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衔接:政策有效性的一种实现机制

政策衔接作为公共政策实践中的常见现象,是不同政策间相互连接和协调的政策过程,旨在确保关联政策的连贯性、互补性和协同性,呈现结果与行动相统一、共性与个性相融合的特征。在现实场景中,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公共政策常常面临一定程度的分立与冲突,导致政策执行者往往面临工具不统一、目标不一致等难题。为了提升政策制定和执行效能,在多重任务导向下,政策衔接成为政策有效性的一种实现机制。首先,在政策衔接功能上,关联政策的目标弥合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方向的明确性、工具组合使用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手段的合理性、资源整合有助于提升政策执行资源的匹配度。其次,在政策衔接过程上,通过政策转译实现与上级政策的衔接,延展政策的情境适用性;通过政策协同实现与同层级政策的衔接,提高政策的系统整合性;新政策通过政策接续实现与旧政策的衔接,增强政策更迭的稳定性。最后,在政策衔接的结构保障上,为消除治理结构中的不利干扰,采取赋能正向行动的可行性建构,提升政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政策的合意性与稳定性;借助程序与结果的合法性建构,确保政策衔接过程符合制度规范和社会规范、衔接结果获得内部认同和社会认同,避免政策制定者的偏离行为破坏政策有效性。总之,政策衔接的三种样态及其相互交叠,有助于缓和科层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张力、缓和专业治理与整体治理的张力、缝补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裂隙,共同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空间与时间命题,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人文法则:预防人工智能无限度研发的屏障

传统技术以自然物为研发对象,生产出来的技术物既无生成功能又无自主性诉求。相反,人工智能是以生物人脑为对象,旨在“模仿和超越人类智能”。人工智能从模拟学习到自具极强自主性诉求的深度学习,迅速发展出“超越人类智能”的潜能。ChatGPT-4和AlphaFold的问世,或将人类推向“技术奴役人类”与“人类主导技术”的岔路口。如果不受阻碍地继续向前,具有深度学习和迭代升级能力的智能机器必然会突破人类可以控制的界限。保护人类免受技术和机器奴役的最后屏障是人文科学。建立阻止人工智能无限制发展的人文屏障,需要重建人文法则。首先要恢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文信仰、情感和精神,使之具有人文性;其次是重建人文信仰、情感、精神和知识体系,使之社会化;其三是创立当代哲学,为人文重建提供思想基石。在此基础上应着手两个方面的实践努力,一是重建人文教育,以引导和规范科学教育;二是以有限生存和共生限制为准则,重建人文主义价值体系和人文主义政治-经济实践体系。

价值建构评估:地方常态化政策评估的一种解释--基于江苏省N市的纵向案例追踪研究(2012-2022)

依托独立部门对相关政策开展规范化常态化评估是我国政策评估实践的重要形式。通过对江苏省N市2012-2022年的政策评估实践进行纵向案例追踪调查后发现:价值共识生产是推动评估建构的前提和基础,评估部门的积极推进成为评估建构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价值建构评估的过程是各要素间良性互动,从规范性的评估知识到工具与组织的完善、再到特色评估文化的建构过程,由此揭示“价值建构评估”的复杂动态逻辑,为后续政策评估实践研究提供理论思路。

公共采购模式变革:从创新中性到创新友好

公共采购是拉动创新的核心工具之一,公共采购模式限定了相关主体的行动空间,对公共采购发挥驱动创新的政策价值具有重要影响。基于开放式创新视角与创新导向型公共采购的基本原理,对公共采购模式影响创新的关键因素进行系统识别,构建有序probit模型,运用来自供应商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现行的公共采购模式设计呈现创新中性特征;需求表达方式、采购数字化、需求重叠度等因素对供应商创新性响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将上述因素嵌入相关公共采购制度,可以提高我国公共采购模式的创新友好程度。最后,提出公共采购模式变革的基本思路:在兼顾成本导向与创新导向的情况下,对公共采购模式进行分类设计,包括常规型集中采购、常规型分散采购、创新导向型集中采购和创新导向型分散采购。

乡村是如何争取政策资源的——一个“发展型村庄”的解释框架

政策下乡是推动中国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处于相同宏观制度环境的村庄,虽然具有相似的自然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特征,但在资源争取的结果和效率上却相去甚远,有的村庄甚至实现了从“缺资源”到资源“多”且“优”的转变。因此,观察村干部究竟是如何有效争取更多政策资源的,具有特殊意义。以河南省兰考县Z村为个案,尝试挖掘村庄争取政策资源的经验事实背后的“隐秘”维度,提炼出“发展型村庄”的解释框架,即以村治为主、以政绩为辅,确保争取政策资源优势的可持续性。这是一种脱胎于国家干预主义、有助于激发村庄内生动能的制度性实践,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治理中的双向压力型体制及其运行逻辑——基于H镇网格化管理的个案分析

压力型体制作为本土概念业已成熟,但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上级压力下传的单一向度,忽略了压力型体制对基层服务需求的主动回应。H镇网格化管理的案例表明,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存在双向压力型体制。这种体制以二重性的压力运行过程应对上级管理要求和群众服务需求的两大压力环境。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压力的对流与互通,分别回应了上下差异性任务需求,也让两侧压力环境分别实现了势能释放和能量互补。双向压力型体制的概念是沟通压力型体制经典框架和基层治理经验的中层理论,凝练了基层实现服管结合的有益经验,蕴含着我国基层治理的独特逻辑。

基层政府职责体系建设:逻辑转向、现实障碍与优化路径

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对于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职责同构是我国政府间关系的鲜明特点,也是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研究基点。基层政府职责体系建设具有基础性地位。随着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稳步推进,基层政府职责体系建设应转变传统的逻辑定位,明确职责同构的现实合理性与制度优势,秉持“有而向优”而非“打破”的逻辑定位。在“优化”逻辑的基础上,检视基层政府职责体系建设中存在的“碎片化”障碍并尝试从条块关系、职责配置、权责分配、制度化分权等方面探寻诱因,通过规范基层政府权责清单、建立党建引领职责协调小组工作机制、激发相关行动者的建设动力等,推动优化基层政府职责体系。

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的数据分层治理

数据是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的关键要素,数据治理有利于解放新质生产力。在“人工智能+”行动对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和公共数据提出新要求和形成新挑战的情况下,有必要以分层治理的思路,以促进数据流通和保障数据安全为准则,区分不同类型数据的治理目标,形成数据法律法规的联合治理。要通过优化个人数据的授权和利用,促进企业数据的交易和流通,平衡公共数据的开放与安全,来实现人工智能产业化中数据的创新治理和高效治理。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之现实诉求及实践载体

共同富裕是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全体人民都富裕,它引领着乡村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振兴,并使乡村文化振兴成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必经阶段。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人们对乡村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了共富文化,激活了乡村文化新的生命力,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筑牢了文化强乡根基,引领了乡村社会全面振兴。在建设乡村共同体进程中,应依据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构建共富生产集体促进党建文化建设;应建设共富人文社区,重塑家庭文化和公共文化;应打造共富乡村产业,大力创新乡村特色文化,把新质乡村共同体建设成为乡村文化振兴和增强文化自信的实践载体。

区域环境共治的结构分析与建构路径--基于共同利益视角

在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初期阶段,粗放的增长方式带来了愈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跨域性等特征,要求环境治理必须建构多元协同共治体制机制,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同、协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的长效善治。基于共同利益视角,从城市功能定位、纵向权力结构以及协同共治过程三个角度对构建生态环境共治体系进行探究,并从理念、主体和实践等方面提出区域生态环境共治结构的建构路径。

层层加码与层层递减:不同类型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的权变逻辑

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层层加码的现象由来已久且较为普遍。基于不同类型公共政策主要直接功能存在的差异,对规范性、分配性、导向性等3类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监控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的表现和结果展开分析,从利益逻辑、行为逻辑、制度逻辑探寻行为背后的逻辑动因。要消解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现象,应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并运用有效的政策工具,健全公共政策执行者激励相容机制,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增强目标群体的民主法治监督能力和公共舆论客观理性,在减少政策执行层级的同时加强跨层级治理。

城乡一体中的治理合流--基于“特色小镇”的政策议题

建立什么样的城市既是一个国家治理中的政策设计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治理中的路径选择问题。由地方政府发起的特色小镇建设,既是一个地方城市化政策的先行尝试,也是不同地方政府间治理协同的过程。在特色小镇建设的推进中,还同时面临着市场本位和国家本位的博弈。总体上看,特色小镇不但应该纳入国家城市化的总体战略,也应该尊重地方政策创新的积极成果,在城乡治理合流中实现产业转型、人口导入和文化传承的功能融合。

从“化繁为简”到“繁简相生”: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的过程机制研究——以深圳市B区义警为例

“乌卡时代”,厘清政民合作治理过程机制对于实现公共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至关重要。既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政民合作治理的前因条件与合作绩效,却忽视了对中国情境下政民合作治理过程的分析。鉴于此,以合作治理理论为基础,立足政民双主体视角,构建了基于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合作动机一行为过程一价值共创”的过程机制解释模型。公共安全政民合作治理是政民双方基于各自的合作动机,通过利益互融、资源互补、协调互动、信任互惠、成效助推,最终实现价值共创的循环选代过程。

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再审视——基于A市“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2013-2016）的实证研究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作为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举措与突出亮点,不仅体现了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更在深层意义上反映了政府与社会关系格局的动态变化。基于2013-2016年A市政府使用“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短面板数据,对政府购买服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重新进行了审视。实证结果表明,包括替代型关系与合作型关系在内的两类理论假设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部分支持,在功能替代、功能吸纳以及功能嵌入等不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现阶段中国的政社关系表现为一种兼有替代与合作的复合形态。在对未来政社关系的展望上,认为政社关系的理想状态应当是在双向赋权和利益共容的基础上走向共生,但目前尚无充分理由认为政社关系已实现了从替代到共生的演化。

养老产业政策体系及其协调性--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发展养老产业是应对未来深度老龄化的重要国家战略。聚焦养老产业政策体系,构建其协调性分析框架,选取调查2006—2018年中央、陕西省及安康市的资料,分析国家、省、市三级层面现行养老产业政策文本,应用MAXQDA软件对其进行编码,采用文本内容分析、共词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养老产业政策层级、政策发展历程、政策主体、政策效力、政策专项性、政策内容等进行双维协调性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养老产业政策体系内部不同层级之间政策联系紧密,涉及的政策各要素较为完备,但仍然存在纵向、横向维度中的不协调因素。应通过丰富养老产业政策类型与内容、优化体系结构、加强相关部门合作等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养老产业政策体系的协调性,为推动养老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从绩效问责到宏观调控工具——2003-2014年国外政府绩效评估综述

尽管绩效评估在我国各级政府中逐渐成为日常性管理制度,但无论实践界还是理论界都还在利用西方20多年前的旧知识来解决新问题。通过客观德尔菲法对Web-of-Science数据库中2003-2014年间的317篇政府绩效评估文献进行"硬聚类",发现国外近十年政府绩效评估的新规律在于:努力对政府的具体部门进行"体检"式绩效评估,诊断每项具体工作的实际绩效状况;利用"体检结果"促进政府问责进程;对政府绩效"病症"寻找"致病"诱因,试图将高绩效政府当作带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政策杠杆"来推动国家走出发展低迷;在大数据时代中将信息当作提升政府绩效的"非物质文化"因素,同时认为信息本身就意味着绩效。

公共政策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研究——基于31省级、38地级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分析

作为一项关涉社会民生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议题,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纷纷落地。以政策扩散为理论视角,对我国31个省级、38个地级重点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其扩散机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地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扩散的时空演进体现出如下运行机理:在时间维度上地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随时间变动呈现S型扩散曲线,目前处于曲线第二阶段,即快速增长时期;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比较显著的邻近效应,同区域内政策先行地区对周边地区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在具体路径上呈现出显著的垂直影响,包括自上而下的层级扩散和自下而上的吸纳扩散两种模式;在主要内容上呈现出效仿与创新失衡,以简单效仿为主,政策创新性不足等。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历时多年,但依然任重而道远。

旅游产业发展政策述评--以云南省为例

产业发展离不开政策支持,政策的制定又必须与产业实际相结合,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适度超前的政策,甚至能使一个产业快速成长,实现跨越式发展。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外有关旅游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梳理,并以云南省为例,对云南省旅游产业自1978年发展至今的各个阶段,尤其是"旅游强省"阶段的产业政策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推动旅游产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的实证分析--以G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为例

绩效管理的核心目的是改进绩效,而绩效损失这一分析视角业已成为审视绩效生产与绩效提升的一个重要维度。以G省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为例,对“治理缺陷型”和“价值偏离型”两类绩效损失的生成机理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两类绩效损失是在公共政策组织管理系统和公共价值建构系统中交互形成的,其公共价值因素与组织管理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整体绩效损失的生成;其中,社会价值建构缺失构成了整体绩效损失生成的逻辑起点。此外,在绩效损失的生成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区位要素与其他影响因素耦合互动,并对绩效损失产生“放大效应”。未来应进一步开展相关的定量研究以探索绩效损失形成的关键区域,并提出具有针对性与可行性的矫正策略和治理路径。

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权力:制度本质及其实现机制--基于城市管理执法的多案例研究

城市管理中的执法规范化体现着执法能力的制度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迈克尔·曼将国家基础性权力视为国家的制度性能力,它表明国家能够获取社会支持并通过既定制度来实施政策和协调社会,因而无需依赖专断性暴力实现国家意志。我国城市基层执法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实践表明,执法组织通过构建权威、引导合作、促进合法化、凝聚共识等多种机制促进国家与公众合作,使执法者以一种赢得社会支持与自愿服从的方式完成执法任务,从而塑造着基层治理中的基础性权力。但上述机制也分别受到政策变动、维稳思维、制度资源不足和利益冲突等多方面约束而难以保持长效,这些约束对基层国家的制度化治理能力形成挑战,因而可能抑制基础性权力的增长。长远来看,一个自主的理性化行政体系和一个共识的合作性社会,分别在科层维度和社会维度上为基础性权力的生长提供必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