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间——康有为的封建观

作为一个处于大变革时代新旧之间的历史人物,康有为的形象是复杂而多变的。与之相对应,他的封建观也呈现出处于新旧之间的特征,这种特征中不仅有从旧到新的过渡,还有由新而旧的回复,更有种种矛盾但却不乏深刻见解的展现。康有为思想的复杂性决定了想要为他的封建观建构一幅统一而完整图画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复杂性实际上是因为他的相关论述并非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始终伴随着对中国不断变化的国运的思考,念兹在兹的则是这些思考如何能够促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所以,康有为的封建观不仅处于新旧之间,还时常呈现斑驳甚至杂乱的面貌。

我国的积极老龄化策略:认知转向、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人口问题始终是国家发展面临的基础性、长期性与战略性问题。以规模巨大与进程快速为特点的人口老龄化是我国近百年内将要持续面对的人口新常态。积极老龄化策略是应对这一人口新国情的优选方案,需要从认识面、事实面与实践面出发,厘清我国积极老龄化在理念、内容、价值、主体与模式上的认知转向,研判当前及未来老龄化社会面对的人口形势、保障压力、文化冲突、个人发展等现实挑战,有针对性地从优化多面向人口结构、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完善保障养老体系、重塑社会爱老文化以及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素养五个面向提出策略措施。我国实施积极的老龄化发展策略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老龄化社会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以文化之名: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中国式边疆”现代化的思考

民国时期政学两界对“边疆”的界定除了基于政治与地理意义外,更多考察其“文化”元素,普遍认为如不从“文化”着眼,无法道尽“边疆的涵义”。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边疆”,形成了“中国边疆”独特的“边疆性”,由此中国边政内涵也极为丰富。“边疆性”之形成,既然主要来自“文化”因素,那么边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要消除“边疆性”,让其失去“文化上的意义”。所谓“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消除“边疆性”并非抹杀文化,而是通过发展经济和增进认同,按李安宅的观点,就是要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区域分工”,也就是要实现边疆现代化及其与内地的一体化。

一体化与统纪化:“儒法国家”,抑或大国礼治?

“儒法国家”作为概括中国秦汉以后政治系统特质的既有模式,没有充分估量礼治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奠基意义,易于呈现为古今断裂的历史政治叙事。周礼所开启的中心统合主义原理展现为一体化与统纪化。一体化包含了统治权力一体化、族群伦理一体化、家国经济一体化,由周礼中的分封、宗法和井田开其端,深刻影响了郡县大一统的制度体系。统纪化是指礼治秩序精神的历史性延续,分别呈现为生统、宗统和治统,三统相系相维而不断推进一体化进程。正是大国礼治所展现出的一体化和统纪化,使我们在面临秩序危机的时候赓续了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结构,在进一步推进族群、经济和治理层级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完成了文明古国的现代转化。

西汉敦煌郡南塞防御体系的构建

西汉敦煌郡为抵御南羌,构建了南塞防御体系。西汉于元狩三年(前120)在南湖绿洲部署屯军,此为敦煌防御南羌肇始。敦煌置郡后,构建起以敦煌城为中心的四层防御体系。即围绕敦煌绿洲建造的敦煌城墙、古塞城、天田等三层防御设施以及由北部长城防线、西部两关防线、南部南塞防线组成的第四层防御体系。敦煌最初应以“南湖绿洲屯戍点——南湖塞墙——党河、鸣沙山——天田与古塞城南段”为南塞。后随着西汉对敦煌郡经营的深入,南塞推进至南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一线,部分烽燧修筑至南山南麓,新的南塞由大量烽燧、少量城鄣以及局部地区修建的塞墙构成。敦煌南塞自西向东主要包括:阳关都尉及所辖雕秩候官、敦煌县南部的博望候官、广至县南部的“徼”以及冥安与渊泉二县以南的屋阑、南塞、益广、广校①候官,其中位于渊泉县南的南塞、益广、广校候官应即“南塞三候”,或设置于昌马盆地一带,属敦煌郡直辖。此外,南塞沿线还修筑羌备城坞并设置众多的亭。足见西汉敦煌郡已经建造起较为完备的南塞防御体系。

共享、发展与融合: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内涵辨析与发展路径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残疾人家庭与一般家庭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具有较高的返贫风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短板。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问题的成因较为复杂,可以归纳为“体能主义”的发展理念、“事业为纲”的政策偏差和普遍存在的社会排斥。逐步实现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需要超越收入维度,从残疾人的全面发展和残疾人家庭社会融合方面理解其内涵,在此基础上,通过建构共享路径、发展路径和融合路径,逐步实现残疾人家庭共同富裕的目标。

论“政治大一统”的现代意蕴、现代共同体价值及世界意义

“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向内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核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和中华民族建设进程中创造性地将“政治大一统”与社会主义相融合,构建形成了具有现代意蕴的社会主义“政治大一统”政治模式,并呈现出统一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家国秩序四大鲜明特征,全面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政治制度的显著优势。社会主义“政治大一统”政治模式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形态,既展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共同体形态、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共同体形态、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体形态和实现协同和合的社会主义治理共同体形态的现代共同体价值,也充分展现出其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政治文明新选择、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政治治理新借鉴和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注入新动力的世界意义。

明清时期徽商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明清时期徽商主动参与乡村治理,主要表现在:徽商更新观念,带动更多乡民走上致富之路,为乡村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徽商慷慨解囊,投身乡村建设,大大改善了乡村居住环境;徽商热心公益,赈灾济困,维护了乡村稳定;徽商以身作则,以德化人,改变了乡村风俗;徽商多方维护宗族,强化了乡村社会的根基。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徽商确实是乡村治理不可忽视的力量。

自觉与自信:近现代侨乡民众的“现代化”观念

在近现代的中国乡村现代化探索中,侨乡民众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现代化”观念,尊崇历史、对标世界、追求文明、向往科技、维护集体、富强家国等认知意识,透过乡村建设文献和建筑装饰得以记录和表达;乡村制度和村落场景化的建构,贴近基层民众的生活实践,并影响其思想、行为、价值取向和现代化探索实践,凝聚了他们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大变局环境下中国乡村发展前景的基本认知和态度。这是不同于社会上层的基层民众对现代化的选择和反应,传统文化的浸润和西方文明的传入,使之坚守与吸纳并存,彰显了侨乡民众朴素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自媒体时代涉警网络舆情的应对策略

自媒体时代的快速发展,拓宽了信息传播范围,为公众发表意见、表达态度与宣泄情绪提供了平台,但也为涉警网络舆情的治理增添了难度。涉警事件发生之后,负面涉警网络舆情会大规模爆发,舆情对立的局面更加突显,加大了公安机关的引导难度。在此背景之下,公安机关原有的应对涉警网络舆情的方案已趋于落后,更新舆情应对机制已刻不容缓。分析自媒体时代涉警网络舆情的特征,总结公安机关应对涉警网络舆情的现状,旨在为公安机关引导与治理涉警网络舆情提供相应借鉴。

论秦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及影响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等。秦朝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虽然仅15年左右,但因为继承了燕国原已奠定的基础,遂能以其强大的国家施政能力,把东北地区更紧密地纳入到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整体中,为后世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原文化的东传拓宽了传播的渠道。

汉代“吏籍”小识

战国秦朝之际,“编户齐民”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国家编籍的对象不限于农户,还包括宗亲、官吏等阶层,秦末就有“籍吏民”之说(《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页)。西汉以降,“籍吏民”的做法进一步细化,有普通的农户名籍,有宗亲“属籍”(《史记》卷一○七《魏其武安侯列传》司马贞索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40页),也有管控市井商贾的“市籍”(《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52页)。那么,当时是否有专门记录行政官吏信息的档案?两汉史书虽无“吏籍”明文,学者亦少讨论,但相关文献有迹可循。

“本末”与“文明”: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对陈邦瞻的“回避”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极为推崇,但作为唐宋变革论的提出者,在其所著的《中国史学史》这部书中并没有涉及《宋史纪事本末》一书,也没有涉及该书的作者明人陈邦瞻及其“宇宙之变”说。这一现象如果不是由于内藤湖南对中国古籍阅读的欠缺,那么难道是出于主观上的“回避”?为探究内藤湖南“回避”的可能原因,按照史书体例与历史认识关联的这一逻辑,通过对陈邦瞻“本末”叙事和内藤湖南“文明”叙事的不同的史学书写及其认识差异的比较、分析,内藤湖南的“回避”不仅有史家叙事逻辑的“代沟”,也有认识上价值判断的迥异。

西汉王朝“文化身份”的确认与“文化认同”的形成——以屈原、楚辞的被发现为契机

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文化以及藩属国文化,在汉初依然盛行。“大汉”政权的合法性、正统性受到质疑或挑战的时候,“汉文化”也缺乏一个精神源头和“合法身份”,“汉文化认同”也就无法顺利建立起来。贾谊入楚,发现屈原、楚辞,将“楚文化”从诸多文化中突出出来,为汉王朝所接受。在“楚变汉”的过程中,西汉王朝的“文化身份”逐渐得以确认,推动了汉代文化的深度发展。西汉王朝的“文化认同”也逐渐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得以完成,最终形成了代表汉王朝“文化形象”的文学、艺术形式。

配户当差与里甲制:明初杂泛差役派征机制探析

明初杂役包括官厅差役和驿递夫役在内,普遍采用“配户当差”的佥派办法。人户一旦佥点应当某种杂役便成为杂役户,固定地在一个地点长期服役,直至消乏佥替。但“配户当差”制在永乐以后出现弊端,主要是皂隶等官厅杂役凭借特权寻租,而驿递夫役负担较重,均长期不得佥替。永宣以后,一部分徭役改为每年轮充,开启了均徭法改革的历程。据新发现的“试行黄册”史料可知,明代里甲中存在较多的虚拟户和“带管畸零户”,且国家规定的点差标准很高,杂役基本要人户朋充服役。因此官府在确定所需杂役的数量以后,必须通过里甲组织的协调才能完成杂役户的佥点。但考虑到里甲内部的实际应役户数不多且徭役的附带财政责任不重的情况,里甲制与“配户当差”制之间并不发生冲突。

“禅让”与“革命”的纠结——《大唐创业起居注》所建构的隋唐易代观

为了占据道义的制高点,李渊试图调和“禅让”与“革命”两种模式,建构李唐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他一方面标榜自己为隋尽忠,匡扶隋室,大体遵循魏晋故事实现隋唐禅代;另一方面,他对魏晋以来的禅让模式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魏晋禅让的实质是欺天窃命、假诏自媒的不义行为,他试图引入“汤武革命”模式阐释隋唐易代,将太原起义与武王伐纣、刘邦“诛暴秦”相比拟,以“诛暴隋”来建构李唐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由于“禅让”模式与“革命”模式的内在矛盾,李渊最终无法调和两者之间的冲突,自圆其说。隋唐易代到底是“禅让”还是“革命”,李渊内心颇为纠结,这一心态贯穿于《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历史叙事之中。正因如此,《大唐创业起居注》所建构的“革命+禅让”的隋唐易代观被《隋书》和实录所重新建构的隋唐禅让历史观取代,武德时期浓厚的隋唐革命意识被官方有意隐没。李渊所主导的“革命+禅让”的隋唐易代观虽然被李世民弃而不用,但他对魏晋禅让模式的批评依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甲申“南迁”史事考论——兼论甲申之际的明廷决策

甲申年间发生的“撤宁守关”“南迁”“太子抚军”三事与明廷存亡攸关,此三事以往被统摄于模糊的君臣矛盾和朋党话语叙事之下,难以反映当时的实态。在东西两线压力之下,“撤宁守关”之事悬而未决,对“南迁”的讨论则由非公开转向公开,衍生出时人认为更为妥帖的“太子抚军”之议。明廷对于三事的决策过程曲折且反复,并非崇祯帝或朝臣单方面的失策所致,决策机制的失衡和士论的矫激,使得秩序渐次失效解体,决策陷入僵局。基于此考察该时期皇权与士大夫的博弈,有助于解析明末复杂的君臣权力演进。

苏序救荒考:北宋前期一个蜀中乡村富民的行善与处世

苏序是三苏的父、祖。身为北宋前期眉山乡村的一个普通富民,苏序曾有两次救荒活动:其中一次卖田救荒见于正式文献,另一次更为重要的救荒活动仅见于苏轼私下谈话记录。分析这两次救荒活动的具体内容,可以对应北宋前期四川地区两次饥荒的局部状况。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第二次救荒活动的考证,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牟利行为,这是苏家后人有意识掩饰此事的原因。事实上,苏序兼顾牟利的赈济活动更符合富民的行事逻辑,其慈善活动既是经营之道,也是处世之道。其中,经营之道主要表现为财富自限——不肯过多兼并土地,做到义利兼顾;处世之道主要表现为谦抑待人——不与人争竞,并乐善好施。采取此种生活策略的原因一方面源于眉山苏氏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家风,另一方面也源于眉山地区轻财富积累而重门第传统的社会评价体系。总体上看,苏序时代频繁的慈善活动虽造成了家族经济状况的波动,但眉山苏氏的社会地位却不断得到提升,完成了从富民之家到士大夫之家的转型,这为我们理解彼时富民的生活实态提供了有价值的个案材料。由此出发,可以增进我们对宋朝富民行善与处世之道的了解,继而对富民的慈善书写、社会作用及富民群体分化等问题做出后续思考。

边疆的空间生产与传统中国的国家建构——以先秦秦汉时期为中心的探讨

传统中国的边疆是一个具有生产性的空间。借用列斐伏尔等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关空间的研究方法,作为空间的边疆,它既是关系要素的聚集场域,也具有促进关系变动的能力。在边疆的空间中,同时代内地的观念、制度与物资在此汇聚,内地的社会关系也塑造着边疆的基本运行模式。边疆的空间特性又不同于内地,它除了具有地方性之外,还具有国家性。国家的整体性在边疆空间中得到集中而具体的呈现,国家的目标、行为能力、责任义务也以边疆为重要的投射场域。边疆既叠加了地方性、国家性,还具有地域邻接性,成为少数族群进入中华文明的接纳空间。这多重关系的相互作用,使得边疆成为一个引发历史变动的场域,因而边疆空间便具有了生产“历史可能性”的能力。

《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有关世卿阶层的史事是《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但经传对于史料的编纂与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左传》预设了一种对世卿之“世”与“不世”原因的解释,并在历史书写中力图通过史事之间的联系来揭示这种因果关系;《公羊传》则是在构建历史解释时就抛弃了《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转而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读来构建一组信息因果链,进而提出“世卿,非礼”的历史认识。西汉以后的史家多继承了《公羊传》的历史观,在历史书写的证据选择上,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例证来验证《公羊传》“世卿,非礼”的合理性,《左传》、《公羊传》皆以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来完成对世卿的书写。这些书写方式上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历史解释方面的差异性,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