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困境与出路

当前,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面临着政治体制架构难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制度环境;政府财政投入难以满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开支需求等困境。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出路,在于从解决这些困境着手,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开放、规范的政治环境;建立多元融资模式,共创坚实、可靠的经济条件;搭建公共教育平台,培育浓厚、有序的文化氛围。

关于本溪旅游纪念品包装设计研发思考

从本溪旅游纪念品的包装现状入手,强调包装应重在提升文化品位,体现绿色设计的理念,注重引入时尚和科技的含量。在旅游活动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在旅游地购买自己所需的、具有一定纪念意义、且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物品。这些被旅游者购买的物品,可以称之为旅游纪念品。目前,山城本溪的旅游纪念品的现状不容乐观,和本溪旅游业的发展还不相匹配。作为旅游商品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纪念品还处于较为滞后的状态。而从本溪旅游纪念品包装的现状上来看,我们应强调全方位的包装,并使其文化的内涵得到充分的诠释,故此方能使本溪的旅游市场增加其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从而为本溪的旅游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辽东地区错位发展温泉旅游产业的可行性论证与前景分析

温泉旅游产业是辽宁省旅游产业中的先导产业,在辽东地区温泉旅游资源富集的条件下具备区域合作错位发展的现实背景和客观必要性。在辽宁省发展温泉旅游的重要时期,本文以辽东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和分析辽东温泉旅游产业区域合作错位发展的可行性和前景,以促进温泉旅游地空间竞争的良性循环。

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预重整制度

预重整是在我国原有庭外重组和破产重整两种企业挽救制度的法理基础上,通过优势结合和制度创新而产生的企业挽救法律程序,分为庭外重组和破产重整两个关联阶段,以庭外重组为主导和实质性活动阶段。预重整的本质是当事人的庭外自行协商重组,法院无权行使法庭内的司法权力进行干预。预重整的启动与进行不需要法院的受理和批准,不需法院指定临时管理人,但可由当事人自行聘请辅导机构,不能具有中止执行、解除保全、停止计息等重整程序启动后才有的司法效力。法院在预重整中的工作是制定规则指引预重整,审查批准预重整活动及当事人达成的重整计划草案,进而使预重整中债权人对重整计划的同意表决效力可延伸至重整程序中,简化重整程序,挽救困境企业。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预重整制度,是我们在破产法修订中有待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

科举守护神“文昌梓潼帝君”及其社会文化意义

唐、宋流行科名由各种神灵"前定"的理论,而举子们亟需一个科举主宰神,统治者更需一个国家的科举守护神。这个"神"终于在宋、元之际被"造"出来,它就是"文昌梓潼帝君"。此神原是蜀中的一个地方小神,在民俗、皇权、社会变迁、道教等多种因素和力量的推动下,最终成了后代科场冥冥中的"主试",从而也把"科名前定论"推向了更高的层次。

科举观:科举学研究的新视角

科举观体现为人们对于科举制度的认识与评价,它潜在而长久地影响着人们对于科举考试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在科举制度的历次变革中,不同社会阶层的科举观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科举观研究的价值集中地通过"科举观研究"与"科举学"的关系体现出来。20世纪科举观的转变表明,科举观念具有承传与变易的基本特征,同时个体差异、科举认识、科举属性等因素都对科举观念的形成有着深刻影响。今后一个时期,研究视角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将是科举观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

第三类破产:“不算而销”的特别清理程序

"三无企业""僵尸企业"退出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出清问题,其一般特征是非市场化因素导致破产程序"空转",消耗司法资源。为化解破产难,出现了简易注销、强制注销、代位注销、承诺制注销等试点做法,本质上只是改变了注销与清算的先后顺序,对启动清算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无益于排除清算难的障碍,而且在法理基础与运行实效上都存在问题。特殊企业破产难的成因与行政因素紧密相关,公权力介入特殊企业的市场出清可以视为府院联动机制的深化,有助提升规则的适配度和效率性。我国应当适度分流非市场化的企业退出,单独成立破产事务局,承担推进、统筹无清算价值之特殊企业出清的职责,确立无需经过清算即可直接注销企业的特别清理程序,规定特别清理引发的衍生问题由破产事务局协调处置,债务由专门设立的破产共益基金公司以债务加入的方式予以承担,建构当事人意思的推定程序与不当适用特别清理程序的撤销机制。

论我国破产重整公司治理结构之优化

破产重整制度以避免破产清算为目的,重整中的公司将继续经营,因此,科学设计其公司治理结构对实现破产重整的目标具有重大意义。破产重整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状态公司,其公司治理的目标方向、参与治理的主体范围、治理中形成法律关系的性质,均与正常经营的公司有所不同。为更好地实现"决策、管理、监督"的公司治理机能,需要进一步优化我国破产重整公司的治理结构。其中,重整公司的决策机关应为股东与债权人组成的关系人会议,重整公司的经营管理机关可以为破产管理人或者依法留任的债务人高管,重整公司的监督机关应由法院指派,其各自的构成、职责均应在破产立法中予以完善。

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县政”之理

近年来一些学者以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先”为理由，主张撤销乡镇一级政权建制。其实，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间．全国的“编户齐民”一直徘徊在2ooo万人至6ooo万人之间，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大体保持在1500个上下，都没有达到秦制“县大率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清朝中期以后，全国人口由1．7亿猛增至4．3亿，县级行政单位约1700个，平均每县所辖5万～25万人，仍然属于一种小县建制。此外，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组织原则的保甲系统，皇权统治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从国家加强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节约行政成本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县政”具有历史合理性和科学性。

秦律中“啬夫”问题考证

秦在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的过程中 ,形成了“网密于凝脂”的法制制度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大量珍贵法律资料记载了有关啬夫及其职权划分的内容。秦律对啬夫制度的建构已初具规模 ,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地方官僚机构 ,对巩固和加强封建国家的政权具有重要重义。

一日三餐史话

今人习惯于一日三餐。而秦汉以前人们一天只吃两顿饭。 《墨子·杂守》说士卒每天食两餐，食量分为五等。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仓》载，当时筑墙的劳作者早饭半斗（秦一斗约合今二升）粮，晚饭为三分之一斗；站岗和做其他事者，早、晚饭各三分之一斗，均为两餐。

论公司在设立协议中的特别诉权

实践中,发起人之间在公司设立协议中约定发起人与公司之间就经营方面的权利义务,并非少见。此种约定预设了股东的经营性义务,但股东不履行该义务直接损害的是公司利益。我国公司法对设立协议的性质和内容虽未作强制性规定,但受制于设立协议的相对性,公司直接作为原告向违约股东起诉存在法理冲突,只能通过股东代表诉讼获得救济,却仅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此种制度安排违背公司伦理,也不利于对公司受损利益的救济,需要构造一种特别诉权以填补公司诉讼类型的漏洞,此种特别诉权有其正当性、合理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