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

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推动力量。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TOE分析框架,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主要表现为数字技术双重赋能角色的驱动、社会组织发展束缚破解的推动、国家方针政策引导的拉动,其在实践中主要面临数字阻力、主体约束和结构掣肘等三个层面的现实困境。因此,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充分考虑数字技术、环境建构与组织形态所形塑的复合情境,从环境、组织、技术多维度建构复合赋能模式。

高校志愿服务存在的问题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随着我国公益事业的不断发展,大学生作为积极参与志愿活动的青年力量在高校志愿服务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解高校志愿服务存在的问题,阐述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志愿服务的可行性,以问卷调研的形式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针对高校志愿服务中志愿者缺乏后驱力、缺少系统培训及志愿者服务创新不足等问题,提出社工介入路径,创建社工+志愿者联动机制,以期推进高校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

社区基金会多样态发展成因及其优势比较

当前,我国社区基金会发展日渐呈现出企业发起型、政府发起型、社会组织发起型、居民发起型和混合发起型等多样态实践,虽其整体上有共性特征,但在实践中每一类型社区基金会甚至每一个社区基金会均有其特色。从合法性获取差异、核心利益相关方构成以及发展策略差异等角度入手,有利于厘清和把握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在基层治理新格局中功能发挥的异同之处。为了在实践中科学指导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实现差异化发展,使其更好地在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作用,需要在深入分析不同类型社区基金会内在行动逻辑的基础上,精准理解其组织运行逻辑以及制度蕴含。

基于多维度分析的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政策文本研究

分析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政策文本,揭示其推进工作的目标、路径、手段和措施,以期从顶层设计视角为其他区域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借鉴。基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主题以及交叉分析等多个维度,分析22份从不同层面推进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政策文本内容,深入剖析政策文本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1)从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来看,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比最大,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居中,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最小,且各大类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存在差异;(2)从政策的发展目标来看,实施有效占主导地位,共建共享和产业兴旺次之,而风险防范、绿色发展和文化兴盛则占比最低;(3)从政策主题的内容来看,与项目政策推进、实施、共同建设以及文化发扬相关的主题词频次较高,频次居中的是旅游、乡村、共同富裕和示范等,而频次较低的则是全面、协同、数字和管理等;(4)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的交叉对比结果来看,实施有效和共建共享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最本质的目标,与之对应的政策工具(具体类别)的频次也处于较高的位置,且对政策目标有着相对集中的支持力度;政策目标—政策主题的交叉分析证实,政策主题更倾向于实施有效这一政策目标。为此,要通过补充政策工具短板内容,加大对风险防范的政策工具支撑,提高政策的聚集度,增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与政策主题的匹配度,扩大政策工具支持范围等途径,促进政策文件更好地支撑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预期、传统与信任:节事志愿者参与意愿研究

节事志愿者在各类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且其特征明显不同于传统志愿者。基于其重要性与特殊性,文章具体研究了节事志愿者的参与意愿这一问题。文章在期望理论的基础之上,以节事活动特征为出发点,基于节事活动预期获利水平和节事活动预期掌控能力两方面构建了志愿者预期,并绘制出了志愿者预期的平面图,具体解释其是如何对个体参与意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除此之外,通过文献研究进一步阐释节事志愿者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当地志愿传统与对节事活动的信任这两大因素对个体参与意愿的影响。最后说明这一节事志愿者参与模型在节事活动志愿者管理中的启示与应用。

互助、组织化与承认:劳动实践中志愿服务的多维动力机制研究以自雇卡车司机为例

本文以我国自雇卡车司机的志愿服务为例,结合其劳动实践探讨志愿服务的多维动力机制。研究发现,卡车司机志愿服务的动力机制是一个由微观劳动体制、中观组织化过程与宏观社会地位感知推动的多维框架,展现出从职业群体内部的互助救援扩展至外部社会公益的动态社会过程。其中,原子化劳动的“孤岛效应”与互帮互助是该机制的客观基础,公益组织内外的组织化过程与互动为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文化支撑,底层地位感知以及由其引发的承认需求则构成了持续的价值驱动。本文认为,只有从多维、动态的过程性视角出发,并使用纵贯性的研究方法,才能理解志愿服务的发端与持续。

现代慈善转型的基本面向及理论证成

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慈善承载着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价值功能,迫切需要完成现代转型。现代慈善已经实现了从“小慈善”到“大慈善”的转变,在慈善主体、募捐方式、捐赠客体等方面具有共同规律。慈善组织公信力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放松管制与创新监管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整体趋势,善治成为慈善组织治理的价值尺度,法治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保障。中国慈善现代转型中,要客观认识慈善发展的普遍性与民族性,破除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二元对立观点,以慈善体制改革增强慈善组织公信力。从法治建设角度,要进一步明确慈善公益理念,改革慈善组织制度,细化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创新慈善组织内部治理规则,强化慈善监督机制。

资源丰富性对个体向抽象目标捐赠意愿的影响研究

公益慈善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社会公众融入公益慈善的兴趣相对低迷。本文从资源丰富性视角出发,通过一项二手数据探究和三项实验检验了人们对抽象目标捐赠的心理机制与边界条件。结果表明:1.与捐赠有限资源相比,人们在捐赠丰富的资源时,会对抽象的目标表现出更高的捐赠意愿;2.人们对抽象目标的偏好受到感知效能的中介作用,即人们在捐赠丰富(vs.有限)的资源时对于捐赠抽象目标的行为具有更高的感知效能,从而表现出更高的捐赠意愿;3.捐赠诉求的信息解释调节了人们对抽象目标的偏好,即在高水平(vs.低水平)的信息解释情境下,相比捐赠资源有限的个体,捐赠资源丰富的个体对捐赠抽象(vs.具体)目标具有更高的感知效能,进而导致更高的捐赠意愿。本文从资源丰富性视角拓展了可识别受害者效应与捐赠目标的理论研究,为慈善组织提升捐赠诉求设计的有效性提供了管理启示。

合作伙伴何以成为“临时管家”?——对公益创投异化现象的案例研究

公益创投作为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新型公益资助载体,是撬动社会组织发展的有力政策工具。本研究通过对A市H街道G小区公益创投“0桶计划”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追踪,发现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并未体现出来。社会组织在居委会的主导下,包办了垃圾分类推进工作的全部活动,扮演了政策试点任务的协助方、垃圾分类氛围的营造者、垃圾分类棘手问题的化解者等角色,导致基于项目协议的“合作伙伴”身份被实质运作中的“临时管家”身份替代。公益创投项目因此面临着目标、运行机制和功能等方面的异化挑战,原本服务居民、赋能社会组织的公益创投项目“异化”为居委会落实政策试点任务的工具手段。公益创投异化现象是国家、居委会和社会组织所遵循的制度逻辑之间产生冲突的结果,其中居委会完成任务的逻辑与社会组织的生存逻辑相互叠加,成为推动公益创投异化的主要因素。公益创投异化的实质是技术主义的制度逻辑在基层的映射。

社会体育组织嵌入式合作参与课后服务治理研究

推进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小学校内课后体育服务是落实体教融合政策、有效配置学校体育资源、拓展学校体育服务资源供应链的重要举措。运用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等方法,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嵌入式合作治理的内涵与运行机理,结合当前社会体育组织参与龙岩小学校内课后体育服务供给的实践,分析社会体育组织参与校内课后体育服务的困境与原因,提出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强化能力建设、规范服务管控、重视互信关系构建、完善环境平台建设和健全服务激励评价管理等路径与策略,以提升服务治理的效能。

数字化时代城市居民网络慈善信任逻辑研究——基于全国12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基于对全国12座城市居民的抽样调查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城市居民网络慈善信任逻辑模型,剖析城市居民普遍信任、网络慈善活动信任、网络慈善制度信任、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逻辑关系,结果表明:在数字化时代,普遍信任感会正向影响城市居民对网络慈善活动信任,也会间接影响城市居民对网络慈善制度信任,是培育网络慈善信任的根基;城市居民的网络慈善活动信任会对网络慈善制度信任产生正向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会负向影响网络慈善制度信任,网络慈善制度信任是城市居民网络慈善信任提升的高级表现形式。基于此,建议提高慈善信息可信度、积极宣传网络慈善正面案例、加强慈善组织公信力建设、完善网络慈善法律制度规范,提升公民网络慈善活动和网络慈善制度的信任水平,为网络慈善事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加强自身建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学术类社会团体自身建设指南》行业标准解读

《学术类社会团体自身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是我国首批国家层面社会组织管理服务领域的行业标准之一,是学术类社会团体标准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自身建设是实现学术类社会团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指南》为学术类社会团体自身建设提供了清晰路线图和参考蓝本,并将助力其在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建立健全社会组织退出机制的几点建议

社会组织的退出,是当前社会组织监管的难题,也是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关口。在实地调查和分析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本研究对社会组织退出政策和模式加以阐述,分析社会组织退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健全社会组织退出机制提出建议。为何退出难社会组织退出主要有注销登记和撤销登记两种情形,其退出难的主要原因如下。

引领性捐赠策略的激励效率——基于公众筹款的情景实验

如何引导和激励公众捐赠是我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配捐和挑战捐赠是国际上最常见的用于激励公众捐赠的手段,它们被统称为“引领性捐赠”工具。在我国的公众筹款中,配捐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而挑战捐赠还不太被了解和重视。近年来,随着配捐的边际效应递减、风险增高,引入新的激励手段便被提上议程。本文采用情景实验的方法分析配捐和挑战捐赠在两个公益项目的虚拟场景下的激励效率。研究发现配捐和挑战捐赠都存在几种有效激励捐赠的价格选项,而且不同激励措施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效果差异。因此,未来我国公益事业可以引入挑战捐赠等新的引领性捐赠工具,完善这类活动的法律监管和行业自律,促进其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空间地理与动态能力:街区慈善生态形成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慈善基地的双案例比较研究

基层慈善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已有研究多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分析单元剖析基层慈善的发展,忽略慈善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片区联动格局,因此构建跨行政区划的、注重多主体协同的基层慈善生态成为基层慈善发展中的重要议题。本文提出基于“街区”场域的基层慈善生态概念,以空间地理和动态能力为分析维度,其中空间地理维度包括区位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等静态条件,动态能力维度包括合作网络形成和组织学习机制等动态条件。通过对杭州市两个慈善基地的比较研究发现,空间地理与动态能力共同作用于显性与隐性的慈善绩效,有利的政策与区位环境仅是街区慈善发展的基石,紧密的合作网络与持续的组织学习则是增强慈善主体适应力、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升其整体能力与绩效表现的关键机制。

市场竞争对慈善组织运营效率的影响效果研究

选取2016—2021年慈善基金会年度报告为样本数据来源,实证研究慈善行业市场竞争对慈善组织运营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市场竞争显著提高了慈善基金会运营效率。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信息透明度、自媒体监督渠道、理事会议次数、员工专职数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根据上述研究结论,目前在我国吸收社会力量投资慈善组织和提升行业市场竞争度对发展我国慈善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演化博弈的监管机构与网络捐赠平台互动机制研究

网络慈善在推动慈善创新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诸多问题。文章在演化博弈论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博弈模型研究监管机构与网络捐赠平台的动态互动关系,试图揭示监管强度与捐赠平台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及不同因素对关系状态的影响,探究提高监管效率与有效性的方法。研究表明,监管机构加强监管可能导致捐赠平台退出当前系统,在阈值范围内的成本收益变化不会影响演化博弈系统稳定性;监管机构与捐赠平台初始比例的不同不会影响整个演化博弈系统的稳定性,但对演化速度产生影响;在提高惩罚力度的同时需要设计合理的激励方案,否则双方博弈将向不稳定状态演化。因而,提升监管的有效性,需要设计多样化的奖惩机制与动态化的监管机制。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角色、挑战及赋能

社区社会组织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兴力量,是新时代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激发社会活力、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可以发挥社区公共服务创新者、基层社会矛盾协调者、社区社会资本生产者、社区经济发展推动者的角色功能。近年来在制度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促进了社区社会组织数量上的骤增,但是基于法人行动者的视角,现实中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仍面临组织的自主性困境、组织间的协作性困境以及社区层面的认同性困境。为回应上述挑战,推动社区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效能,需要基于治理共同体视域,强化服务型监管与制度性支持的行政赋能,注重行业自治与合作共进的自我赋能,突出智治平台建设与数字能力建设的数字赋能。

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可持续发展机制及发展策略——以ZB市为例

以组织存续理论为基础,借助问卷调查法对ZB市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调研,借助潜变量建模软件Mplus5.2构建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可持续发展机制模型,可深入挖掘志愿组织政策配套、资源获取、人员配备、社区支持、居民支持等要素间最优影响效应,并针对性提出深入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可持续发展策略,即完善社区志愿服务组织配套支持政策,针对社区需求和居民需求设计志愿服务项目,发动多方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的各种活动,培育社区共同体文化,增强社区志愿服务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相互信任。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社会组织是反贫困工作中重要的社会力量,能够与政府和市场形成优势互补,帮助贫困群体实现内源式发展。本文以B集团公益基金会在粤北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实践为例,分析社会组织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成效与经验。研究发现,B集团公益基金会采用的“4+X”扶贫模式,能够有效满足贫困户的发展性福利诉求,实现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并且推动相对贫困村建立了“共建共治共享”的长效扶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