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2024年“二合一”选举结果及影响分析

台湾地区2024年“二合一”选举在中美战略博弈持续、两岸关系严峻复杂的形势下举行。各主要政党展开激烈竞逐,打破岛内传统政治生态格局。民进党赖清德以未过半的相对多数票当选,立法机构呈“三党不过半”新局,折射出加速分化的岛内民意以及多元竞合的政党政治新态势。未来4年,岛内政局将在民进党当局“三重少数”执政下以立法机构为重心展开角力,政局恐将动荡不安。两岸关系的对抗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内地发展进步将持续增强对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民进党继续执政无法改变两岸关系发展基本格局。

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考量、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涉台“五个共同”和“四个坚定”重要论述,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新时代对台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主张。在这一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了以往多在民族工作场合谈到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课题。这是党中央准确把握严峻复杂国际形势作出的战略判断和战略举措,针对岛内绿营政客不断“去中国化”、不断“解构”中华民族和建构所谓“台湾民族”所采取的战略措施,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四个共同”为起点,夯实两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以“三交”为理论框架,促进两岸心灵契合;以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做好中华文化的守护、传承和弘扬;坚持立体互嵌,引导两岸同胞尤其是台湾地区同胞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台湾问题视域下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有助于强化国家统一的合法性、推动两岸社会整合与和平发展,还能对抗外部干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创造条件。

“共构殖民论”辨析:荷据时代台湾地区的中国内地移民与荷兰殖民者之间的关系考察

“共构殖民论”认为历史上中国内地对台移民开发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是荷兰殖民者到来后主导推动的结果,宣称中国内地移民与殖民者“相互依赖”,对台湾地区进行了“合作殖民”。这不仅美化了殖民统治,也否定了自古以来两岸之间交流融合不断发展、中国内地对台移民开发逐步深化的历史事实,并将后者和西方国家的殖民活动混为一谈,与“台独史观”实际上有着相似的叙事模式。但是,各种史料记载早已充分证明,引发当时对台移民活动的主要动力来自中国内地方面,当时对台移民活动的主导是中国内地官方与民间,而不是荷兰殖民者。荷兰殖民者与中国内地移民的关系绝非“相互依赖”,当时台湾地区各项产业的开发,均是建立在前者残酷剥削后者血汗的基础之上。后者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一样,都是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受害者,乃至与台湾地区少数民族联合起来,以各种形式进行着反抗,是荷兰殖民者猜忌防范的重点对象。所谓“共构殖民论”,是对荷据时代的中国内地对台移民开发历史的严重歪曲。

从“转型正义”到“记忆台独”:民进党当局推行“记忆民主化”的途径、目的及后果

作为民进党当局推行“转型正义”的着力点,记忆问题是《“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任务总结报告》的重要议题,在记忆政治视角下,民进党当局使用政治权力深入记忆领域进行“记忆民主化”,通过限定记忆方式、扩大记忆主体、拓展记忆载体三个途径,变更台湾地区社会集体记忆的内容、框架、性质,意图实现“深化民主体制”、促进“转型正义”、凝聚“共同体意识”等目的,就其实际后果而言,“记忆民主化”不仅造成台湾地区社会集体记忆混乱、导致社会撕裂,而且发展为民进党当局的“记忆霸权”,侵蚀台湾地区民主体制,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重新定位台湾地区历史、割裂两岸记忆联结等塑造“台独记忆”,最终服务于其“记忆台独”的图谋,简言之,民进党当局在“转型正义”名义下推行的“记忆民主化”空有正义与民主之名,实际成为其打压国民党等政治力量、谋求“台独”的政治工具,本质上是政治权力对台湾地区社会集体记忆的粗暴干涉。

“台湾400年史”之说的由来、谬误与危害

所谓“台湾400年史”之说,是将中国台湾“有史时代”的长度界定为400年,将十六七世纪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台湾的“发现”与殖民侵略视为台湾历史的“开端”,是“台独”分子建构“台独史观”的重要基础。虽然该说与连横《台湾通史》的某些表述有表面相似之处,但是内涵完全不同。“台独”分子宣传“台湾400年史”之说的主要目的,一为鼓吹在西方殖民者的影响下,中国台湾历史发展已“脱离中国”,融入世界;二为淡化乃至抹杀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中国台湾与大陆之间的长期往来的交流历史。所谓十六七世纪中国台湾与世界“接轨”,不过是当时中国经贸开始与西方接轨这一庞大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自古以来两岸有着密切历史联系的证据,更是中国台湾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为此,应正本清源,与“台独史观”进行坚决斗争,向两岸人民传递正确的中国台湾史观。

论台湾地区行政区划变迁的本质——兼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行政区划设计

“台独”分裂势力不仅企图完成法理上“中华民国就是台湾”的构建,还试图以台湾地区行政区划调整建构“国家形态”,推进事实“台独”。通过对台湾地区行政区划变迁历史,尤其是第4次“宪政改革”后实行的“精省”工程,以及“地方制度法”颁布和后续修改过程进行梳理,发现台湾当局行政区划调整的本质在于完成台湾“国家形态”的构建。这种行政区划调整本身又影响着各政党的政治权力分配,进而产生相应的政治博弈,使台湾地区近些年的历次行政区划调整均被政治斗争所裹挟。统一后,应对台湾地区行政区划进行准确定位,以明确的原则和制度统筹规划未来台湾地区行政区划变动。这将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需要解决的重大命题。

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三重面向、内容构造与优化路径

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问题,是防范与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推进国家完全统一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法律实践中,台湾地区居民地位具有“待解放的中国人民”“特殊的中国公民”“同等待遇的中国居民”三重面向。相关立法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逐渐趋向具体化、同等化和常态化。当前,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推动落实同等待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内容构造。其中,“居住地”标准是优化落实台湾地区居民法律地位的基础,权利义务是其规范内核,政策则对法律规定起着引领、实施和补充的重要作用。为切实提升台湾地区居民国家认同,建议接续推进身份管理模块化、推动同等待遇实质化、逐步实现权利义务体系化,形成优化台湾居民法律地位的系统方案。

研究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历史的五点认识——《日据时期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导言

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抗日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历史,可以得出五点认识:第一,日本对中国台湾省的军事占领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第二,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是甲午战争的延续,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一部分;第三,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可以1915年、1937年为节点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各个时期各有不同特点;第四,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往往以祖国为依靠或者受祖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启发;第五,日据时期中国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始终坚持了中国人的立场。历史昭示现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完成国家统一的全部历史和法理依据。

台北大稻埕沉浮的一种解说——评宋光宇《城隍爷出巡——台北市、大稻埕与霞海城隍庙会一百二十年的旋荡(1879—2000)》

在史学研究中,“典型”的选择似乎一直是一个困扰,是否应该研究典型?或者也应该把“非典型”纳人视野?争论始终存在。然而,代表性地点、典型性资料、典型性案例,对于研究的重要意义却是不可否认的。选择代表性地点作为观察的切入点,某种程度上是区域研究的常用方法。

战后琉球处置及法理争议——基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领土处置及条约签字权交涉的考察

《开罗宣言》是盟国签订战后对日和约的基础性文件,该宣言的3个条款是一个涵盖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国际文件,逐层递进,互为补充,意在剥夺日本所有侵夺的领土。基于《开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战后琉球的处置,需要由包括中苏在内的反法西斯盟国共同决定,目前的处置结果存在严重的法理争议。英国内部一度坚持琉球必须从日本领土剥离出去,至于美国所坚持的战略托管,必须经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国民党当局并未默认《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琉球处置条款,而是认为旧金山和约只是一项政治性条约,属于盟国结束对日战争状态的协议,而琉球的处置需要专门的领土条约予以规定。围绕国民党当局《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权问题的美英交涉,与战后日本领土处置条款的交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了国民党当局对于琉球群岛的处置决策。

国际法视角下美国涉台法案实质与反制机制探析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重大核心利益,一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也是中美博弈的焦点。长期以来,美国通过涉台法案的形式为其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不断试图拓展中国台湾所谓的“国际空间”,对台海局势、中美关系和国际秩序造成极为负面的影响。为反制美国这一行径,需以国际法为视角和切入点,对美国涉台法案的历史渊源、立法概况、法案实质及其背后所体现出的美国霸权主义干涉策略展开梳理,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手段,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和以《联合国宪章》与联大2758号决议为代表的国际法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的理论意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四个坚定”重要论述,立意高远、视野恢弘,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展现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推进国家统一的战略性思维。“四个坚定”各有侧重,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有机完整的理论谱系。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是根本基础,重申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和同属中华民族的客观事实,宣示了反“独”促统的强大决心。坚定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是重要保障,描绘了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利益的实践路径,要求锚定党的中心任务,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契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增进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重要依托,将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与两岸关系的实际相结合,旨在增强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和荣耀感。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最终旨归,号召两岸同胞携手同心,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四个坚定”着眼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是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对国民党“反攻大陆”议题的因应

国民党退台后,具体意义上的“反攻”军事行动精神化,成为更具政治内涵和心理激励作用的口号。美国在政府层面对国民党的“反攻”议题是审慎的,但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提高了对台湾地区防务的重视程度,且军政要员时而抛出主张助蒋“反攻”的言论。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行动打击了美军的气焰。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年代,选举政治催化下,部分美国政客主张协助国民党“打回大陆”,较大程度上这是右翼势力情绪宣泄的体现。理性分析之下,美国政府认为助蒋“反攻”几乎没有胜算,且可能引发大战。在英国等盟友推动下,美国准备谋求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麦克阿瑟被免职成为美国狂热反共情绪回落的一个转折点。美方意识到,“反攻大陆”是蒋介石维持台湾地区军民士气的工具化口号,不能强行使其放弃梦想。但梦想与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通过控制军援水平和方式以保持这个差距,是美国找到的有效方法。

“一国两制”香港地区实践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镜鉴

“一国两制”香港地区实践留下很多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显然不能照搬香港模式,但其设计可充分借鉴“一国两制”香港地区实践的经验,杜绝出现制度设计的某些不足及制度设计之初未预计到但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应健全国防、司法、国民教育、国家安全等中央事权法律;消除两岸融合发展遇到的制度冲突;确立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的链接;强化对国家权力的认识,将国家主权、政权内涵融入国民教育中;清除外部势力的非法存在,压缩外部势力干预的空间;注重对特别行政区政府施政能力的监督。同时,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必须坚持开放性和战略性思维,以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依归。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现状、评价与深化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学界围绕“‘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展开了深入研究。从既有成果看,学界研究主要聚焦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政策脉络、价值意义、制度架构、实现路径、比较借鉴等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形成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基本框架、丰富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内容、拓宽了相关研究的视野,但同时也存在创新性不足、研究议题和内容分布不平衡、比较政治视野下的研究较为稀缺、研究议题不聚焦等问题。今后应加强对中央与中国台湾地区共治、支撑制度的落实机制、对台湾同胞意见和建议的吸纳、对台湾地区当局目前所控海域的未来管辖,以及对“一国两制”港澳实践经验的深度挖掘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提高“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可行性。

我国台湾地区警察使用枪支问题研究

警察在执勤时使用枪支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如何适时且适度地使用枪支,并能确保合法合理、有效执行勤务,是警察普遍面临的难题。我国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对警察使用枪支的目的、原则、情形以及程序等方面作了规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枪支使用“法律”制度。台湾地区警察执勤用枪致人伤亡案例的相关判决和不起诉处分书,能够呈现台湾地区警察使用枪支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法律责任,体现了“法院”等警察使用枪支的监督主体对枪支使用合法性的判断倾向。从台湾地区所谓“法律”条文规定到司法实践层面对台湾地区警察使用枪支问题进行分析,为内地警察使用枪支提供法律规范正反例的借鉴。

一个中国原则的本原、机能、挑战与应对

理解并实践一个中国原则,当立足国际法语境。在国际法里,一个中国原则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地区和内地同属一个中国,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正式承认一个中国,承诺不与中国台湾地区有官方关系,所有中国缔结或参加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亦是如此。这些既是历史也是现实,必然规划着将来。一个中国不只是客观事实,更是一种法律制度,具有国际法基本原则强行法上效力。坚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法上和国际社会,需要延续历史,严防外部势力诋毁破坏维持的现状。为此,需要国内法配合,坚决贯彻《反分裂国家法》,严防内部分裂暗黑滋长并与外部势力勾结。中国承诺不放弃非和平方式,确保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法上根据,就是国家自卫权。这些目标和行为方式,既可通过法律机制,也需要法律配合,更必须将法律作为前提事先预备。

探究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的力作——评周慧慧《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

族群关系向来是族群研究的重要议题,而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其自然发生的历史远早于学界对该议题的关注与探讨,并随着民族政策、人文生态环境等变化而注入新的动因。周慧慧博士的《竞争与共生:光复后的台湾原住民族群关系》(台湾花木兰文化事业公司,2022)以台湾地区一个山地乡——仁爱乡为调查对象,以族群关系为研究问题,为读者揭示了一种关系特征,提示了一个族群关系发展的危险信号,并在讨论中指出了一条避免危险加剧的可行路径,是我们认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族群关系的一部力作。

催票率:一个分析台湾地区选举的新概念探讨

催票率的计算方式为所得票数除以选举人数,代表政党或候选人从全体合格选民中动员和获得选票的能力。在能够有效说明选举结果胜负的基础上,催票率还具备受外部因素干扰小、所代表的选民范围更广等优势,在功能上能真实反映政党政治实力的消长和民意基础的变化。催票率概念的应用旨在作为一种理论补充以弥补得票率在选举分析中的缺陷和不足,更科学全面地观察台湾地区的选举活动和政党政治。

“大内宣”:民进党当局政治营销新策略

“大内宣”是中国台湾政治生态新现象,从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角度视之,其实质是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营销策略:其一,建构政绩包装“政治产品”,是为产品营销;其二,诉诸民粹主义制造极化情感,是为情绪营销;其三,区隔选民市场、实施精准化传播,是为目标营销,民进党当局的营销手段明显升级,将政党本身视为营销产品,以“出口转内销”方式打造政党形象,并借大数据技术运作政治权力,民进党“大内宣”试图用行政手段掌控话语权,主导媒体“议程设置”,影响选民决策,使执政资源服务于政党私利,以实现公权力的“私有化”变现,“大内宣”之所以可能且有效,在于它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岛内社会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