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协同治理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分析——基于S市L区案例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乡村建设不仅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驱动力,但是,数字化协同治理与乡村产业振兴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分析。运用“环境—结构—过程”这一分析框架可以发现,各乡村治理主体通过数字化赋能和角色转变构建的相互协同治理关系,可以依托资源的高效整合、利益的主体共享以及持续的数字化监管,不断重塑和优化协同系统,并有效提升治理效能,从而为数字时代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优异的发展环境。

协同治理视角下国土空间规划实践与思考——以江苏为例

国土空间规划是完善现代化治理手段、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工具。在总结跨地区、全流程、多主体的协同治理框架下,基于江苏省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多层次同步编制的实践,探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推动区域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跨区域协同治理通过城市定位协同、生态环境治理协同、交通协同、市政基础设施协同、文化协同等手段,实现不同空间协同治理目标的落实;全流程协同治理通过建立常态化沟通磋商机制,实现省市县的纵向传导反馈和多部门、多条线的横向寻求共识,化解跨界地区矛盾;多主体协同治理侧重制度建构,保障行政力、市场力和社会力的多元参与。

质点到网络:公共服务动机、行为、绩效三元交互发展逻辑体系构建

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不断发展繁荣,理论研究成果颇丰,是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热点。但公共服务动机如何转化为公共服务绩效在理论机制方面尚未清晰,遑论纳入公共管理人力资源实践中。基于Apriori算法对相关主题文献进行了无监督机器学习挖掘,发现公共服务动机转化的研究不足之处。基于此,在社会认知理论视角下系统性厘清了公共服务动机、公共服务行为、公共服务绩效三者关系,打通了三者相互链接转化的逻辑框架。并以逻辑转化路径为基础,基于系统网络层面搭建起“公共服务动机—公共服务行为—公共服务绩效”三元交互发展的逻辑分析模型,以期发展和完善公共服务动机理论,从而达到将公共服务动机理论成功转化为实践的目的。

人工智能治理中“基于风险的方法”:理论、实践与反思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带来了一系列规制挑战,而传统的“基于权利的方法”难以有效因应。“基于风险的方法”主张根据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不同类型和等级的风险,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和方式,平衡技术创新与有效治理的关系。这是一种符合人工智能风险特性和发展规律的治理方法,以风险社会、适应性治理和回应性规制等理论为指引,以风险识别与分析、风险评估与分类、风险控制与监督、风险沟通与参与作为制度构成。在基于风险的人工智能治理实践中,欧盟、美国和中国分别采取“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混合模式”,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人工智能治理中“基于风险的方法”也面临批判和质疑,应当构建多元共治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体系,并建立动态适应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机制,同时搭建开放协作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平台。

数字治理中技术依赖的伦理风险与规制

数字治理是数字技术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以创造更大公共价值的一种新型治理形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然要求。在数字治理进程中,政府与数字技术的关系由技术辅助逐渐演化为技术主导,这在社会治理决策、行为和系统建设中产生了技术依赖现象,即智能决策替代治理主体决策、技术行为替代治理主体行为和平台建设替代结构流程优化。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包括政府公权力系统被侵蚀、治理过程的伦理原则与程序的失效以及治理结果责任归属不清等问题。这些伦理风险既阻碍了数字治理对公共价值的创造,也不利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实践中,应从数据信息、治理决策、治理系统等数字治理流程中的3个关键变量着手,厘清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的边界,探索优化数字治理的实施路径,具体包括控制社会治理数据信息的准入和流出以推进治理公平、优化人类决策与算法决策的合理分工以彰显公共价值、推动数字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共建以明确治理责任归属等。通过规制技术依赖带来的伦理风险,推动数字治理创造更多公共价值,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算法歧视的敏捷治理——以D短视频平台为例

敏捷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新范式,是对回应式治理和集中式治理的进阶和超越,是塑造未来数智世界和元宇宙治理的现实路径。以敏捷治理化解算法歧视的技术与伦理风险,实现算法治理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议题。通过参与式调查对D短视频平台的内容展开田野调查,深度剖析短视频平台算法运作的逻辑机理,总结归纳算法歧视的形态和成因,探索尝试算法治理的可行举措和实践进路。研究发现,基于用户偏好、平台优先等平台价值观念是D短视频平台算法运作的隐形逻辑;主观设计下歧视性推送和定价是D短视频平台算法歧视的突出表现;灵敏感知、快速响应、持续发展的敏捷治理机制是逾越“算计”陷阱的有效手段。因而,为应对算法歧视的风险挑战,政府亟须以敏捷治理赋能算法歧视治理,塑造多元参与、多管齐下的治理格局,实现整体智治、协同共治、动态管治,从而实现算法“善治”,优化算法治理的中国方案。

算法嵌入政府治理:逻辑、风险与规制

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智能算法在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现阶段如何推进算法技术更有效地嵌入政府治理,在充分发挥技术效益的同时反制技术滥用,实现公共价值最大化目标是亟须关注的时代命题。从“技术—权力—规则”三个维度搭建研究算法嵌入政府治理的分析框架,探索算法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价值意蕴与运作逻辑。聚焦算法技术黑箱阻滞公共责任认定、算法权力削弱政府与民众自主性、算法规则偏好导致治理正义性减损等风险与挑战,提出在实践中要推进技术适度透明化以明晰责任关系链条、规范算法权力运作并坚持人本主义治理理念、明确算法规则决策限度以强化治理正义性等实践进路。

党建引领如何破解中国基层治理的三重困境?——基于广州市南沙区的实践

中国基层治理存在资源、权限和激励三重困境,如何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破解这些困境,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本研究借鉴组织变革理论搭建分析框架,基于广州市南沙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改革实践,发现党建引领利用信息化建设、流程再造、结构调整、机制设计和文化重塑的系列措施,形成组织建设、权威协同和激励驱动三条机制路径,有助于破除基层治理中普遍面临的三重困境,推动了中国基层治理格局的整体变革。未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可以借鉴“创造性破坏”和整体性治理的基本逻辑,推进基层组织的服务流程与组织间协同,重塑中国基层治理的良好格局。

基于社会系统论的数字乡村韧性治理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工程的推进,数字化场景深度嵌入“三农”场域。按照社会系统论的解释,数字乡村建设其实是一个耦合乡村治理行动者与乡村环境的韧性治理系统。数字乡村韧性治理是外在环境和行动系统内外双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其系统目标在于不仅要降低治理环境系统的复杂性、增进乡村行动系统的稳定性,也要不断演进系统的适应性循环,从而提升数字乡村韧性治理水平。目前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实践存在过程的路径依赖、数字意识建设迟滞等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场域行动者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匮乏、信息资源应用不足、感知偏离政策目标,数字乡村治理系统被置于高度复杂环境从而降低了乡村治理行动者行为选择的稳定性。提升数字乡村韧性治理水平,需要从社会系统论的外在环境和内在行动者出发,以打破惯性藩篱、搭建乡村治理平台、引育数字人才、优化乡村资源配置、明晰乡村规范等政策工具为抓手,实现简化数字乡村建设系统外在环境的复杂性、控制行动者行为选择以维持行动系统稳定性的韧性目标。

面向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服务理论思考:内涵、要求与路径

公共服务作为保障国家和社会良好运行的物质载体,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面对人民群众需求层次提升的现实要求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公共服务被赋予新的内涵和要求。而这种变化的具体要求和表现以及由此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带来的挑战,并没有在当前的研究中得到充分讨论。新时期公共服务现代化的要求在于实现服务配置的公平正义、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和服务供需的有效匹配。因此,有必要基于公共服务在内容体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结合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过程,构建理解治理现代化下公共服务发展要求的分析框架,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提出公共服务的空间路径、财政路径和技术路径。一是科学配置有限的资源,优化空间功能与设施布局,重构公共服务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以空间资源配置回应空间正义。二是明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责权关系和角色,完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制度设计,以财政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通过打造数字化的公共服务场景,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和反馈机制,以技术赋能实现供需有效匹配。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家治理本质特征和比较优势

现代政党制度旨在通过规范权力分配、整合社会利益、建构国家认同、输送人才和监督权力来服务国家治理。但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在一些实践中发生了对治理本位的偏移,体现在政府权威性式微、利益集团垄断权力、共同体意识淡化、民主赤字困境等方面。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践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彰显国家治理本质特征,以超大规模国家治理为目的、以现代化治理能力为核心、以人民整体利益为基础、以凝聚共识为需要、以民主监督为重点,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制度保障,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交互式统合治理:政府数字平台的运作逻辑——基于“越秀越有数”平台实践的分析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的行动模式,以数字技术驱动和科层组织支撑为特征的政府数字平台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基于“越秀越有数”平台的案例分析发现,在党组织统领下,政府数字平台的行动主体、运作界面与服务资源等要素组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有机整体。在情境反馈机制的作用下,治理要素之间建构起交互共生的关系,进而使得平台在回应复杂社会需求时呈现“交互式统合治理”的运作逻辑。遵循这种逻辑的数字平台既具有宏观组织贯通体系所带来的统筹稳定,又具有中观行动调适机制所带来的灵活普惠,因而能有效回应中国社会统筹兼顾秩序与活力的治理命题。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平台也即理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

地方政府为何会推进举报式执法?

举报式执法因其兼具工具价值和民主价值,被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时所选择应用。我国地方政府在举报式执法手段的选择与治理方式方面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以150787份通过公民举报而推进的行政处罚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各地区2015—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与研究发现,地方财力、地方执法压力以及公众参与需求,是地方政府选择与公众进行合作、采取举报式执法治理手段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地方举报制度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地方政府选择举报式执法,并提高合作治理程度。在下一阶段的中国社会治理改革中,地方政府应建立科学的举报奖励制度,促进政社合作,以举报式执法之优势缓解行政资源匮乏与政府信息不对称的治理问题。

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逻辑

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中国特色基层社会治理的原创性经验,不仅充分彰显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解决基层矛盾冲突、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实践智慧,而且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贡献了诸多有益启示,具有独特的价值意蕴和鲜明的实践特色。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首创精神,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价值前提;坚持“多元共治”,汇聚多方力量,注重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功能,以此打造“党建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时代特点;坚持“三治融合”,遵循治理规律,注重协调自治、德治、法治有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内容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在意蕴;坚持与时俱进,紧随时代潮流与社会变革,勇于识变,敢于求变,善于应变,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创新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诉求。

敏感个人信息保护视阈下平台企业数据合规制度要论

敏感个人信息承载了更高的人格尊严,需要法律对其倾斜保护;平台企业履行数据合规义务,是保护敏感个人信息的关键所在。我国平台企业数据合规制度仍然存在着敏感个人信息数据处理风险评估制度难以落地、敏感个人信息数据处理的外部监管制度设计不足、平台企业数据违规的行政责任失之过轻等问题,为完善平台企业数据合规制度以切实保护敏感个人信息,应健全基于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数据风险评估制度。同时确立综合的专职性平台企业数据合规监管机构,严格平台企业数据违规的法律责任。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智慧治理:赋能机制与达成路径

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的必要组成,也是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的关键切入点。智慧城市是功能与行动多个面向之上的城市整体智慧化,而在智慧城市运行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需要智慧治理对其赋能予以解决。在中国和亚洲各国城市智慧治理的实践中,智慧治理赋能智慧城市的宏观赋能机制以及微观达成路径得以浮现。具体而言,智慧治理通过“技术智慧在城市治理中的释放”以及“技术对城市治理中人的智慧的激发与放大”的“双重智慧”机制完成对智慧城市的赋能。智慧治理的微观达成路径涵盖了“彰显敏捷与精准治理的智慧”“提升多主体包容性的智慧”以及“响应城市人本需求的智慧”三方面,不仅是“双重智慧”机制在现实层面的转化,也是智慧治理赋能智慧城市的底层支撑。

服务与空间融合: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优化路径

基层治理作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精准切口,承载着治理重心下移的时代任务与人民期待。在基层场域实现服务与空间的融合,不仅为社区服务碎片化、空间布局分散化、邻里关系淡漠化等难题提供了破题思路,更是明确了以空间承载服务、将服务嵌入空间的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方向。以青岛市李沧区新时代邻里式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的过程为例,可归纳出“空间设施改造—服务持续嵌入—邻里精神培育”的动态优化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识别出党建引领、资源联结、共识培育的融合机制,为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了规范化、可推广的解释机制与经验借鉴。

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新乡村的空间分化及其治理转向

进入新时代以来,城市化的持续扩张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积极推进极大地促进了乡村传统物理空间的迭代更新、传统社会空间的现代性转变以及新型数字空间的全面建设。在城镇化发展较为突出的新乡村,乡村社会从静态稳定的空间状态向流动易变的多维空间复合体迅速转型。基于此事实,为了回应时代发展要求,科学建构与乡村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空间治理范式,有必要深入分析城镇化快速推进地区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空间机制和空间变化过程,充分揭示其衍生的多维空间张力,从而为新乡村社会空间治理实践提供理论基础。新乡村社会空间治理须注重乡村社会的多维空间特性及其治理的空间内涵,将乡村空间视为重要的实践对象和治理资源,重视空间正义,尊重村民主体性,科学整合多重空间资源,进而推动乡村社会从静态的“空间中治理”到动态的“空间治理”的治理转向。

刚柔并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一个解释性框架——基于C市X社区的考察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本质上是一个重塑治理结构和嵌入治理价值的过程,既涉及结构、规则和技术等刚性治理要素,也涉及情感、文化和精神等柔性治理要素。既有研究遵循“主体—结构—行动”或“利益—情感—文化”的逻辑,分别探讨刚性治理要素或柔性治理要素对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作用,对于实践中两种治理要素如何协同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还缺乏足够解释力。以C市X社区为例,系统呈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过程和策略特征,借此架构出一个解释性框架。该框架包括根本性的刚性治理要素和辅助性的柔性治理要素,其中刚性治理要素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划定了行为边界,柔性治理要素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内在黏合。两者相辅相成,借助外刚内柔的行动路径赋予了社区治理共同体互动性和能动性,借助以柔化刚的行动路径赋予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合法性和行动力。

新时代我国行政区划的制度设计、目标指向与优化策略

新时代在完善优化行政区划制度设计过程中,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的新理念是认识前提,加强党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障,持续推动法治建设是关键支撑,健全论证评估机制与方法是基本路径。在目标导向方面,应重点关注三项新课题:以优化基层行政区划为主要着力点,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的资源承载能力;通过优化乡镇行政区划设置,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通过优化收缩型城市和“小县”的行政区划设置,助推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作为完成上述目标的保障机制,要在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协调各方作用基础上强化党政部门协同,在明确价值导向前提下健全论证与评估体系,系统总结我国行政区划设置的历史经验,提升调整方案的明确性,减少调整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