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型上访”:作为弱者的上访人的“武器”

构建"表演型上访"的解释框架,旨在解释作为"弱者"的上访人采用何种武器进行利益表达的问题。上访人之所以采取"表演"的方式来作为上访的武器,与上访目标的确定性和结果的不确定性有关,而深层次的根源还在于国家宏观的政治结构与上访治理方式的非制度化特性。上访过程的表演性凸显,给信访的制度化吸纳增添了障碍。因此,推动实施宏观政治结构的变迁与制度化的信访治理方式刻不容缓。

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研究

农村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增长,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和农村"熟人社会"环境决定了它团伙犯罪与流窜作案的特征。与城市未成年人犯罪相比,犯罪的未成年人年龄、文化素质更低。目前侵财型犯罪居多,暴力犯罪与性犯罪日渐增多,犯罪类型逐渐有成年人犯罪的趋势。农村社会控制力弱化导致留守儿童犯罪成为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大问题。

高校体育教学现状与教学改革探讨

我国的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必须是在对其有重大指导意义和深刻影响的宏观政策与教育思想指导下,结合学校自身的发展现状,除旧布新,探寻符合现代教育思想和社会发展的体育教学改革。

一种特殊的青少年管教措施

在"青少年管教"的名义下,一种针对青少年犯的新制裁措施随着2001年丹麦刑法修正案通过而付诸实施。通过分析该种制裁措施实施第一年所适用的55个判决,发现极不协调和差距悬殊的现象广泛存在,并且严重犯罪这一法定的适用条件并没有在所有案件中得到贯彻。新制裁措施的出现意味着干预的强度在明显增强。基于更生治疗的观念,新的制裁措施使大量针对问题青少年,特别是使那些适用于针对非丹麦道德背景的青少年的宽泛的控制措施合法化。新的特殊管教措施没有明确规定详尽的计划和清楚明了的实施方案,专家为此感到迷惑,并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一切表明,代价高昂的努力并非是更生改造和预防犯罪有效的工具。青少年管教措施的引入是当前多党联合政府主导的刑事政策的一部分。当局通过使用更有"成效"的措施,包含更强硬、更迅速的处罚和强制性的更生改造,旨在急切地表明他们有能力并已准备好了对付街头青少年犯罪。

浅论沈家本会通中外的刑法思想

沈家本是清末博采中西的法学大家,中国近代法制改革的倡导者和不朽的先驱。沈氏提出的罪刑法定、化重为轻、感化教育、同罪同罚等一系列重要刑法思想在清末修订刑律的过程中得到了真正体现,并对我国当代刑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证分析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未成年人犯罪也呈现出了新情况、新特点。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既有未成年人自身存在的内部原因,更有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面的外部原因。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必须不断完善家庭教育机制、社会预防机制、心理干预机制、媒体自律机制和司法惩教机制,共同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氛围。

有序政治参与的实现:以信访制度的完善为视角

信访制度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之一。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日益突出,公民政治参与方式急需从无序向有序转变,这对信访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要求。然而当前的信访制度在机构设置、功能定位、办事效率及考核机制等方面存在诸种问题,十分不利于有序政治参与的实现。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完善信访制度的相关对策,希冀通过信访制度的逐步完善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实现。

论公司法与邻近法律部门的立法协同

《民法典》是公司法的内在根据和目的,公司法则是《民法典》规定的营利法人的个性化呈现方式和实现手段。被《民法典》提取公因式的公司法条款不能一概删除了事,而应具体条款具体对待,或删除或补充完善。公司法应废除以纸质为载体而设置的证券规范,确立无纸化证券规则体系,并在信息披露电子化、网络化,以及股东表决网络化方面与证券法同步现代化。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投资公司应由专门制定的《国有公司法》调整,对国有控股和参股经营的公司除适用公司法之外,国有股权则受《国有公司法》约束。在公司临界或出现资不抵债时,公司法应要求董事对公司的债权人负信义义务,相应地,《破产法》对迟延申请公司破产的董事应予以责任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