识谱系,依次构成融合型、棱柱型、衍射型、孪生型四重政府模式。孪生型数字行政模式既是行政模式与社会结构迭代耦合知识谱系的弹性延伸,也是量子纠缠理论对行政场域的映射。虚拟行政系统通过对物理行政系统的数字化映射,实现了对行政主体、行政流程与全生命政务周期的数字化、仿真化、自动化与智能化,并在动态互动中实现迭代循环优化。技术的赋能性入场、孪生组织平台的协同性开场、制度规则的适应性护场与数字行政文化的渗透性暖场有机地构成了孪生型数字行政模式的实践机理。

“互联网+”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探析

"互联网+"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技术和资源整合的一种创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嵌入"互联网+"的公共服务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建设的最新视角之一。研究基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对"互联网+"内在需求的解读,提出建立"互联网+社区服务"统一规范、完善城市社区网络基础设施、培养互联网专业技能人才、关注社区居民人本位需求等优化路径,促进"互联网+"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的深度融合和空间拓展。

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

人们对影响生活质量的邻避设施抗拒乃至激烈反对,很容易出现邻避型环境群体事件。社会剧烈转型、冲突条件充分、政府公信不足是产生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时代背景,地方政府作为治理主体并非在所有邻避设施上能与公众采取互动与合作,其治理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邻避冲突,政府妥协说明其治理成效并不理想。政府理论创新与民主治理能力不足,都不利于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这就需要在决策和执行时规范政府治理主体,完善政府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效果,并要做到理论创新和民主治理能力提升。邻避思维不可免,邻避冲突可避免。

权益侵犯感知、政府信任结构与群体性事件参与

使用CGSS(2010)年的数据验证了权益侵犯感知和群体性事件参与之间的关系以及中介机制。结果显示:权益侵犯感知会显著提升个体群体性事件参与的可能性。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地方政府信任度是权益侵犯感知导致群体性事件参与的一个中介机制,感知到权益侵犯使得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参与的可能性提高。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差距是权益侵犯感知导致群体性事件参与的一个中介机制,感知到权益侵犯使得民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差距扩大,从而也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参与的可能性提高。

网络赋权与公民环境行动——以PM2.5公民环境异议为例

以中国的PM2.5公民环境异议为例来分析网络对公民环境行动的影响可以看出,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公民环境行动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资源,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本碎片化、草根化的公民环境主义的政治赋权。但由于网络在使用门槛、组织逻辑等方面有着自身的缺陷,使其可能成为管制方或商业利益方的有力工具,这些因素会影响网络公民环境行动的有序性和有效性,成为公民环境行动的困境和难题。

城市管理模式创新与基层秩序重建——基于郑州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分析

网格化管理是适应城市转型发展的一种技术创新,通过整合基层治理资源,增强基层的治理能力,以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有效衔接。但网格化管理受到传统管理惯习的制约,难以完全达成预期目标。因此,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创新发展思路,以政府执行责任和意识塑造为核心,实现城市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构建一个基层服务、管理和自治有效衔接、多元联动的新型治理模式,从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水平和质量。

美国政府问责体系的结构功能及其经验借鉴

政府问责制是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宪政体制的产物,体现的是责任政府的原则。为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合理行使权力,美国形成了完善的政府问责体系。相比而言,我国政府问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略显薄弱。健全中国的政府问责体系,需要从法律和制度上健全问责制、形成专职机构监督和保证问责制的实行、充分发挥媒体和公众的问责功能、积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