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司法监督工作及其历史启示

我国人大司法监督制度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期对司法监督工作的实践探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政治架构和法律体系,为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司法监督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考察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司法监督工作,对于传承红色基因,深入理解我国人大司法监督制度的历史脉络,推进新时代人大司法监督工作,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论中国“过渡性社会”的理论逻辑

新民主主义社会被称为“过渡性社会”,虽然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但它在中共党史、新中国发展史上地位特殊不容忽视。只有全面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准确认知这一阶段性社会的鲜明特征,才能准确理解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逻辑和实践价值。

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治理秩序建构

一般认为,井冈山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工农武装割据的开端,军事意义重大。但从治理秩序建构视野考量,中国共产党作为积极能动的治理者,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局部执政开创了新的治理框架。这一法治模型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线,强调在工农联合下的依法治理,以保证工农阶级的经济、政治、社会利益为价值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中,法治社会的建设与依法治理意义重大,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工农民主法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历史起点,其基层组织建设和工农权益保障亦对今天的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革命与动员:川陕苏区扩红运动的策略及影响

川陕苏区的扩红运动不仅是贯彻党的武装革命理论的应然要求,更是应对严酷斗争形势的现实需要,当地民众的革命情绪为扩红运动提供了条件。川陕苏区立足战略大局、分析自身形势,采取以军事与政治并重推动红军建设,以党的组织下沉模式推动社会动员,以物质与政治并重的方式满足群众切身需求,巧妙运用符合群众心理的工作技巧等策略使扩红得以顺利展开。其结果不仅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还激发民众的革命意识,对于接应和配合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会议与乡域政治——以全面抗战时期晋西北边区为例

会议作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式,是中共意志贯彻落实的便捷途径。全面抗战时期,晋西北边区行署在探索乡域政治建设过程中,通过揭示“垂直与扁平”的会议运作逻辑,直观彰显了乡村现场的会议效果,即助推农村全面性工作落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等。同时,为保证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民主性,中共在群众因应中亦总结经验策略,即依靠群众路线形成党和群众正相关的双向运动。

从自治到保甲：乡制重构中的历史回归问题--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湖乡村社会为范围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乡制变革中,由自治取代保甲和以复兴保甲来推进自治这一看似回旋的历史过程,深深地烙印着传统皇族国家与社会结构崩解后,近代民族国家与社会结构重建的复杂性和探索性特征。以传统与现代力量都很突出的两湖地区乡村社会为范围,考察乡制变革中现代自治与传统保甲体制由替代到融通的历史变异过程,可以充分展示乡村社会变迁的实况和解析其制度性回归传统的历史因由,并深刻揭示在"保甲—自治—保甲"的诡论式表象趋势中,串结着的深层历史主题。

川陕苏区文献整理述略

川陕苏区文献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重要史料。本文通过梳理苏区文献的存佚、特点及现状,回顾既往整理概况,略述《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的整理思路、编纂方法,总结现有整理成果的得失及其对后续工作的启示。

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五大特征

从政治民主化的视角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参与,作为公民的一种行为,呈现出了显著的被动性、形式性、非理性、功利性和盲从性。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商会的管理与控制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将商会指导管理权移至政府,但同时颁布一系列法律规章加强对商会监管,又采取诸如强制入会、派遣书记、组训人员、工作会报等多种手段,对商会的组织和活动进行渗透,逐步建构起组织管理与业务管理相结合的双重管理体制。这些措施排斥了其他党派对商会的渗透,也保证了国民党对商会的领导地位。然而,双重管理体制过于偏重监管,忽视发挥商会的能动性,这不仅降低了管制效果,也制约着国民党通过商会等团体实现改造和建设社会的目的。

走向失衡:会务纠纷中的政府、工人与工会——以战后(1945—1949)武汉地区为例

战后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对社团的控制,在政府、社团与民众之间寻求平衡,维持社会稳定。而通过对战后武汉地区三起工会会务纠纷的个案研究可以看出,战后国民政府在协调政府、社团与民众的关系上,缺乏必要的利益协调手段,一方面政府自身的权威合法性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质疑,另一方面其处理方式越来越倾向专制强硬手段回归,从而加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政府、社团与民众三者之间走向失衡的关系发展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崩溃。

简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预审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二)

二、革命根据地预审制度发展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决定根据地工农革命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将政治保卫局改为公安（或保安）机关。抗日根据地预审制度的变化与发展主要表现在:

论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与民主财政实践

本文运用史实论证延安民主政治与民主财政的过程和成果 ,指出充分发挥边区参议会对边区政府财政税收工作的决策监督作用、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处理财政税收问题及保持一个高度廉洁的政府是延安民主财政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十年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的演变

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间是中国在探索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在这期间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的道路。本文旨在通过对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治态度演变的分析,揭示其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得失,以作今后的借鉴。

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中央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中央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王永祥抗日战争时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统治区（国统区）的政治体制形成了“战时体制”。对“战时体制”的中央权力结构、运行机制及评价，学术界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本文仅就此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政党协商民主建国的奠基石——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60周年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看,中国协商民主的制度缘起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以及各民主党派互相之间的协商。这种政党协商民主生长于近代中国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正式启动于新中国筹建过程中。而"五一口号"的发布,进一步促进了各民主党派的政治转向,确立了一种以协商民主为内涵的新型政党关系,标志着这种新型政党协商合作关系的建立,为在中国确立协商合作的政党关系奠定了基础。

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嬗变透析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十分不均衡的。这就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主题经历了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的嬗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是以提高国家控制能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直到20世纪末,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才开始由民族国家建构转向以提高国家合法性为核心的民主国家建构。因此,民主国家建构将成为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势关系演变——以刘文彩与袍哥为个案

在中国近代社会中,国家、地主、农民三者之间是一种三角关系。从理论上讲,只有三者维持一种相对平衡状态,农民生活才会稳定,社会经济才会继续发展。但通常情况下,地主阶级具有贪婪的剥削本性,总是千方百计地兼并小农土地,转嫁赋税负担。如果国家有一定的远见和力量,就会适当抑制地主的兼并,保护农民的利益。当国家已无力保护小农或者根本不打算保护小农时,农民起义就会爆发,在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情况下,最终将导致一个旧社会的灭亡和新社会的产生。从川西袍哥地主刘文彩的个案上就能看到这一点。

论我国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有机联系

中国的改革是一种市场取向的改革,发展经济放在首位。这种以稳定为主旨的经济上相对自由与政治上有效控制相结合的渐进式社会变革模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东方专制主义统治历史久远,旧的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公民普遍缺乏民主意识和自由观念等因素决定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这种不同步性决定了我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长期性和艰难性。

延安整风对民主政治建设的启示

民主政治建设对推进我国的政治文明意义重大。延安整风时期,在实现党内民主过程中,由于采取了正确的途径和方式,推动了人民民主的发展,促进了法治的加强,保证了政治路线的实行。对延安整风的思考,不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党内民主发展的历史,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陕甘宁边区乡选运动及其对我国基层选举的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选举运动是边区政权建设中最具民主特色和优势的一部分。尤其对于乡选,边区政府更是完全从边区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开展了扎实到位的宣传工作,采取了灵活有效的选举办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颇具特色的选举模式。同时,边区的乡选积累了丰富的选举经验。对边区乡选运动进行历史的考察和研究,对完善我国基层选举制度,解决选举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以及惩治腐败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