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2024年“二合一”选举结果及影响分析

台湾地区2024年“二合一”选举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两岸关系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举行。各主要政党展开激烈竞逐,打破岛内传统政治生态格局。民进党赖清德以未过半的相对多数票当选,立法机构呈“三党不过半”新局,折射出加速分化的岛内民意以及多元竞合的政党政治新态势。未来4年,岛内政局将在民进党当局“三重少数”执政下以立法机构为重心展开角力,政局恐将动荡不安。两岸关系的对抗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内地发展进步将持续增强对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民进党继续执政无法改变两岸关系发展基本格局。

我国台湾地区警察使用枪支问题研究

警察在执勤时使用枪支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如何适时且适度地使用枪支,并能确保合法合理、有效执行勤务,是警察普遍面临的难题。我国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对警察使用枪支的目的、原则、情形以及程序等方面作了规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枪支使用“法律”制度。台湾地区警察执勤用枪致人伤亡案例的相关判决和不起诉处分书,能够呈现台湾地区警察使用枪支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法律责任,体现了“法院”等警察使用枪支的监督主体对枪支使用合法性的判断倾向。从台湾地区所谓“法律”条文规定到司法实践层面对台湾地区警察使用枪支问题进行分析,为内地警察使用枪支提供法律规范正反例的借鉴。

催票率:一个分析台湾地区选举的新概念探讨

催票率的计算方式为所得票数除以选举人数,代表政党或候选人从全体合格选民中动员和获得选票的能力。在能够有效说明选举结果胜负的基础上,催票率还具备受外部因素干扰小、所代表的选民范围更广等优势,在功能上能真实反映政党政治实力的消长和民意基础的变化。催票率概念的应用旨在作为一种理论补充以弥补得票率在选举分析中的缺陷和不足,更科学全面地观察台湾地区的选举活动和政党政治。

台湾地区社会变迁中的性别治理

从性别治理入手描述性别平等在台湾地区的体制化与法治化过程,显示出性别平等已成为台湾地区行销“国族”身份和所谓“国际地位”的展示橱窗。这个特殊的视角以性别治理的形成过程清晰显示西方意识形态的全球动员以及岛内当局的有意唱和,共同操作性别政治强化两岸的“分断”局势。

台湾地区2024年选举对岛内政局与两岸关系的深层影响

民进党籍候选人赖清德以40%左右得票率赢得台湾地区2024年“大选”,折射出台湾政治运行机制已经偏离了“多数人共识决策”的良性轨道,正面临着代表性不足和“少数人对多数人暴政”的困境。在台湾地区不断异化的政治生态中,选举作为落实民主的载体,反而有可能成为限制民主的工具。在“选举机器化”驱动下,岛内蓝绿白三方势力将塑造非对称化竞争的景观,民进党全力扩大绿营基本盘,国民党则试图在泛蓝阵营外拉拢中间力量,民众党在蓝绿夹杀情势下短期可扮演关键少数角色,但中长期则会逐渐式微,岛内政治版图将由传统的蓝绿对决走向“绿营”与“非绿阵营”的博弈。在政治极化、民粹蔓延等多种思潮叠加影响下,台湾政治生态遭遇权力失衡、民主失灵、治理失能、社会失和的恶性循环,自我纠错和修复机制同步退化,逐渐沦为“劣质民主”典范。在“台独”意识形态驱动下,赖清德或将诉诸激进手段,在两岸政策上冒险冲撞,台海和平可能面临重大隐患。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立意高远、视野恢弘,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展现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推进国家统一的战略性思维。“四个坚定”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有机完整的理论谱系。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是根本基础,重申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和同属中华民族的客观事实,宣示了反“独”促统的强大决心。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是重要保障,描绘了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利益的实践路径,要求锚定党的中心任务,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契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增进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重要依托,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与两岸关系的实际相结合,旨在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和荣耀感。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最终旨归,号召两岸同胞携手同心,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四个坚定”着眼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是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尴尬的台湾“民意”——论台湾政治中“民意”的祛魅

中国台湾民意顶着“神圣”的光环,俨然是中国台湾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不过现实政治中公共意志的价值意涵不断遭到挤压,工具意涵却无限扩张。“民意表达”事实上被转化成为大规模动员后的观点呈现,民意呈现也因此变成了技术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进而,民意呈现成为可引导、可塑造的观点产制过程。“观念茧房”的建构与强化加强了民意引导与塑造的效果,导致社会理性反思能力的进一步萎缩。民意对政治结构与政治生态的制约作用逐步减弱,政治系统内部的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

殖民与反殖民: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文化政策研究

日据台湾时期,日本殖民者发布了一系列军事、经济和文化殖民政策,给台湾地区近代史的发展以及未来走向带来严重不确定性。其中,尤以文化殖民带来的问题最为突出。在当时世界局势变化和日本政府更替的背景下,台湾总督府文化殖民台湾地区的“重心”存在差异,经历了日据前期教化主义兴起、日据中期“同化”战略延长,以及日据后期战时主义殖民手段的统合与强化三个阶段。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文化政策的形成,根植于以日本利益为中心的殖民思想,同时又受到西方殖民经验、日本对台殖民理念的分歧,以及台湾地区不屈不挠的抗日武装斗争和日本国内政权变动的影响。在这50年殖民历程中,台湾地区文人斗士持续不断地利用笔墨和团结请愿等方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致使台湾总督府文化殖民政策未能得到全面贯彻。日本文化殖民遗留的历史问题已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消除该影响,成为当前两岸同胞必须共同面对和解决的挑战。

民进党当局对“台湾共同体”的构建及其影响

蔡英文所使用的“台湾共同体”的意涵继承自李登辉及陈水扁,并不断拓展其中强调政治价值、煽动两岸敌意的谋“独”意图,以此对抗国家完全统一,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究其本质,“台湾共同体”实为“台独共同体”,服务于蛊惑中国台湾民众对抗祖国内地、逐步达成“事实独立”等目的。为此,民进党当局主要通过全面清除中国元素、推进“台湾国家正常化”进程等途径开展“台湾共同体”的构建,在文化认同、法理基础等方面对两岸关系乃至未来祖国完全统一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从中国台湾内外部环境来看,这一构建“台湾共同体”的图谋终将徒劳无益。尽管如此,祖国内地仍需采取有效策略加以应对,如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强“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等。

台湾地区社区营造的政策模式与组织变迁——以花莲县3个农村型社区为例

【目的/意义】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兼具官方政策和社区实践的双重属性,必须全面认识才能更好地借鉴其经验。【方法/过程】在组织社会学视角下,尽管社区营造系列政策不断更迭,但其落地方式、政策要求、内在张力等基本条件却保持了较高的相似性,为社区组织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结果/结论】结合多个社区的实践发现,在制度环境约束下,社区组织在社区营造过程中会发生一系列的组织变迁,包括社区发展协会的复兴、社造模式的行政化、组织结构的科层化,以及社区精英的“位置痛苦”和退出。尽管科层化转型是社区营造成功的必要条件,但其“技术优越性”却易造成社区居民的“技术壁垒”,导致社区组织的异化、社区内部的双重区隔等问题的发生。

全国首个“海事+海关”台胞台企服务站落户泉州

3月13日,全国首个“海事+海关”台胞台企服务站在泉州市台资企业协会南安联谊会正式揭牌。该服务站将围绕政务服务预约受理、涉台企业纠纷调解、“小三通”客货运咨询等事项为台湾同胞提供一系列的上门集中服务。

“九合一”选后民进党派系政治最新发展

民进党在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遭遇重大挫败,直接牵动党内各派系势力的消长。随着蔡英文辞去党主席一职,赖清德当选就任党主席,民进党内部新一轮派系博弈加剧。“新潮流系”继续维持党内最大派系的地位,“英系”成为党内执政县市最多的派系,二者与“正国会”形成三强鼎立的派系结构。派系生态由过去“新系+苏系+绿色友谊连线”与“英系+‘正国会’+涌言会”两大阵营的对抗,逐渐转为“英系”主导的当权者派与“新系”主导的非当权者派相抗衡的局面。民进党内部派系博弈渐趋激烈,对台湾地区政局和两岸关系发展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九合一”选举后台湾地区政局发展走向

2022年台湾地区基层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不仅展现各方政治势力基层经营绩效,也会影响未来4年台湾地区基层政治势力的消长变迁,对于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与民意代表的“二合一”选举也将产生一定影响,故不少媒体称之为对于民进党的“信任投票”,或是2024年“二合一”选举的“前哨战”。“九合一”选举结果对台湾地区政局影响不小,不仅直接牵动民进党与以国民党为主的在野势力力量消长,而且影响各党内部各方力量的分化组合。民进党“九合一”选举落败,不利于其争取2024年“二合一”胜选。但是,两次选举虽有一定关联,却无法就此预估“二合一”选举结果,原因在于影响“九合一”选举与“二合一”选举的因素大不相同。

“九合一”选后国民党走向及其前景分析

2022年岛内“九合一”选举结果是台湾地区民意的反映。岛内县市执政的优势提振了国民党的信心,强化了国民党对民进党的制衡能力。胜选给国民党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面对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依然困难重重。国民党中央与基层实力派的矛盾造成了党内冲突,蓝白合作是国民党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是否坚持“九二共识”是国民党两岸政策的最大挑战。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中台湾地区政权组织形式构建的两个面向及其实现

在规范层面台湾地区现行政权组织形式,无论是定位、类型还是权力机关的组织架构,都符合“半总统制”的权力结构特征;但在实际运作中则深受“大法官释宪制度”“总统”“立委”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影响,因而长期以“总统制”形态运作。鉴于台湾地区现行政权组织形式存在诸多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因素,因此应在确保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从规范构建和实际运作两个面向重塑台湾地区的权力机关及其相互关系,并通过有效制度安排,引导和规范台湾地区政权组织形式在预设轨道上发展。

主持人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如果说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祖国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那么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赓续和发展国家统一话语体系,则事关统一之理能否深入人心。因此,推进国家统一话语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国家统一理论研究者理应承担的重要使命。客观来看,“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干涉势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话语构建,已经编排出一套“反中”“拒统”“谋独”“干涉”相互勾连的话语结构。

主持人语

近年随着中美战略博弈的演化,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联手强化对华竞争的态势,加深对台海事务的介入,阻扰中国的统一进程,以实现“以台制华”的战略目标.在这一新的形势下,美国政府的涉台政策或具体措施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中方应该如何应对。

台湾地区当局“议会外交”刍议:行为主体、功能成效及主要特征

多年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积极致力于推动所谓的“议会外交”,为台湾地区当局开展对外交往、拓展“国际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从制度结构视角出发,重点分析立法机构负责人、以“外交国防委员会”为代表的各专门委员会,以及以对外联谊会为代表的非正式“立委”团体组织等台湾地区当局开展“议会外交”的行为主体;随后,从政策功能视角阐释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议会外交”行动在台当局巩固所谓“邦交关系”、发展与“非邦交国”的实质性关系、加强“国际参与”、拓展所谓“国际空间”等层面的意图与效果;在此基础上,再主要结合蔡英文当政以来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对外交往实践,总结出台当局“议会外交”的四点主要特征:在目标结构.上形成了以“非邦交国”为主要着力点的差序格局;与行政当局“分进合击”并为实现所谓“外交突破”发挥重要作用;鼓励和推动“立委”对外联谊会等准正式、非正式团体组织发挥独特作用;在国际“亲台”势力的配合下“议会外交”已成为“迂回”拓展对外实质关系的重要抓手。

台湾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基本属性与演变轨迹——基于对相关民意调查资料的分析

国家认同是构建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前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国家统一的重要挑战之一是台湾地区民众中国认同的弱化。从文化和政治属性两个面向来对既有的民调数据进行梳理与诠释,发现两岸长期分隔的历史导致多数台湾地区民众虽然认同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但又以所谓的“台湾人”自居。两岸制度差异影响了台湾地区民众统“独”立场。台湾地区社会有关国家认同的民意充满内部分歧和变数。鉴于中华文化对岛内的持续影响力,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对内地的依赖性以及岛内多数民众偏好维持现状,内地方面在台湾地区重构国家认同上存在积极作为的空间。

汪道涵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与国家统一的重要贡献述论

自20世纪80年代末两岸开启大规模的民间交流以来,汪道涵在推动两岸政治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由“对立”走向“对话”的国家统一进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方面,他以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沟通艺术举行“汪辜会谈”和“汪辜上海会晤”两次正式会谈,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建立两岸制度化的协商渠道,实现两岸从“经济对话”跨越到“政治对话”;另一方面,他积极投身两岸交流,推动中国台湾问题研究,创造性地提出关于“两岸政治定位”“共同缔造论”及“共议统一论”等前瞻性的国家统一理论,从两岸同胞所思所想和国际形势的大格局出发,跳脱中国台湾问题本身,搭建新闻媒体交流平台,以辩证思维寻求两岸社会的交流与融合,为现阶段处理两岸关系、化解政治僵局提供诸多启示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