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动员模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在四清运动中,随着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迅猛拓展,工作队—贫协从社会动员主体迅即转变为基层社会的非常规权力组织。工作队—贫协的成长过程、内部结构、运作程序和行为内容,显示了它在运动中的意义:彰显中央政权与基层政权之间的信任危机,填补权力真空并成为权力更替的让渡载体,使重建后的基层政权在社会治理中更加依附于中央政权,从而强化了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因此,与其说这是新一轮的自觉“革命”,不如说是中央政权重构并巩固其权威基础的社会治理行为,而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不过是一层包裹罢了。

农村“四清”运动中“共同富裕”的宣传与实践--以陕西省延安县为例

"共同富裕"是农村"四清"运动中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之一。陕西省延安县"四清"工作队在宣传中对如何实现农村"共同富裕"作了解释,也在实践上引导农民进行了有益尝试。但由于受限于工农分离、城乡分割的狭隘视野,把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希望仅寄托于负担沉重、生产工具落后的农业本身,并未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这一问题。农村"共同富裕"的结果只能是"共同贫困"。

“四清”工作队员研究--以甘肃省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以甘肃省"四清"工作队员为中心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为了掌控"四清"工作队员,进而控制运动走向,展开了系列制度安排,包括工作队员的培训与选拔、政治待遇与生活保障、组织安排、奖惩与整训、检查和鉴定制度等。这些制度安排制约了"四清"工作队员在运动中的行为选择,保证其最大程度地执行上级的方针政策。

山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述评

20世纪60年代的山东社教运动是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实施的,但也体现出山东的一些特点。以往的研究大多比较简略。本文主要借助于档案资料,力图对其作较为具体的评述,并将运动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1963年3月前的组织发动阶段;1963年3月至1964年5月的点面展开、第一批试点和贯彻“双十条”阶段;1964年5月至1965年6月的第二批试点阶段;1965年7月至1966年9月的全面铺开阶段。

“四清”运动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冲击与影响——以河北省石家庄地区为例

作为全国"四清"运动的一部分,石家庄地区"四清"运动既有与全国"四清"运动相同的地方,又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其后的"复查"阶段出现了极端武斗现象,这是较之"四清"运动尤甚者。尽管石家庄地区"四清"运动在改善农村干部作风、密切干群关系及加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在这场运动的撞击下,农村社会亦不可避免地受到许多负面影响,这是该运动留给我们的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

论总结“大跃进”的方法论

能否科学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关键在于是否有科学的方法。文章对目前存在的“用价值判断分析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动机,用事实判断分析大跃进造成的后果”这种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在总结“大跃进”的深刻教训时,既要分析毛泽东在设定“大跃进”目标时留下的教训,又要分析毛泽东为实现“大跃进”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在所采取的手段、途径方面留下的教训,更要历史地分析“大跃进”的失误哪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可以避免的,哪些是不可避免的。

试析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起因

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在“左”的阶段斗争理论指导下,在全国一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群众运动。它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于防止腐败现象,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清运动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述略——以江苏省句容县为例

在中共建设与发展史上,20世纪60年代前期四清运动中进行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有着鲜明的特点:依靠工作队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党员教育贯穿于运动始终;采取群众评议与自我鉴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党员生活;对犯有错误的党员进行组织处理;通过发展新党员补充新鲜血液;通过干部换血改选党支部。它既留下了那个时代阶级斗争的深刻烙印,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它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一些做法对今天党的组织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预防“包办代替”——北京“四清”工作团调整队伍规模始末

北京通县地区"四清"会战期间,彭真和北京市委为保护基层干部不被乱整,灵活运用中央精神抵制不符合本地情况的"左"的做法,传达了毛泽东"一个县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乡,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的指示,不顾部分工作队的抵触情绪,坚决缩小工作队规模,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精神,并就此提出防止"包办代替",从而为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调。这种主动防"左"在当时中央主流精神未变之前是罕见的。

史学领域的反右派斗争——以雷海宗为中心的考察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一批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被定为“右派”,遭受斗争和批判。在整风和“鸣”、“放”期间,围绕着在学术领域里反对教条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等问题,雷海宗发表了不少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相异的观点。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雷海宗被定为全国史学界的右派典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史学领域的反右派斗争是完全不必要的,它对新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段应碧同志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3) 60年代初的整风整社

“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夏天，我考上四川财经学院，就读农业经济系。几乎从此，我就彻底离开农村老家了。入学直到最后毕业分配工作，四年期间，我没回过一次家。当时，家里没钱供我读书，靠的是学校的助学金。助学金每月11块钱，暑假、寒假也照给。其中，9块钱交伙食费，另外2块钱用于零花，日子过得很紧巴。

试论“四清”运动对“文革”的影响

试论“四清”运动对“文革”的影响江春 十年“文革”带给中华民族的是一次沉重的浩动与灾难，它扭曲了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但这场铺天盖地、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文革”，并非天外来客，倏然而降。“它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内积聚的各种矛盾、弊病的一次总...

“四清”运动中的基层整党问题研究--以甘肃省为中心的考察

"四清"运动的第二个阶段是组织建设,其最重要的步骤是整顿基层党组织。此次整党大致分为四个环节,即思想教育;审查、鉴定和重新登记党员;发展新党员;整顿和建设支部领导核心。"四清"运动中的整党,是中共中央利用政治运动的模式强力灌输政党意识形态的过程,起到了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的组织、为党的队伍注入新活力等作用。

广东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述论

1963年至1966年的广东省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开展的,运动历时近4年,从起步到试点,从重点铺开到逐步深入,历经三个阶段后,最终汇入"文化大革命"。该运动在克服官僚主义、解决党员干部作风问题、加强经济管理、净化社会风气、改善城乡基层管理等方面值得肯定,但也在局部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左"的偏差。

陶铸坐镇指挥的广州农村四清运动

在广州农村四清运动中,陶铸亲自坐镇指挥,选择试点公社,组建四清工作队伍,带队在花县蹲点,并且在广州农村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推行超产奖励的田间管理责任制。最终广州农村的四清运动给广州农村生活带来的影响不大,且农业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

上个世纪60年代社教运动的文化透视

本文重点是把60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放到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审视,从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的角度分析社教运动。论述了社教运动偏离轨道实际上是落后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文化作用的结果,政治文化从政治体制、贤人政治、国际政治格局来论述,经济文化从经济体制、经济社会主体结构、生产力水平方面来论述。

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缘起

1957年,农村出现了部分群众反对合作化,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甚至出现闹退社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推动下,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并且在农村开展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教育运动是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在农村进行的又一次政治运动,它对随后批判"反冒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之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政治上的动员和实践上的预演。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缘起的历史考察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发端于延安时期,在建国初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们之间有着历史的关联性,即使在两次运动之间,也存在着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和中共对于知识分子潜移默化的思想改造。到建国前后,这种"双重改造",随着知识界的自我酝酿而又逐渐发端,最终形成了政权主导下的此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