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分类与治理: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观念

治理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包含自下而上的根源。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价值主体,希望通过自己的价值创造行为来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自己的社会位置只能通过社会的分类体系而得到定位,于是,个体性的价值创造行为就转化成了群体性的分类斗争。分类斗争是社会中自发的秩序建构行为,它需要得到国家的确认,而治理的过程就表现为国家通过对分类体系的制度调整来回应作为价值主体的人们所发起的分类斗争的过程,其结果则是将作为价值主体的人们变成了分类权力的客体。这样一种关于治理的理解让我们既得以正视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存在,又得以发现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变成权力客体的不可避免性。

初值方法求解柱几何线性磁流体内扭曲模和撕裂模问题

基于非约化可压缩的磁流体模型开发了求解磁流体不稳定性问题的线性初值程序。使用初值程序研究了m/n=2/1撕裂模和m/n=1/1内扭曲模的增长率和模结构,并与本征值程序的结果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初值程序和本征值程序的结果吻合。分析了初值方法中增长率对时间步长和网格的依赖关系,给出了相应的时间步长取值估算式,解决了时间步长取值问题。当网格数较大时,初值程序在计算效率上展示出了极大的优势。此外,初值程序得到的解是唯一的,这可以省去复杂的本征值筛选流程。

澳大利亚汽车产品准入制度

由于近年来国内汽车企业陆续加强海外市场布局,因此研究国外汽车产品准入制度成为汽车出口工作的重要内容。文章简要介绍了澳大利亚汽车准入管理的基本情况,对《道路机动车辆标准法案(2018)》中关于澳大利亚道路车辆型式认证部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包含了型式认证申请、试验、审查、批准、发布等环节。同时重点介绍了澳大利亚汽车设计规则(ADR)的编制规则、发展历程及其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汽车法规(ECE)的协调关系。通过以上研究,有助于国内汽车企业了解澳大利亚汽车产品准入制度,便于进入澳大利亚市场。

提高火力发电厂湿法脱硫的效率

近几年,国家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大型火电厂作为我国电力资源供应的主要场所,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文明管理和建设的重要意义,重视新能源开发和利用,尤其是高度重视燃煤脱硫发电系统的设备优化和改造,尽力提高发电系统的日常工作效率,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基于此,本文对火电厂施法脱硫效率的提高进行分析,探讨相关工艺的工作原理和流程,了解影响脱硫效率的主要因素,提出优化方案并分析应用实际情况。

公共服务:政府发展的一种更高级形态

本文从公共服务的视角阐述了政府功能,认为公共服务涵盖政府工作的所有内容,是政府功能优化更完善的高级形式。社会主义社会政府本质在于其公共服务是要实现或体现公平与效率适应性平衡的公共服务,不但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的公共服务有着本质区别,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天然优势。

挪威的北极战略:实践路径、挑战与愿景

作为北冰洋沿岸国家,挪威在北极治理与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21年挪威颁布《挪威政府的北极政策》,阐述了北极地区对挪威的重要战略意义以及挪威参与北极事务的路径。挪威参与北极事务具有先天优势和较高的话语权,但其北极参与仍受条约碎片化、地区冲突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众多因素的制约,且新时期挪威在北极地区的目标已由保守的经济开发战略向进攻性的地缘政治战略倾斜。挪威的北极战略强调北约是其安全的基石,重视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间的合作,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北极地区的紧张局势。挪威参与北极事务既是北极治理的需要,也借此实现其在北极地区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

关于小城镇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思考

实施小城镇战略,需要对其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从行政区划范围的确定、行政管理职能的定位、行政管理机构规模的选择、人事管理机制的创新,以及财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分析了传统管理模式的一些弊端,构建了适应小城镇发展要求的新型管理体制。

国外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与经验

吴辉的“国外执政党建设的问题与经验”一文,从执政党建设的维度分析了当今国外执政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并总结了国外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

村民自治中的分歧、归因及对策探析

自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以来,村民自治在全国普遍推行,并得到了蓬勃发展。然而,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农村精英大量流失,村民自治开始受到影响。近年来由于取消农业税以后,村民自治中存在着一些分歧和冲突,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得以突破,以期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重要作用。

新常态下的行政治理与相对人同意

新常态下的行政治理存在保障行政与交易行政的二元结构。保障行政搭配相对人消极同意,具有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行政秩序及修复受损权利的功能;交易行政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为各自期待利益绑定在一起,分别实现各自的增量利益。保障行政交易化,相对人消极同意的积极化,是行政与相对人关系错位的表现;相对人积极同意消极化是相对人积极同意在交易行政中缺位的表现。前者于法不容,后者于理不合。对此应在制度上界分保障行政与交易行政,进而改进和完善国家的行政治理机制。

论转型中的东亚国家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

政府的主导作用被视为东亚国家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也被视为东亚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然而,东亚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给东亚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本文探讨了在当今东亚模式进行调整的过程中政府调控职能的转变,即由过去的过度干预转为适度干预。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在于培养成熟的市场机制,引导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问题精准识别: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逻辑与现实枢轴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薄弱环节、最大短板、最底层根基,而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指向是治理精准化,其逻辑与现实的枢轴是问题精准识别。基于对乡村现实的认知和乡村未来的期盼,乡村治理者在“对标找差”中识别治理问题,却因其知识水平、认知结构、理解能力上的局限造成问题识别不能精准化。因而,在能力提升上,我们为其寻找到能够融合“上级赋能”“智库赋能”优势的“技术赋能”路径,以期借助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带给乡村治理的无限发展潜力,夯实乡村治理的内生和外源基础,为实现制度优势向乡村治理效能成功转化、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乡村“弯道超车”提供技术支持和智能支撑。

万安水库农村移民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

万安水库移民基本上是实行有土安置,以外迁为主,后靠为辅。万安水库移民搬迁完成后,从1996年开始进入后期扶持阶段。对万安移民收入现状和增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根据对全县141户移民2005年的抽样调查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对移民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后期扶持工作和促进移民增收的对策与建议。

重庆地区末次冰期H6事件起始时间探讨

本文利用重庆地区羊子洞Y02石笋的U／Th年龄数据和δ^12C值建立了末次冰期60～65kaBP时段的石笋碳同位素变化序列。Y02石笋的δ^12C记录显示末次冰期的H6事件起始时间约为63kaBP左右，不同于前人研究的6（1kaBP。通过翻阅相关研究发现：末次冰期H6事件的起始时间尚存争议，早期的研究者将H6事件起始时间定于65～66kaBP，随后的研究者又将其定于60ksBP。通过将羊子洞Y02石笋δ^12C值进行功率谱分析发现：Y02石笋δ^12C记录主要存在228a，102a，77a和60a周期，表明柬次冰期重庆地区的气候变化主要受控于太阳活动的影响。

乡村振兴中的城乡空间重组与治理重构

当前,中国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人口布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动,实现乡村振兴必须顺应人口布局变动,推进城乡空间重组与治理重构。科学适度的空间布局调整有利于优化城乡发展格局,不少地方已经开展了积极探索,代表性的有山东“合村并居”、江苏“相对集中居住”和陕西易地扶贫搬迁等典型模式。当前,这几种典型模式在规划布局、规模区位、治理重构等方面都凸显出不少操作难题。应对这些问题,要超越村庄调整合并这种局部思维,将城乡空间重组置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心地-分散地、崛起地带-衰退地带的相对性结构中去把握。具体措施上,首先要科学确定中心地体系,进而在土地制度、乡村治理、政经分开等方面深化改革。

政治安全视野下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在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新形势下,政治安全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如果从政治安全这个新的角度透视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直接危及国家政治安全。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关系能否保障国家政治安全的大事,必须从国家政治安全的视角和高度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以期能够从制度和体制上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村民自治的权力结构研究

权力是政治学研究中恒久的课题,政治行为都是权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前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也受到农村权力结构的重要影响。多元的权力符号与代码是新的农村组织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们在权力流的传播下逐渐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村民、县制与村政等良性互动的权力博弈与资源配置机制,达到权力分配与资源整合的最大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提供制度支持。

地方治理的域外经验：德国Berlin-Lichtenberg区的参鉴

参与式预算是当前世界各国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主要方式。它起源于巴西,在德国获得了更为深入的发展,改善了代议民主制度的诸多缺陷。公民参与公共财政预算决策的制定和执行,提高了行政效能、公民生活质量,节省了财政资金,获得了德国社会民众的支持,这对于推进我国的地方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层级自治:行动者的缺席与回归——多中心治理视野下的城市基层治理研究

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形态就是由不同层级的行动者所创造的基层自治体系。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城市基层自治的行动者正在经历着从缺席向回归的转移。城市基层自治体系中的行动者是由楼组、社团性组织(自治家园)、业委会、居委会等组成的。不同层级的自治所解决的议题是不同的。楼组自治、自治家园和业委会自治有其特定的局限性和治理限度。以居委会为载体的自治平台是城市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基石。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视角,基于对城市基层治理的经验总结以及基层治理的主体递进逻辑和物权逻辑,提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层级自治模式",唤醒基层治理中的行动者,实现行动者的回归,推动城市基层治理的善治。

英国地方政府治理:中央集权主义的分析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方政府治理的格局呈现了"多样化、民主化、合作化"的特点,但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始终处于"非均衡"的博弈状态。2011年英国联合政府推出"地方主义法案",旨在进一步推动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转向"地方政府自治"的模式,然而却事与愿违。从地方政府的治理实践出发,真正阻碍英国实现地方自治的原因仍是传统的"中央集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