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督察约束力与地方跨层级环境治理逻辑--基于S省P市的案例考察

党的十八大以来,环保督察逐渐成为中央层面环境治理的新手段,对提升跨层级的地方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作用。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具有任务政治化属性,对各级地方形成督办压力;突出问题与任务导向,对各级地方形成问责压力;突破行政层级和属地限制实现巡察全覆盖,对各级地方形成动员压力。面对环保督察“三重约束压力”,地方政府以跨层级的形式表现出环境治理的快速响应、责任传导和治理效用的治理逻辑,反映了新时代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新变化。

“期望-手段-效价”理论视角下的“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基于广东省S市数据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分析

伴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各地方政府在推行河长制过程中纷纷探索“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的新模式,但各地却出现了政府网络治水参与平台建设之“热”与公众网络治水参与之“冷”的鲜明对比情况。基于“期望—手段—效价”的理论视角,利用广东省S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以及样本河涌的客观数据,构建“个人—河涌—区政府”的多层次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在河长制背景下,“互联网+”公众治水参与度受到期望、手段及效价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公众期望中的参与效果评价正面影响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度;政府环保信息公开透明度感知、政府回应性和政府营造良好社会治水氛围的力度等政府工具性手段显著驱动公众网络治水参与;公众对治水重要性的评价能够促进公众网络治水参与。

政府公信力的生成与流失--基于信息论视角的解读

政府公信力反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关系到政府合法性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命题的前提是,任何信任都必须基于人或组织获知足够数量的他人或组织的有效信息。从传播学中信息论的视角出发,申农-韦弗式的政府形象信息有效传播是政府公信力得以生成的必要条件,在以上传播过程中作用于政府、大众媒介和公众的各类噪音干扰则是造成政府公信力流失的重要原因。本文强调,政府公信力的生成和流失问题应当在政府信息传播的框架中加以考察,提高政府公信力应当以加强政府信息传播过程的有效性为目标提出针对性的举措。

基于LDA的国内电子政务研究主题演化及可视化分析

为了更好地了解国内电子政务研究发展阶段,推动电子政务学科发展,本文提出将主题模型应用在电子政务研究主题演化分析中。电子政务主题演化能够挖掘出电子政务研究热点,在电子政务学科建设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收集了中国知网中1999-2016年以电子政务为主题的实验数据,采用LDA模型抽样得到每年的文档主题,将采样的主题通过社会网络等方法进行可视化分析。根据主题演化分析结果,本文将国内电子政务研究划分为3个阶段: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平稳发展阶段,本文还分析了目前国内电子政务研究的热点,展望了国内电子政务研究趋势。

城乡一体中的治理合流--基于“特色小镇”的政策议题

建立什么样的城市既是一个国家治理中的政策设计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治理中的路径选择问题。由地方政府发起的特色小镇建设,既是一个地方城市化政策的先行尝试,也是不同地方政府间治理协同的过程。在特色小镇建设的推进中,还同时面临着市场本位和国家本位的博弈。总体上看,特色小镇不但应该纳入国家城市化的总体战略,也应该尊重地方政策创新的积极成果,在城乡治理合流中实现产业转型、人口导入和文化传承的功能融合。

电子政务到数字治理的转型:政治、行政与全球化——评Digital Governance:New Technologies for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 and Participation

过去十年间，电子政务取得了长足发展，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用户的骤增，促使电子政务信息和服务的提供从“单一无序”向“全面系统”转变；公民意识的提高促使电子政务从“提供信息和服务”向“增强公民监督和参与”转变；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思想的崛起，促使电子政务从“以政府为中心”向“以公民为中心”转变。这些变化使得电子政务向数字治理转型，并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信息鸿沟及网络安全等问题不断出现，也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来应对。

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再审视——基于A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13-2016）的实证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与突出亮点,不仅体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更在深层意义上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关系格局的动态变化。基于2013-2016年A市政府使用“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短面板数据,对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实证结果表明,包括替代型关系与合作型关系在内的两类理论假设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部分支持,在功能替代、功能吸纳以及功能嵌入等不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现阶段中国的政社关系表现为一种兼有替代与合作的复合形态。在对未来政社关系的展望上,认为政社关系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双向赋权和利益共容的基础上走向共生,但目前尚无充分理由认为政社关系已实现了从替代到共生的演化。

共治图景下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研究--兼论一个未来研究框架的建构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中出现了的一系列新问题,传统"中心-边缘"模式无论在理论解释还是实践指导上均表现乏力甚至无力,"非中心"共治模式却表现出日益强劲的指导意义,进而推进共治模式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中的系统嵌入成为了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首先从多元性、互赖性和对等性三个方面论证了共治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中的历史蕴含及其消解相关问题的契合性,之后基于共治视角反思了现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角色定位、互赖行为、责任体系、沟通能力和嵌入情景,最后以反思中发现的问题为抓手构建了一个以共治为内涵要义,以"角色定位-合作行为-嵌入情景"三大模块为核心内容的研究框架,为今后进阶、深度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提供了依据。

养老产业政策体系及其协调性--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发展养老产业是应对未来深度老龄化的重要国家战略。聚焦养老产业政策体系,构建其协调性分析框架,选取调查2006—2018年中央、陕西省及安康市的资料,分析国家、省、市三级层面现行养老产业政策文本,应用MAXQDA软件对其进行编码,采用文本内容分析、共词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养老产业政策层级、政策发展历程、政策主体、政策效力、政策专项性、政策内容等进行双维协调性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养老产业政策体系内部不同层级之间政策联系紧密,涉及的政策各要素较为完备,但仍然存在纵向、横向维度中的不协调因素。应通过丰富养老产业政策类型与内容、优化体系结构、加强相关部门合作等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养老产业政策体系的协调性,为推动养老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大数据驱动下公共治理变革研究综述——基于2013-2020年CSSCI及核心期刊来源的文献计量分析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大数据公共治理”已成为公共管理学者们竞相研究的热点论域。自学界公认的大数据元年即2013年以来,国内学术界输出的“大数据公共治理”相关研究体量较大,现阶段亟待对其进行科学评析和综述概览,以回应“大数据驱动下公共治理变革”实践对理论研究的新要求。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对2013-2020年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的CSSCI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中“大数据驱动下公共治理变革”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其研究热点主要聚焦治理范式、技术理性、价值理性;研究脉络中“电子政务、云计算、政府网站”等相关主题的研究热度趋弱,“路径、精准扶贫、开放政府数据”等相关主题的研究热度渐增。研究发现,“大数据驱动下公共治理变革”整体上呈现出研究主题重返人本主义、研究内容追求实用主义、研究方法走向“第四范式”等特点。未来,“大数据驱动下公共治理变革”相关研究将在研究内容上更具“技术”特征、在研究主题上更关照社会现实。

从绩效问责到宏观调控工具——2003-2014年国外政府绩效评估综述

尽管绩效评估在我国各级政府中逐渐成为日常性管理制度,但无论实践界还是理论界都还在利用西方20多年前的旧知识来解决新问题。通过客观德尔菲法对Web-of-Science数据库中2003-2014年间的317篇政府绩效评估文献进行"硬聚类",发现国外近十年政府绩效评估的新规律在于:努力对政府的具体部门进行"体检"式绩效评估,诊断每项具体工作的实际绩效状况;利用"体检结果"促进政府问责进程;对政府绩效"病症"寻找"致病"诱因,试图将高绩效政府当作带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政策杠杆"来推动国家走出发展低迷;在大数据时代中将信息当作提升政府绩效的"非物质文化"因素,同时认为信息本身就意味着绩效。

社会组织参与冲突管理的功能与可行性分析--基于与公共行政组织的比较视角

社会组织和公共行政组织具有不同的特点,其在公共冲突的治理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特点,具有功能互补性。针对于公共行政组织在公共冲突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性压力、冲突治理负担过重、体制性迟钝、行政化色彩过强、中立性较差、被动反应式的管理模式等欠缺,社会组织借助于利益整合和利益表达、冲突中的信息沟通和传递、创造建设性地冲突解决方案等公共冲突参与方式来实现其推动公共冲突化解的功能,在冲突的预防以及公共冲突的化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以政府主导为主、以冲突平息为目的的冲突处置途径向强调社会组织多元参与、致力于冲突深度解决的冲突化解途径转变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也拥有了越来越多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空间。

从GDP最大化到高质量发展:我国政绩考评的演进路径与逻辑(1980—2020)

政绩考评是引导、激励、约束干部作为的“指挥棒”与“导航仪”。基于路径依赖与结构动能的分析视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绩考评大体经历了GDP最大化考评、科学发展观考评、政府绩效评价与法治考评、推动高质量发展考评等历史阶段,呈现出导向性、统一性、多样性、叠加性,以及自上而下的宏观张力扩散和自下而上的微观动能集聚等特点,蕴含着价值、责任、技术与现实逻辑。其中,“方向引领+目标分解”的宏观张力体现价值与责任逻辑,“履责问责+纠错纠偏”的微观动力体现技术与现实逻辑。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政绩考评,应构建以“民生三感”为导向的指标体系,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与容错机制,进一步培育第三方评价市场,建立数字化的考评管理信息系统。

旅游产业发展政策述评--以云南省为例

产业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政策的制定又必须与产业实际相结合,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适度超前的政策,甚至能使一个产业快速成长,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外有关旅游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并以云南省为例,对云南省旅游产业自1978年发展至今的各个阶段,尤其是"旅游强省"阶段的产业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推动旅游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地方政府创新的影响因素与多元路径--基于面板数据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的双重检测

有关地方政府创新影响因素的既有文献,多为相关因素的分散性研究,缺少对多因素组合路径的探索。以此为出发点,首先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法进行变量筛选,而后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31个省份高水平地方政府创新的多因素组合路径。结果表明:领导任期与地方政府创新水平并无显著相关,能够影响地方政府创新水平的五个变量,按照重要性排序依次是资金支持、智力资源、城市化、组织规模和失业率,且各因子之间呈现组合效用,具体可概括为"资金-智力导向型"和"资金-组织导向型"两条路径。地方政府可结合区域发展特征,选择适应性路径实现高水平地方政府创新。

政策网络理论的完善路径:与IAD的整合

政策网络理论要想超越"描述"功能,增进其"解释"功能,必须与其它理论相整合,而制度主义与政策网络的嵌套与整合,可增强其在政治与政策过程中微观层次方面的描述能力以及因果关系方面的解释能力。本文首先分析了政策网络理论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而在网络分析与IAD方法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政策网络与制度主义相整合的分析框架,以为相关经验研究提供前提。

政府、民间与教育总资源——基于OECD的比较分析

本文对中国教育总资源的水平、构成和流向以及归宿进行了实证分析与国际比较。研究发现:第一,中国教育总资源的水平与OECD国家相比还比较低;第二,政府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呈现不断下降趋势,2009年还未超过1995年的比例,民间教育资源比重较高;第三,中国教育支出偏向于高等教育,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的投入低于OECD国家;第四,中国教育过多的偏向公用部分,个人比例偏低。政策建议是:第一,政府必须大力提高对教育的支持力度,特别是不断提高公共教育经费的支出水平;第二,教育资源的提供必须多元化,要为民营教育的发展提供正向激励;第三,公共教育经费应该向基础教育倾斜;第四,不断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教育资源中用于个人部分的比例,提高教师待遇,降低公用部分比例,提高教学效率。

环境监测社会化改革探析——基于广东省D市的调研

梳理环境监测与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使环境监测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一直是环境监测社会化改革的核心所在。我们采用系统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从投入、过程、产出、效果四方面对广东省环境监测试点地D市进行了探析,发现目前仍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环保部门职能转变不到位、社会性的监测资源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环境监测社会化改革范围仍需进一步厘清,对社会检测机构的监管有待完善等。环境监测社会化改革的发展,需从职能转变、机构监管、有效竞争、制度完善等方面着手。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管理--中国公共管理体系的品格与未来

当前,中国正处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公共管理体系作为整个国家行政运作的核心骨干架构,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当前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对公共管理体系的逻辑与未来趋势进行探究。中国的公共管理体系具有三个核心特征,即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天然的柔性与兼容性、对外交互的世界性。要完善中国公共管理体系,则要解决好若干核心问题,并结合时代的发展,形成新的公共管理体系的若干特征。中国公共管理体系的未来,必然因其独特价值和使命,而成为世界公共管理体系改革的的重要方案。

中国经济转型期腐败治理宏观环境的PEST分析——基于1990-2012年面板数据分析

伴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化,中国腐败呈现高发态势。腐败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其复杂性在于影响反腐成效的因素众多而难于筛选、各因素对治理腐败的具体影响难以评估。微观因素如反腐机构、反腐队伍等在反腐中固然重要,经济社会宏观环境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且更加深远、持久。文章利用PEST分析法,从经济社会宏观环境中选取影响反腐成效的六个指标,在对1990-2012年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影响反腐成效的核心要素,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实现反腐与社会发展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