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全球数据治理的分歧、原因与后果

中美是数据资源和数字经济大国,并在全球数据治理中发挥关键作用。中美双方在数据治理方式选择、首要目标、政策核心、理念指向四个方面存在根本分歧。中国以“多边主义”的方式参与治理,而美国以“伪多边主义”的方式组建数据联盟;中国将数据主权安全置于全球数据治理的首要目标地位,美国将数字商业利益作为追求的第一目标;中国坚持的是数据本地化政策,美国宣扬的是数据自由化政策;中国高扬的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美国奉行的是数据霸权的零和博弈理念。中美全球数据治理政策的分歧受到两国历史文化的差异、数据实力的差距、数字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美国数据霸权是全球数据治理的最大障碍,给未来全球数据治理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只有美国放弃数据霸权政策,中美两国才有可能在数据治理领域展开更为深入的合作。

社会心理服务渗透基层治理中的路径探讨

聚焦社会焦虑的现象,探讨社会心理服务在基层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和潜在效能。社会变迁的新趋势,突显了社会心理服务的迫切需求和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重要性。然而,这一领域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诸如认识不足、队伍建设薄弱、机制不健全和支持缺乏等挑战。

在约束与自主之间:政策文件嵌套的形成逻辑

政策文件嵌套是下级政府套用上级文件来论证政策文件制定的合法性、执行内容的合规性的一种行为,是科层制运作的功能载体和政策执行的工具手段。根据数量—内容的框架,政策文件嵌套可以被划分为循例型、行政型、借力型、重组型四种类型。政策文件嵌套每一种类型的形成都与约束性与自主性的强弱程度相匹配,约束性与自主性的不同组合构成政策文件嵌套的深层机制。由于约束性与自主性都有扩张的本性,两者的失调会带来政策文件嵌套的形式主义遮蔽风险。政策文件嵌套的风险实质上反映了纵向府际间权责关系的失调,因此规避风险需要以协调权责关系为主要方向。

无害化处理补贴公共政策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海、浙江两省(市)14个县(区)773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采用浙江、上海两省(市)14个县(区)773个养猪户的样本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对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补贴公共政策效果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对比分析国家实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贴公共政策前后的情况发现:补贴公共政策实施后,养猪户病死猪处理方式有明显改变,无害化处理方式占比提高,销售(或食用)病死猪行为减少,但无处理弃尸现象仍较普遍。从补贴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看,养殖户的年龄、文化程度、养殖规模、户均养殖头数、无害化处理成本、病死畜禽收购价格、集中处理场设施、动物防疫与监督机构人数、距乡镇卫生防疫站距离等因素,对改变养殖户病死畜禽处理方式具有统计显著意义上的影响。

论中国行政决策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政府职能的巨大变化,对政府的行政决策及其机制变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影响中国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主要问题是决策机制问题;按照党的十六大要求,改革和完善行政决策机制,推进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应建立和完善社情民意反映机制,增强行政决策活动的透明度;健全和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建设一支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智囊队伍;建立和健全决策议事规则和协调机制,保证行政决策程序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实行行政决策责任制,加强对行政决策的法律监督。

隐蔽议程形成机制中的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

本文分析了隐蔽议程的主要构建者利益集团和政治精英在隐蔽议程形成机制中的角色和关系,从共容性利益、共生型关系和共谋型行动三个视角来解剖隐蔽议程形成的原因和内在机理,进而分析隐蔽议程的危害,最后提出通过建构开放性议程来治理隐蔽议程的消极影响,以期更完整地理解公共政策议程。

企业-政府互动依赖关系与企业政治行为

随着现代商业体系的不断发展,企业在政治上的成功与在市场上的成功同样重要,于是企业政治行为就逐渐成为了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西方企业政府关系和企业政治行为的相关理论的回溯和总结,在分析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依赖关系之上,将企业政治行为与企业战略相联系,讨论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政府管制和公共政策对企业的影响,认为企业要合理地实施政治行为,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资源状态和个体独特优势状态,在个体独立策略、集体性策略和混合策略中进行平衡和选择。最后指出,我国的企业政治行为研究需要在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殊的国情,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进一步进行拓展和创新。

构建服务型政府进程中的公民参与

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公民参与不仅是确保服务型政府合法性基础的关键要素,而且是契合服务型政府的治理模式。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对公民参与的认识误区与现实困境制约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持续发展。因此认清公民在服务型政府构建中的角色,塑造积极的公民精神,提升参与能力;明确政府在推进公民参与中的责任,构建公民参与的制度保障体系;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公民参与机制,提高公民参与的有效性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背离与矫正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应然状态,典型体现在公共政策的主体、目标、对象、手段四个方面。在实然状态中,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却发生了偏离,出现了公共政策主体的割裂、政府自利行为对公共利益的扭曲、信息失真与阻滞导致公共问题认定的偏差、公共政策手段——公共权力的异化等现象。唯有通过公民民主参与意识的培育与公共媒体的形成、人大功能复位与人大代表代表性的加强、决策体制的透明化与民意反馈渠道的疏通、政策评估制度的完善等措施来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才能从根本上矫正公共政策公共性的背离现象。

政策适用主体及其政策态度分析

政策适用主体是相对于政策制定主体和政策执行主体而言的,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实施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发生影响和作用的承受者。作为影响政策执行的当然变量,政策适用主体对政策执行会产生一系列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正向或负向间的切换,取决于政策适用主体的政策态度——顺从或不顺从。因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洞察政策适用主体的政策态度并不断提升他们的政策顺从度是政策执行主体所必须面对的要务,也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

金登多源流模式理论及其启示——评述多源流模式理论

金登的多源流模式理论对"社会问题缘何走向政策议程"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描述政策制定动态本质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多源流模式理论倡导的三条独立的溪流———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相互结合冲开政策之窗,最终走向政策议程的理论模式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在我国政策议程的设置日趋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应通过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增加社会突发事件信息的透明度,丰富政策制定主体等方式完善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走向一种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的启示

政策网络把公共政策过程理解为多元行动者复杂的互动博弈过程,它把政府之外的利益集团、民间组织和公民以及社会资本、文化网络、非正式关系等都纳入政策分析的框架内。政策网络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结构的独特视角去审视和诠释政策过程,突破了多元主义和统合主义的个体单元分析方法,更好地反映和揭示了政策过程的实质。政策网络已经开始取代多元主义和统合主义以及其他传统政策过程模式,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分析的新研究途径和分析框架。

公共政策的国家产出:质量与绩效

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政策是国家的重要产出,也是公共管理绩效和执政绩效的重要变量。在成本-收益上,政策质量决定着运行成本、交易成本和不同的社会损耗。质量不高的公共政策,不仅自身政策损耗大,而且严重影响公共管理绩效和执政绩效。考量公共政策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输入——输出过程,在政策分析中推行绩效评估,按照公共绩效最大化要求,优化政策创制和设计的技术与流程,已是公共政策国家产出当中一个无可规避的重大问题。

国外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研究与借鉴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其中,韩国、日本、美国、法国的做法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学习和借鉴国外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经验,应提高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将其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对待;同时,要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法律制度体系建设、专业人才培养和机构设置,科学运用评估方法,提高评估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扩大公众参与,增加评估的透明度。

“形势与政策”课中的“国际形势专题”的辩证思考

"国际形势专题"教育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重要内容,也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要的内容。"形势与政策"课作为一门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其课程体系结构应有其内在的规律可循,国际形势专题也有自己的基本规律,包括价值定位、主要理论架构与主要教学原则等。

欧盟对外援助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对外发展援助是国内政治的拓展,是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是战后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援助提供者,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革新的过程,欧盟对外发展援助在攫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不可否认地促进了受援助国的发展与稳定及全球利益。欧盟对外援助政策在中国的实践就明显地体现了其外交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实现欧盟对外政策整体目标的政策工具之一。

试论我国政策利益分配机制的有效性——基于政策目标群体结构的分析

公共政策对社会影响深刻而广泛,目标群体的利益格局一般都要受到影响。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目标群体主要是社会各阶层成员,社会阶层之间在政策制定、执行、评估与反馈等诸多环节作用迥异,基于这种差异形成的政策利益分配机制会导致政策失灵。为防止或消除"政策失灵",政府应当健全和完善政策利益分配机制,调整政策过程相关利益主体的结构,以保证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

密尔论公民与政府关系及其启示

公民与政府关系是人类政治生活中需要处理的第一大关系,两者之间的和谐状态是社会和谐十分重要的方面。作为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位转折性人物,密尔早在19世纪中叶就对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对政府形式的选择、好政府的标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以及公民与政府的权力划分等作过许多精彩的论述。这些思想,对我们处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合理确定政府角色、构建和谐的公民与政府关系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大数据视野下网络舆情治理的政府监管研究

网络是大数据时代社会民意信息交流和传递的重要媒介,被誉为报纸、广播、电视之外的现代化第四媒体。随着互联网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舆情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舆论焦点,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实现对其进行量化监测和分析的重要途径,因此如何在大数据时代完善网络舆情政府监管机制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研究在介绍网络舆情的内涵及其对政府治理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主体、治理格局与治理策略方面的变化,探究大数据视野下网络舆情治理的现实困境,提出应通过建立健全政府网络舆情大数据监管体系、基于顶层设计制定网络舆情大数据治理规划以及基于立法革新和协同合作完善依法治网模式等改革措施,来有效提升政府对网络舆情的实时监测、分析和预警能力。

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的理论依据

由于非营利组织不仅从数量上丰富了公共物品的多样化,而且从质量上提高和改善了公共物品的公众满意度,其意义正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公共物品领域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存在,为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提供了客观必要性;公共物品的复杂多样性特征,使得公共物品非营利组织供给不仅必要而且可能;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非政府、自治志愿性特征,为公共物品的“非市场、非政府”供给提供了现实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