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价值观对当代大学生生育意愿的代际影响

文章以某高校大学生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探讨生育价值观对当代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父母的生育价值观对当代大学生生育意愿的代际影响。结果发现:(1)父母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50个孩子,实际生育数为2.29个孩子,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为1.04个孩子。(2)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与其父亲、母亲的生育意愿间的相关均不显著;父亲与母亲生育意愿间的相关也不显著;母亲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间的相关不显著;但父亲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间呈显著的正相关。(3)VOC+对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有正向预测作用;VOC-对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有负向预测作用。(4)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与父亲的生育价值观之间的相关不显著,但与母亲的生育价值观间的相关显著;父亲的VOC+对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没有正向预测作用,VOC-也没有负向预测作用;母亲的VOC+对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有正向预测作用,但VOC-却没有负向预测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全面了解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对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有启示意义。

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

青年生育意愿减弱是造成当前“超低生育率”问题的重要原因,而青年生育意愿的形成深受父母个人特征的影响。基于此,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青年的生育意愿越低;照料支持和“传宗接代”观念在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经济帮助并非父母受教育程度对青年生育意愿产生代际影响的有效方式;相比于男性,女性的生育意愿更容易受到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在当前父母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加强公共托幼服务,提供隔代照料津贴,培育积极生育观念和完善女性生育保障是提升青年生育意愿的有效政策措施。

农村高价彩礼治理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的分析

高价彩礼困扰了许多农民家庭,不仅导致“代际剥削”“因婚致贫”“因婚致债”等社会问题,还严重阻碍了乡风文明建设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政策内容、执行主体、目标群体、政策环境四个维度进行审视,发现政策内容虚化泛化、政策执行者能动性不足、部分群众政策认同感偏低、政策执行环境复杂是导致农村高价彩礼治理政策执行时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唯有增强治理政策的可执行性,提高政策执行者的主体性与执行力,强化农民群众的政策认知,营造良好的政策执行环境,才能有效矫正高价彩礼治理政策的执行偏差,持续推进文明乡风建设。

近二十年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评述与展望——基于Citespace与VOSViewer的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选取2004—2023年间CNKI数据库中1716条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相关的文献,运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软件,依次对发文时间、高影响力机构分布、作者分布、关键词共现聚类和突发检测分析进行研究,获取留守儿童教育研究的研究力量、研究热点、演化趋势及阶段特征。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来,我国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热点集中于农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和义务教育四个方面。研究结论显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聚焦于顶层设计,研究方向紧密贴合政策方向;未来的研究可重点关注政策工具、家校政联动、教育公平以及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研究。

双系代际联盟:中国城市彩礼嫁妆协商背后的新型性别代际关系动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彩礼、嫁妆水平不断攀升,“天价彩礼”“百万嫁妆”屡见不鲜,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不过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农村地区彩礼问题,对城市地区的婚姻支付尤其是嫁妆问题的研究较少,缺乏理论建树。调查福建省福州市20个家庭内部对彩礼、嫁妆的商讨过程,发现彩礼嫁妆的商定是代际共同参与的过程。作为(高额)彩礼、嫁妆的主导者,男女方父母动机具有明显的差异,男方父母准备彩礼时更注重未来养老与代际回馈,女方父母添置嫁妆则更多地遵循强韧的情感逻辑;子代依然遵循着孝道伦理,相比个人利益更在乎父母的经济利益与情绪感受。而年轻女性与父母强韧又亲密的代际关系大大促进了等级分明、亲密不足的传统父系家庭模式向情感紧密、相互支持的双系代际联盟的转变。

提高我国普惠托育服务空间可及性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从空间正义视角透视,托育服务发展仍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一是托育服务政策设计忽略了空间可及性维度;二是区域内托育服务空间可及性差异明显;三是空间不可及性掩盖了托育服务的真实需求;四是空间不可及性造成福利分层加剧和心理剥夺感加深。为了提高托育服务空间可及性,首先,应将改善托育服务空间可及性纳入相关政策和制度的设计中。其次,进行科学规划,实现托育服务资源的合理布局。再次,以社区为载体,推进托育服务社区化转向。最后,应用高科技,加强民众居住区和托育机构或设施之间的空间联通性。

生命历程视角下青年不婚意愿的形成缘由及表征研究

近年来,中国单身社会趋势愈发严重,青年婚恋现象日益多元化,其中较为特殊的不婚现象越演越烈。上述趋势使得洞察青年不婚意愿何以形成是理解中国婚姻与家庭结构变革的重要视角。通过半结构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对21位25岁至35岁具有明显不婚意愿的青年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其不婚缘由、形成过程及呈现状态。研究发现,这些青年正在脱离传统婚姻文化和原生家庭结构的情感束缚;青年不婚意愿的形成缘由在性别方面存在共同性和异质性。在共同性原因上,两性均受到传统婚姻文化与家庭(族)主义变迁的影响。在异质性原因上,男青年偏重经济性、生理性等原因,女青年偏重对婚姻中性别话语的反思;不婚意愿的形成除个人因素外,深受事件的累积效应和阶段性差异及身边婚姻的影响;不婚意愿是流动的而非固定的。

居住安排对农村女性生育选择的影响——基于生育二维视角

农村人口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基于CFPS的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居住安排对农村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探讨不同特征人群的异质性及其中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发现,与父母同住的居住安排模式会提高农村女性的生育意愿,显著促进其生育行为。该影响在是否有工作和父母不同年龄段的样本间存在差异。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与父母同住的居住安排通过增加农村女性家务支持、经济支持的可得性和观念代际传递等方式影响其生育选择。由此,提出为同住老人提供补助、完善农村地区医疗与日托服务和加强性别平等教育等建议,以构建生育友好型环境,提振农村女性生育信心,缓解农村地区生育率下降的情况。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调整能否改变生育意愿?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往研究往往从主观猜测的角度进行阐述。文章基于量化研究推进了人口学领域中这一主题研究。将理想子女数作为衡量生育意愿的指标,采用均值分析、面板线性双重差分模型,基于样本所属生育政策对比分析了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前后同一人群的生育意愿。双重差分模型结果显示,受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影响,原属一孩半政策的女性生育意愿平均提高了0.164个孩子。这与一孩半政策女性对子女较多的需求效应有关,又与全面二孩政策相配套的政策措施降低了生育经济成本有关。全面二孩政策并没有提高其他人群的生育意愿。据此,建议重点支持原属于一孩半政策妇女的生育,促其将生育意愿转换成生育现实。

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在厦门举行

6月15日,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婚姻家庭论坛在厦门举行。本届论坛以“两情相悦 一脉相承”为主题,两岸婚姻家庭代表、服务机构代表、专家学者等200余人参加。论坛上,两岸嘉宾围绕家庭、家教、家风等分享自己的感受体会。期间,还举办婚姻家庭关系心理讲座和主题沙龙,组织嘉宾参观闽台人文展,观看两岸菁英汇电竞赛事,参加“两岸一家亲”联谊等活动。

工业化差异视角下的农村婚配秩序研究——基于浙东S、Q两村的经验比较

农村婚配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采用实地研究方法,在区域差异视角下对浙东不同工业化程度的地区进行考察,发现工业化核心地带和工业化边缘地带农村婚配秩序存在差异。在工业化核心地带的乡村,形成经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本地工业整合作用下形成本地婚姻,就地城镇化会降低婚姻成本,完整的社会结构会提升婚姻稳定性,最终实现本地婚姻资源的高度适配。在工业化边缘地带的乡村,经济活动脱嵌于村庄社会,异地工业化的性别区隔推动本地婚姻圈的破裂,形成多样化的婚姻模式,县城城镇化推动婚姻成本上涨,瓦解的村庄结构和“无主体熟人社会”无法调解婚姻危机,婚姻稳定性较差,本地婚姻资源配置出现结构性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形成不同的婚配秩序,其背后是区域经济结构与乡村社会结构的差异。工业化差异为农村婚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是研究经济活动对村庄社会、婚姻生活秩序影响的新切口。

我国“80后”的婚姻质量与幸福感——基于性别视角的研究

青年群体的婚姻推迟乃至不婚主义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潜在风险。“80后”已婚群体婚姻质量与幸福感的关系,将成为“90后”对待婚姻的重要参照,影响适龄青年群体婚育。分析了“80后”群体婚姻状况和幸福感之间的性别差异,发现:婚姻满意度越高、婚姻调适度越好,个体幸福感越高;个体资本对“80后”男性和女性的婚姻质量均具有弥补效应;家庭资本对“80后”男性婚姻质量具有更强的弥补效应。“80后”群体的幸福感与婚姻质量密切相关,各级政府应根据两性在婚姻中的不同角色和特质,及时出台促进婚姻稳定和家庭友好型的政策,切实提高“80后”群体的婚姻质量和幸福感。

乡村治理视野下西藏农牧区婚姻家庭现状调查研究

培育乡风文明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基础,是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社会,提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内在要求。良好家风是乡村文明的缩影,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家风建设的重要维度,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婚姻家庭领域在婚姻观念、家庭关系等层面均发生了新的变化。以西藏农牧区婚姻家庭实际情况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了农牧区婚姻家庭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促进西藏农牧区婚姻家庭健康发展的建议。

顶尖科学家的平凡爱情

“老太太来!老太太来!”6月24日,85岁的李德仁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在人群中寻找他的“老太太”——夫人朱宜萱教授一同合影,这温馨的一幕在网络上刷屏。“您获奖也有爱人的功劳?”面对记者的提问,胸前挂着奖章的李德仁院士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是,有她的功劳!”朱宜萱教授没有搭话,笑眯眯地走在老伴身边。

讲好“恋爱这件小事”——以《中国青年报》婚恋题材深度报道为例

婚恋报道在年轻人婚恋观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以若干篇《中国青年报》婚恋题材深度报道为例,从呈现复杂的真相、展现人文关怀、体现社会背景和提供解决思路等角度出发,探讨青年婚恋题材报道如何深度表达。

青藏高原农牧民的家庭发展与生活满意度——基于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一项在四川省甘孜州开展的调查数据,以此为例讨论青藏高原农牧民的家庭发展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青藏高原农牧民生活满意度整体上较高。农牧民家庭在物质基础、人口素质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都处于较高水平,且仍然保持着传统较大的家庭规模。青藏高原农牧民的家庭发展与生活满意度存在紧密联系,家庭物质基础越好,家庭成员健康状况越好,个体获得的直接家庭支持越多、家庭与社区邻居的互动支持越多,个体生活满意度就越高。促进家庭发展对于提高农牧民生活满意度具有积极意义,在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不仅应持续推动青藏高原农牧区民生改善,也应协同推进家庭发展,让家庭在促进农牧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中发挥应有且重要的作用。

“三治融合”视域下农村高价彩礼的治理路径探究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一些农村地区出现的高价彩礼,以物质化、功利化的表达方式使旨在规范婚姻关系与秩序的彩礼习俗变质、变味,加重了群众的负担,破坏了文明乡风。治理高价彩礼关乎个人发展、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是对社会文明的守护。“三治融合”是一种多元复合性乡村治理模式:以自治为基础,激发农民主体性;以法治为保障,增强刚性约束力;以德治为支撑,提升柔性约束力。注重“三治”交融,打好高价彩礼治理的组合拳,能够最大程度释放自治、法治、德治的叠加效果与乘数效应,增强高价彩礼的治理效能。在“三治融合”视域下治理高价彩礼,有助于彩礼归于“礼”,树立婚俗新风,推进移风易俗,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行动视角下的孝道文化与农村家庭养老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国情,农村养老是中国养老的重点和难点。从文化行动视角来看,在传统农村家庭养老中起着重要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约束作用的孝道文化,是实现老有所养的重要理论依据。继承弘扬孝道文化,构建农村家庭孝道养老体系,是实现农村家庭养老的重要理论探索,也是提高农村养老质量的现实选择和治理之策。

人口城镇化对青年初婚初育间隔的影响——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

目前对城镇化过程中18-35岁青年生育率下降的讨论主要关注孩子数量,而较少关注生育时间。本文利用CLDS2016数据分析人口城镇化过程对青年群体婚育间隔的影响,将城镇化类型划分为农村本地人、迁移流动者、政策性“农转非”、选择性“农转非”以及城市本地人5个类别,在对婚育间隔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调节变量的作用,并使用倾向值匹配法做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农村本地人,迁移流动者、选择性“农转非”群体以及城镇本地人这3类群体的初婚初育间隔更长;初婚年龄越晚,家庭收入越低,青年群体的城镇化,将使其婚育间隔更长;在考虑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后,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依然会使婚育间隔延长。青年群体的乡城流动间接导致其生育率下降,应出台相应政策保障青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福利待遇,缓解其经济、心理压力,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2023年年会在浙江建德举行

2023年12月9日,以“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2023年年会在浙江建德举行。与会者围绕培育新型婚育文化、树立新时代家庭观、实现家庭建设和妇女全面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本届年会由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与中华女子学院(全国妇联干部培训学院)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