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论纲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途径等问题做出总体谋划和构想。政治发展战略同国家发展战略紧密相联,对国家的政治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明确界定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内涵、逻辑起点、主要内容,以及中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难点与实现途径,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就是坚持和完善现有的基本政治制度,发挥现有政治制度的优势,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通过加强国家有效控制,进一步完善自律机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文明,扩大选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综合推进、协调发展的改革途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信托政治论

信托政治,就是以信任和委托为支点的政治。在信托政治关系中,包括两类主体:政治的委托者和政治的受托者。受托者基于委托者的信任和托付,既获得了执掌政治的权力,但也必须承担作为受托者的、不容推卸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信托政治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是数千年来封建王朝更迭的理论基础;在现代中国,信托政治理论也蕴含着值得进一步挖掘的潜力。信托政治的观念不但有助于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而且还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

浅析日本的东亚战略与“普通国家”诉求

阐述了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问题上由消极到积极的转变过程,分析了日本出现这种转变的原因。认为日本的东亚战略实际上主要是试图以推进东亚地区秩序的建立为突破口,加快实现其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日本要谋求"普通国家"化,则须深刻认识自己的过去,以对亚洲、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积极采取更加务实稳健的国内外政策。

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转型研究

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实现了由传统"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成功转型。本文从德意志的传统政治文化出发,梳理了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条件和基本历程,厘定了其政治文化转型的主要标志,并揭示出其政治文化转型的推动因素。

摆脱财政分权困境的可能性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我国社会企业的法律形式及其认定标准和路径

社会企业法律形式的认定在立法上有法人注册制和资格认证制两种方式,社会企业作为奉行义利并举的组织集群,难以纳入《民法典》功能主义分类视角下之营利法人或者非营利法人的类型框架之中,对其法律形式的认定应采取资格认证制。社会企业法律形式的认证有市场主导型与政府驱动型两种路径,综合考虑我国大量社会企业亟待获得合法身份的现实,以及保持立法状况相对稳定与顺应商事制度改革方向的需要,我国宜采取混合型认证制。具体措施包括在明确社会企业认证标准的基础上,对社会企业进行分类认证,普通公益性社会企业可授权市场第三方机构认证,而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社会企业认证可考虑保留由官方机构进行认证。

政治认同危机与国家的解体——对苏联国家认同建构的反思

政治认同是政治统治获得合法性的基础,也是维护政治稳定、推动政治发展的重要资源。在现代国家建立与发展过程中,政治认同居于基础性地位,这一点对于苏联而言尤为明显。苏联国家认同的建构是建立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认同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建设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后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削弱和变异,苏联政治认同出现危机,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国家最终走向解体。反思苏联解体中的政治认同危机,对我们增进政治认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具有重要启示。

权力监督:苏联政治制度建设的尝试——评苏联共产党的两次权力监督监察制度建设

苏联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处于不断的探索之中。监督监察制度是苏联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苏联共产党的政治体制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列宁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监督监察制度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从列宁时期的有益尝试,到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恢复斯大林体制,监督监察制度的变革没有能够成为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苏联政治体制积重难返,成为导致苏联剧变的重要因素。

2004年印尼大选与华人参选情况

2004年印尼大选是印尼历史上的第三次民主选举,印尼全国和国际社会都在关注这次大选。本文首先介绍这次大选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对这次选举有关立法和准备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略加分析,最后介绍印尼华人参选的一些情况。

行政契约中的平等权及其制度保障

行政契约作为现代行政法的一种行政手段,同时具备行政性与契约性两种特点,反映了现代行政民主平等的要求。而作为契约理论的核心要素———合意,更是建立在契约双方地位平等的基础上的。使行政优益权与双方的平等权如何得以协调或结合是行政契约理论的轴心问题。循此思路,从行政契约中平等权的理论探索出发,分析其应然性,从实体、程序、救济制度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配置规则等几个方面入手论证其可能性与实然性以及与行政优益权的协调性。

试论国外透明政府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以美国为例,比较分析了国外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立法情况,从伊斯顿的政治体系说分析政府增加透明度的必要以及分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在民主监督和政府行政方面的意义和原则。

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及其民生意义

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被人们称为演讲中的珍品。演说中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蕴含了深刻的思想内涵,给我们以很大的思考空间和民生启迪。

韩国道德教育的战后演变及现行改革

韩国是一个以儒家伦理为主要道德理念的国家,历来重视道德教育。"二战"以后,韩国的道德教育走过了独特的发展历程。回眸这段历史,考察、分析韩国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以及目前韩国实施的道德教育改革,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工作,具有借鉴价值。

浅析印度式民主与印度价值观

不少学者认为,印度传统文化有利于印度的社会转型,譬如,印度文化中有许多适应现代社会的哲学精神,包括惯于争鸣的宗教传统,容忍异端的价值体系,立足世俗的公共理性,质疑一切的证辩精神等等。本文从深入解析印度式民主的文化渊源,以及深受印度教影响而形成的"印度价值观"入手,探讨这些相关资源在发展过程中能否为印度带来软实力的问题,以便从更深的层面理解中印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印尼政局发展与全国大选展望

梅加瓦蒂上台执政两年半,政权进一步巩固。2003年是印尼政局进一步稳定,经济复苏开始见效,社会治安逐步好转的一年。2004年是大选年,现在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人们对大选寄予较大的期望。近年印尼政局发展如何,议会选举和总统直选谁将胜出?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与读者共同探讨。

印度的多元社会与结盟民主

传统的观念认为多元社会无法建立稳定的民主政体。然而,具有多语言、多宗教和多种族的印度在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后不久便成功地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政体。理论与现实的差异使印度一直被民主类型学和比较政治学界看作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结盟民主理论颠覆了多元社会无法建立稳定民主的观念,系统地分析了印度民主政体的特征及其运行机制,打破了印度民主不可解的悖论,标志着结盟民主对多元社会中稳定民主的理论阐释达到了顶峰。

试析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遭弹劾的制度根源

安德鲁·约翰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遭弹劾的总统,他被弹劾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分权体制,而非国会中共和党激进派对他的报复。内战结束后,总统与国会都想按照自己的计划重建南方,为此各自依据宪法赋予的权力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斗争的结局是国会使用了宪法规定的但极少使用的制约总统的弹劾手段。约翰逊被弹劾是总统与国会、民主党与共和党对重建南方主导权的争夺在分权体制下运作的必然结果。

“省管县改革”对上饶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随着省管县改革的深入发展,现行的市管县行政管理体制显然与之不相适应,市县关系必然要进行相应调整,由现在行政隶属关系中上下级转变为两个平行的行政区域主体。上饶应对省管县改革,必须迅速做大做强市本级,调整行政区划,积极稳妥地推进机构改革。

我国权力设置的缺陷及其对策

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核心又在以法治官,加强权力制约。目前,我国在权力设置上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容易使权力产生腐败。只有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才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加速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

预算透明：趋势、制度与挑战--美国经验的检视

讨论美国环境下的预算透明。我将把这个主题置于透明、经济增长和民主的关系上加以讨论。为此目的,我们将检视这个关系的历史趋势、那些被采纳和用来提高预算透明的制度以及美国目前正面临的挑战。在讨论过程中,我拟将(民主的)治理研究文献与预算研究文献结合起来,以考察公共财政管理尤其是在美国形成的公共预算是如何从财政与预算制度的演进中获取经验的,并籍此更好地理解预算发展的方向。本文大量征引了我先前在预算发展和财政制度方面的文章,并列举了一些美国公共财政管理历史中的例子,力图导出具有普遍性的教益。我的主要观点是:公共预算是作为一种将钱袋子的最终权力归还给人民的民主治理工具而被创造出来的。科目格式的行政预算之采用是为了向被选官员问责;政府会计的采用促进了这项发展。20世纪的预算改革(项目预算、绩效预算、计划项目预算制度、零基预算和基于绩效的预算)皆是为了增进预算透明的不同尝试。把财政透明制度分作手段和要求两大类。透明的手段包括诸如全面、事先批准、具体、准确,特别是清晰和公开这样的预算原则。要求则包括平衡预算规定、债务额度限制(一般责任债券)以及税收和支出制约。作为回应,官员采取诸如项目收入债券(不受债务额度限制)和预算稳定基金这样的"政策创新"来规避平衡预算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