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短视频平台海外华人博主跨国传播研究

论文以抖音平台海外华人博主为对象开展数据统计和视频内容梳理,从点赞量、评论数、收藏数、转发量等数据分析海外华人短视频的跨国传播效果,考察当前海外华人虚拟跨国生存形态和跨国传播模式,审视海外华人社会在新媒介形态下的变迁,探讨虚拟跨国网络空间的发展趋势和影响。总体而言,海外华人在抖音平台的活跃表现为抖音注入了国际化、全球化的视野,成为国内外民心相通、贸易畅通的桥梁。在短视频传播媒介普及的背景下,海外华人通过抖音平台获得了技术赋能,在展现自我、促进交流的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在中国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海外华人更深地与祖籍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文明互鉴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陈嘉庚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近现代中国象征符号体系为中心

论文探讨了陈嘉庚在现代中国象征符号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其在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的突出贡献。作为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积极参与并推动了国旗、纪念碑等象征符号的设计与建设。在国旗问题上,他反对国民党以党旗替代国旗,力主国旗改革,最终支持五星红旗成为新中国国旗,强化了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与此同时,他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主持修建集美解放纪念碑,彰显了对新中国历史新纪元的纪念与宣示。此外,陈嘉庚还关心黄帝陵的修缮与保护工作,重视黄帝符号对中华民族的象征意义。陈嘉庚为推动构建新中国的象征符号系统,从而推动全体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美文化交流的独特符号:丁龙研究的解构与再建构

论文回顾和梳理了120多年来丁龙研究的成果与主体,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以及丁龙文化符号的再建构。研究显示,1901—2022年,中美有关丁龙研究的文献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有126篇(部),成果形式多样。丁龙研究的主体,包括新闻记者、专家学者、广播电视工作者和侨务工作者。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建构阶段(1901—2000年)和解构阶段(2000年至今)。丁龙的“视野和理想”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为再构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是从美国排华视域研究丁龙;二是从美国早期“中国观”视域研究丁龙;三是从中美文化交流视域研究丁龙。“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设立,是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历史事件,开美国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研究之先河。如今,“丁龙”已经成为美国汉学史、美国华侨史、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和标志性文化符号。

族群边界、族界符号与族群认同——海外华人族群边界意识探析

论文参考巴斯的族界理论、拉蒙特的边界分类和维莫的实证研究,通过田野考察和半结构化访谈,从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两个层面探讨三个问题:一是当代海外华人存在怎样的族群边界意识;二是何为其象征边界符号;三是其可能的族界意识体现怎样的族群认同。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受访的海外华人的社会边界和象征边界意识都较为明显,但存在一定的地区、性别和个体差异,其社会边界意识体现在社交网络和对异族婚恋的态度上,其象征边界意识反映在其对族群的原型化认知上;血统、出身等原生族群性、族群标签和族群原型化认知是受访华人的族群象征边界符号,而不是族群身份和传统价值观;受访者的族界意识体现出其对族群身份的类别区分,与族群认同感和亲近感关联不强。

欧洲华人移民研究的知识脉络、演进趋势和未来主题——基于CNKI和WOS数据的CiteSpace分析

欧洲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海外新移民的主要定居地。基于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的582篇期刊文章的可视化分析表明,在欧洲华人移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论文发表数量持续增长,发文学科比较集中,但发文渠道相对狭窄,国内外研究合作较少。从欧洲华人移民研究领域的主题脉络和演进趋势看,绝大多数研究围绕经济和社会的共性议题,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基于国家背景的特殊议题,如中 国学者研究公共外交、国外学者研究公共健康等。而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后疫情对欧洲华人移民新流动模式的后续影响,华人族裔社区与定居国城市规划的关系,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考察华人的创业活动,关注移民二代的发展,关注数字化与智能化对移民工作生活的影响,并重视新研究方法的开发与学科理论的借鉴。

历史大视野下的大跨越:秘鲁的中国移民

早在“大帆船贸易”时代,居住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侨就通过太平洋航路经墨西哥来到秘鲁。秘鲁独立后,一批批“契约华工”被运送到秘鲁从事重体力劳动。多数人在契约期满后留在当地营商,或从事其他行业。1874年,清政府通过与秘鲁交涉,正式废止了“契约华工”制度,此后华侨基本上以自由劳工身份前来秘鲁。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华侨入境人数经历了从限制到放宽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后,新移民的到来改变了秘鲁华侨华人的人口结构。

移民与语言演变:英国约克华人社区两代移民普通话新变体

语言接触引发语言演变是变异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核心内容。人口迁移使不同国家的人接触日趋频繁,当使用两种或以上语言的人相互交流和影响时,可能产生各种语言结果。本研究重点考察我国两代海外移民对普通话使用的维护与演变。第一代成年移民主要存在从方言向普通话转换及词汇借用现象,第二代年龄较大儿童则转向以英语为主的中英双语者。汉语维护总体乐观,但海外华人使用的普通话正发生一些词汇、语音或句法演变,一种普通话新变体正在海外华人社区中形成,年龄较大儿童是普通话使用创新的主力军。普通话新变体反映了中文在海外的传承、演变和发展情况。

离散批评、“第三空间”理论与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的解读

华人离散群体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国内外学术界对海外华人婚丧文化史的研究多从离散批评的角度探析华人对中国传统婚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忽略了其日益呈现出来的在地化趋势。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是现存稀见多语种未刊华人民间文献,集中反映了荷治时期印尼华人的族群认同与信俗迁移,展现出华族母体文化、西方异域文化、印尼土著文化在华人婚丧文化中杂糅共生、包容互渗的奇特现象。在离散批评的基础上,利用“第三空间”理论对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进行全面解读,无疑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它是利用民间文献对华人婚丧文化史展开的深入研究,为华人社会的真实存在提供有力证据并对族群多元文化主义给予直接例证。

中美洲六国的中国新老移民探析

传统华人时代中美洲的华侨华人基本上来自广东,其中则以广府人为主,客家人为次。20世纪50年代后,在中美洲国家长期没有与中国建交的情况下,除了有一部分移民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外,内地很少有人从家乡移居这些国家,各国华社主要是靠内部的自然繁衍延续自己的根脉,因此华裔的比例较高。20世纪80年代后,中美洲地区来自中国内地的新移民人数不多,基本上是广东人,台湾地区的移民相对较多。中美洲国家的自然条件对中国移民相对不利,不少国家历史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政局动乱,长期经济不振,社会治安不靖,对喜欢经商致富的中国移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智利华人中餐业的发展历史、现状与未来

华商经济一直是智利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餐业是智利华人的传统主业。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智利的中餐业与华侨华人的移居史是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和合共生关系。智利中餐业在20世纪70年代起步,80年代发展,90年代繁荣,21世纪发展趋于稳定,形成社团。现在智利中餐馆主要聚集在大城市,从业人员来源地相对集中,餐饮口味融合本土特色,顾客群体多为智利民众,行业初步凝聚合力,积极服务智利华人社会、传播中华文化,产生较为明显的集聚效应。智利中餐业发展虽有挑战,但未来可期。

清末以来归侨与侨乡梅州的发展

清末以来,梅州华侨对侨乡梅州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清政府开放海禁,梅州归乡的华侨越来越多,包括知识分子、侨商、华工、难侨等,他们在回乡之后,利用自身的知识、资金、技术等,身体力行地引领和推动侨乡的经济建设、文化进步与社会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激发梅州归侨在新时代积极投身推动侨乡的高质量发展大局,对侨乡梅州探寻未来发展有积极意义。

跨国社会空间中“对话的自我”—基于一个旅德温州女性的生命叙事

论文基于一个旅居德国27年的温州女性毓芬的生命叙事,采用“对话的自我”的理论框架,探讨了毓芬在德国期间,伴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崛起、家乡温州的发展与变化,使得她不断重新审视自己在“去”、“留”以及“回还是不回”的每个关键阶段中的自我认同及其(再)建构策略。在叙述中,“自我”在一系列的“对话”过程中被(再)建构,其中包括:东道国—来源国(经济、制度、文化等)的对话、“现在的我”和“过去的我”的对话、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之间的对话。由此,毓芬从“时髦的出国爱国青年”变成“连接中断生平、弥补地位落差的异乡奋斗人”,再成为“宣扬中华‘孝’文化、纠结‘回还是不回’的矛盾人”。“对话”是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体现了个体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跨国社会空间中“对话的自我”也具有了空间性、时间性和社会性。

近代东南亚华文教育探微——清末小吕宋中西学堂历史补正

论文主要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台北“中央研究院”馆藏有关原始档案,对清末小吕宋中西学堂发展历史予以补正,并由此讨论近代东南亚华文教育之开拓历史。研究显示,小吕宋中西学堂之创办,与19世纪末菲律宾国内形势变化、海外华校出现及清朝首任驻菲总领事陈纲密切相关。中西学堂创办之初即开设中、英文课程而非只开设中文课程。学堂创办经费主要从收取华人护照费盈余中拨充而非由善举公所捐费。1908—1911年,中西学堂办学发生重大改革,包括推行“癸卯学制”以及扩办为华侨公立初等商业学校。小吕宋中西学堂开办后,东南亚各地华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协同供给视角下加拿大华人中文语言生态研究

2021年,加拿大华人数量逾171万,其中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口逾129万人。如此庞大的华人群体构建出的祖裔语言生态,对于加拿大语言环境和政策的影响不可小觑。对于中文语言生态的构建,除了政府公共教育系统中的中文教育和孔子学院之外,非政府供给主体主要包括中文学校、华人社团、华文媒体、社区中心以及家庭,各主体在加拿大中文教育和文化传播过程中共同构建了“以政府供给为主、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家庭营造”的加拿大中文语言生态协同供给模式。这为华文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融合发展以及跨文化交流交融的效能提升创造了优越环境。

西班牙流感在英属马来亚的传染与华人社会的应对

1918年西班牙流感席卷英属马来亚,虽然爆发时间短暂,但其影响广泛,社会各阶层均受其波及。根据既有研究,这场瘟疫所导致的死亡率为1%~1.25%,面对疫病冲击,当地华人社会如何自救?文章主要透过英殖民档案,当时的中英报章,以及当代的口述历史,建构被遗忘的马来亚疫情史,除了提出英殖民政府对疫情反应缓慢是造成疫情扩散的原因外,也重构马来亚,尤其是华人社会在疫情发生时期的互助精神。华人的应对分为两方面:物质层面上,中医慈善机构成立救济基金,为患者提供施医赠药服务;精神层面上,人们相信举办游神赛会能够驱散疫病之气,保境平安。

祖籍国社交媒体使用何以重塑自我——对来华华裔新生代身份协商的考察

论文以加拿大华裔青年在中国创建的抖音帐号“hellowmatthew”为研究案例,聚焦来华华裔青年在祖籍国社交媒体中的视频互动并对互动文本进行归纳分析,探索这一媒介使用行为如何介入华裔新生代的身份协商过程,影响其身份认同。研究发现,互动内容一方面直接参与华裔青年的身份协商过程,另一方面对其身份协商产生间接影响。具体来说,视频受众通过评论表达了对华裔青年身份的积极承认,增强其身份安全感感知,丰富其身份认知。互动所体现的正向反馈又延长了华裔青年的留华时间,为其具身参与中国社会,化解文化冲突创造机会,有助于华裔青年形成对中国身份的积极承认,形塑身份认同。

非洲中国女性移民角色的历史嬗变——以尼日利亚为中心的考察

论文以尼日利亚中国女性移民为具体案例,分析她们过去60余年在尼日利亚的发展脉络,探究她们在空间、角色和行业上的突破及其所涉行业的全面拓展,从而揭示中国女性移民作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在尼日利亚侨界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显示,在传统跨国移民研究的框架下,女性移民往往面临着空间、角色和行业的三重限制。自20世纪中期以来,尼日利亚中国女性移民不断对这三重限制做出自身的有力回应:她们在20世纪60至80年代非洲工业化的背景下突破“家”的物理空间限制,成为中资工厂的“女师傅”;她们在改革开放后突破性别化分工对女性的经济角色限制,在当地独立创业并崛起为女企业家;她们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突破女性的行业限制,从贸易—服务业走向制造业。经过一次次突破性的角色嬗变,尼日利亚中国女性移民展现了强劲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成长为当地一支不可忽略的经济力量。

中印侨民投资发展特点比较研究

中国和印度同为侨务资源大国,但两国侨民对祖籍国的投资发展特点却不完全相同。通过对中印两国侨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国侨资占外资的比重、两国侨资流入行业的差异十分明显。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两国对外资定位不同、两国侨资政策侧重点不同以及两国侨民资源的特点和分布不同。这些发现对于理解侨资对祖籍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从《南洋商报》看新马华侨抗日救亡的民众动员

在南侨总会的主导下,新马各地华侨抗日救亡的民众动员,不仅使日寇胆寒,而且也给予祖国政府当局以莫大的鼓舞与督促,并且真正实现了爱国华侨史无前例的大团结。其在实际推进过程中,虽不免存在一些不协调的问题,但新马各地华侨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民众动员,已历史地成为我国全民抗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俄罗斯华人女性问题研究(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

在俄罗斯华人研究史中对华人女性的研究和关注很少。笔者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详细梳理了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在俄罗斯(苏联)远东地区华人女性的人口、分布及生活情况。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华人群体中女性占比很低,人数最高峰时曾达上千人。1920年代末华人女性在华人社群中的比例达10%左右。笔者认为,华人女性在苏联当地社会生产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突出。1920—1930年代苏联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华人女性的生活受到严重冲击,部分华人女性及其家人被迫从苏联迁出或遭受政治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