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关系的竞选:印人党获取政权合法性的话语建构

政治竞选是一个政党争取人民认可,而人民赋予其权力并接受其统治的过程,政党通过竞选实现政权合法化。话语幻象分析揭示了政党将主观转变为客观,将幻象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过程。印度作为南亚头号强国,大选历来备受关注。2024年的印度大选被认为是没有多少悬念的选举,这与莫迪及印人党的强势崛起有很大关系。出现这种情势的转折点是2019年莫迪与印人党采取了非常成功的“话语幻象术”,使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第二次获得执政权。在2019年大选期间,印度人民党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都拥有“支持”或“反对”两种立场鲜明的声音。不同立场的话语对印度各邦、各民族、政党、群体和个人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研究2019年印度竞选是一种探究印人党对于2024年乃至未来政权合法化一般叙事规则的有益尝试。以政治公共关系中的政治竞选理论和话语幻象理论为基础,运用话语幻象的三维分析框架——历史、语言和符号行为以及社会影响解构话语的内核,分析竞选话语如何被操纵并影响选民决策,从而解释印人党在选举过程中为什么能比国大党建构起更高的政权合法性。印人党比国大党更擅于利用一些修辞手法将非常主观和对立的概念合理化,给大众造成强烈的幻象,影响选民对事实的判断,使得多数选民相信印人党的宣传版本。话语幻象完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但同时也加剧了印度国内民众的身份二元对立和社会仇恨。

印度人民党、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教国家”的构建

2024年6月,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赢得新一届议会下院(人民院)选举,成功蝉联议会多数席位。现任总理莫迪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二位三度出任总理的政治人物。印人党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存在明显的相互促进关系,印人党借助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成为印度政坛的关键政治力量,而印度教民族主义大行其道则是印人党胜选根本原因。印人党政府将继续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通过推动修宪、制定和实施《统一民法典》等方式着力构建“印度教国家”,但面临难获修宪所需议会多数支持、国大党等世俗主义政党更强掣肘、南印度“达罗毗荼主义”对抗“北印度中心主义”等因素制约。

印度议会左翼斗争策略的调整与发展挑战

议会左翼是印度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由于其传统斗争方式实效较差及遭到印度人民党政府严重打压,在选举政治中逐渐衰退并跌至低谷。为应对印人党政府近年来的持续施压,议会左翼在党派关系、党群关系、党组织发展和竞选手段等方面调整斗争策略,在2024年大选中表现超出预期。尽管如此,议会左翼在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扩大选民基础、巩固政治联盟稳定性等方面仍然面临复杂挑战。作为印度多元民主政治中的独特力量,议会左翼是对抗右翼的不妥协力量,其斗争策略的调整有利于谷底重生,但重振旗鼓仍任重道远。

印度国内政治生态新特点、成因及内外影响

印度人民院选举与其国内政治生态演化密切相关。当前印度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呈现三个方面新特点:印度政党力量格局进入印人党央地全面居优时期;印度教特性超越政治世俗主义并全面影响印度政治走向;央地关系呈现印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加强态势。可以说,印度社会结构变迁、数字化工具发展以及政党竞争策略差异共同促成以上特点。印度政治生态新特点对印度内政外交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印人党虽对内提高政府施政效能但造成冲突性增加、主体民族凝聚力强化但民族宗教裂痕扩大、经济快速发展但不平等加剧。印度政治生态新特点使印度外交调整方向保持稳定;印人党主导的强势外交持续凸显,在周边塑造以印度为主的地区秩序;与美西方联系态势持续强化同时指向性更加明确;对华负面态度固化,中印关系短期内难有较大改善。

印度国民大会党的领导体制及其改革

自印度独立以来,国民大会党(下称“国大党”)的领导体制就与以尼赫鲁—甘地家族为核心的家族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未能实现领导权更替的制度化。自索尼娅·甘地担任党主席以来,国大党家族政治下的领导体制呈现出双头领导模式的特征。双头领导模式分散了党的最高决策权,削弱了党的正式领导机构的权威和问责制,是2014年以来国大党组织力量不断衰落、选举相继失利的根源。国大党虽已尝试进行领导层的改革,但仍然面临如何处理同尼赫鲁—甘地家族关系的难题。

打破官僚控制:以莫迪政府军政关系改革为例

以西方国家实践为基础的主流军政关系理论很难解释发展中国家军政关系问题。本文以主要行为体之间权力关系为变量,构建军人控制模式、政治控制模式和官僚控制模式三种军政关系类型,并以印度为例,对其所属的官僚控制模式进行探究。印度自独立之初便确立了官僚控制模式,该模式在确保文官政府对军队绝对控制的同时,也限制了其军事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在多任领导人改革尝试失利的背景下,莫迪政府开展了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军政关系改革。具体而言,莫迪政府通过领导人集权、向军方赋权、对文官官僚削权的手段调整军政关系主要行为体的权责范围,试图打破官僚控制模式的桎梏。军政关系调整属于长周期工程,作为一项仍在进行中的改革尝试,莫迪政府的改革举措有助于军政关系的改善以及军事力量的整合。展望未来,印度军政关系改革面临两大考验:一是未来军政领导人能否坚持当前改革思路;二是改革举措能否真正实现制度化。总之,印度的官僚控制模式改革之路充满阻碍。

19世纪中期以来印度民族主义叙事中的女性想象嬗变

自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以来,在印度民族国家萌芽、建立、发展和壮大的百余年间,女性被深入糅合进民族主义的塑造过程,支持并滋养各种民族主义话语,服务于印度民族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建构需求。随着时代的变迁,印度民族主义叙事中的规范性女性气质发生了很大变化。19世纪中后期,印度本土民族主义精英面对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与西方文明使命话语的冲击,将提高女性地位与民族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塑造了有别于旧女性、底层女性和西方女性的印度“新女性”。20世纪上半叶,“印度母亲”作为一种“祖国母亲”式的隐喻结构和国家的人格化表述,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者实现民族动员和呼吁男人作战的象征力量,爱国“母亲”纷纷以在家纺布和抵制洋货的形式支持民族主义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印巴分治时期,印度民族主义者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建构了民族国家话语,女性担负起守护民族“纯洁性”和“荣誉”的双重使命,为保贞洁、不被异族强奸或玷污而殉身的“印度教女性”便成为印度女性典范。独立后,一方面,随着印度现代化进程加快,兼具传统与现代品质的“受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职业女性”成为印度优秀公民的代表;另一方面,女性在日益发展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中也扮演了煽动教徒情绪、唤醒女性反抗的积极主体角色。

基础性权力与嵌入式自主:论新印度教特性政治在印地语区的政治基础

印地语区的政治状况从根本上决定了印度政治格局。这一地区的社会特性必定对印度国家能力构成限制。直到独立后很长时期,亲族封建制都是印地语区主导性政治经济制度,其也成为现代印度国家权力的基础结构。然而,印地语区的亲族封建制自1950年代以来遭到农民政治和落后种姓先后冲击并最终瓦解。自2000年代以来,新印度教特性政治逐渐通过“发展”和“日常社群主义”的双重策略控制印地语区,这助推莫迪政府在中央执政。印地语区政治高度的竞争性也促使印人党政府推出反华政策,然而印人党政权的阶级属性和印地语区政治特性始终限制着印度对华政策选项。

印度的大国之路——评苏杰生《变局时代印度的战略选择》

印度应当从过去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摆脱“教条主义”,灵活自主地应对复杂的外部事务。美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是“潜在的超级大国”且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代表世界会回到一个“两极世界”。其他主要力量发展迅速,加快了全球权力的扩散和多极化世界的形成,这对印度而言是机遇大于挑战。在国际规则下,印度致力于一个多极化和多元化的世界发展格局。印度的对外战略方针是“与美交好、管控中印关系、与欧洲培养友谊、安抚俄罗斯、强化印日关系、吸引邻国、扩大印度的朋友圈、成为‘全球南方’的旗手”。苏杰生认为“世界应当接受印度大国崛起的必然趋势”。

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梅因论印度法律与社会

印度是梅因社会演化理论的焦点,也是西方古典社会思想家着重关注的东方文明。本文尝试呈现梅因理解印度的三个阶段,以期解答其社会演化理论如何回应文明差异性与转型适应性的问题。在早期研究中,梅因指出传统文明的转型方向是“从身份到契约”,而停滞的印度未能实现变革。在印度任职期间,梅因观察到移植英国法的政策导致印度习惯法迅速瓦解,因而提出了缓和冲突的法典编纂策略。返回英国后,梅因意识到英印统治对推动现代转型和破坏传统秩序的双重影响,继而认识到东西文明传统存在差异,并以“冲突的钟表”的隐喻揭示出文明转型的适应性问题。梅因的印度观察深化了“从身份到契约”的演化思想,也为探讨中西文明演化与转型提供了独特视角。

Role of self-help groups o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achiev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among rural women in Cooch Behar District,Indi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ransformative role of self-help groups(SHGs)in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women in Cooch Behar District,India,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war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of the United Nations.In this study,we explored the effect of SHGs on rural women by specifically addressing SDGs,such as no poverty(SDG 1),zero hunger(SDG 2),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SDG 3),quality education(SDG 4),and gender equality(SDG 5).Given this issue,a cross-sectional survey and comparison analyses are needed to assess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women and their awareness level before and after 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women in SHGs.The survey conducted as part of this study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namely,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and awareness level,with each focusing on different aspects.A group of 400 individuals who were part of SHGs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m.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women in SHG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i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wareness level,as supported by both mean values and t test results.Memberships in SHGs and microcredit programs were the major elements that boosted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ural women,which also achieves SDGs 1,2,3,4,and 5.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participation in SHGs and related financial services significantly aided rural women i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 in accumulating savings and initiating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Moreover,participation in SHGs was instrumental in enhancing the self-confidence,self-efficacy,and overall self-esteem of rural women.Finally,doing so enabled them to move more freely for work and other activities and to make family and common decisions.

印度“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评析

独立后的印度曾经采取“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设想印度现代化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广大民众摆脱贫困、国民经济自力更生、“最充分的民主”得到实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为此,印度现代化所采取的主要途径是“民主计划”,即以民主的方式调整印度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通过计划经济推动生产力发展,带动印度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印度并不具备实施改良主义现代化方案的物质条件与国家能力,也无法避免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质量不高、动力不足的弊病,所以“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最终被放弃。这说明,民主社会主义并不适用于印度等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传统色彩浓厚的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阶级、国家与庇护政治:论印度莫迪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衰

印人党在2024年大选中失利,显示印度政治已经从民粹主义周期向庇护政治回摆。自殖民时期以来,印度国家依赖于其庇护体制获得政治权力。然而庇护体制的内在缺陷也促使民粹主义政治在印度周期性崛起。1991年自由化改革以来,印度三大阶级包括高种姓-统治阶级、有地种姓-中间阶级、庶民阶级共同助推了大众印度教兴起,叠加团结进步联盟政府第二任期的危机,促成了莫迪民粹主义政治浪潮的崛起。然而,本轮民粹主义政治依旧受制于庇护体制及其阶级联盟内部矛盾,无法实现民粹主义诉求,最终不得不向庇护政治回摆。

印度学术界的印度洋区域史研究:历史与现状

印度洋区域近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印度洋区域史研究也成为热门领域。以本土视角考察20世纪以来印度学界的印度洋区域史研究历程不仅可以看出印度民族性表达的变化,有助于深化关于印度的历史认知,在当下“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背景下还有着现实意义。由“印度之洋”到“海上印度”的理念变化不仅反映了印度学界研究思维和视角的转向,还折射出印度在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复杂矛盾中对于民族性的定位探索。在此基础上,通过与日韩海洋史研究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亚洲内部地理、历史相似的不同文明有关民族性表达的差异特征。

基于多源数据的南亚区域冲突及其烈度的时空变化

为揭示2011—2020年南亚区域冲突时空变化及烈度分布,基于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库、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所收录的南亚的冲突数据,进行数据整合,采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空间热点探测分析等地理统计方法对南亚区域冲突及其烈度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1—2020年,南亚区域冲突数量有所增长,但伤亡人数呈减小趋势;从空间看,区域冲突分布在“南亚外环”,聚集中心形成了“梯形”格局,克什米尔—信德省一线为梯形上底,达卡—切蒂斯格尔—泰米尔奈德—科伦坡一线为梯形下底;南亚区域冲突烈度分布范围先扩大后缩小,烈度热点先向俾路支省进行扩散,而后向东北方向和东南方向转移,于2020年形成了以克什米尔地区和切蒂斯格尔邦为中心的2个热点区域,无冷点聚集;南亚区域冲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源头为认同差异,被国家行为体、民族分离组织、宗教极端组织等行为体推动,其中权力因素起主导作用,身份认同为难以解决的痼疾。

从近年来地方选举看印度左翼政党发展新态势

印度左翼政党是指印度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可以分为温和、激进和极端三种类型。(1)印度左翼政党在20世纪有过辉煌的历史,曾在1996年的印度大选中与印度国民大会党和印度人民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进入21世纪后逐步陷入颓势。近年来,印度左翼政党在地方选举中表现出色,其中,以人民党(联合派)为代表的温和左翼在卡纳塔克邦、比哈尔邦、北方邦等传统势力邦表现亮眼,取得新的成绩;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左翼不仅在2021年再次赢得喀拉拉邦的议会选举,打破该邦的“历史惯例”,还在同年泰米尔纳德邦的议会选举中获得新的政治突破;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为代表的极端左翼力量在革命斗争中也取得了新的成就。除此之外,印度左翼政党在政治实践中还表现出鲜明的地缘特征和政治诉求弹性化、左翼格局联合化等新特点。总体而言,印度左翼政党发展明显回潮,逐步复苏。但在内部力量分化、如何处理与国大党的关系、地方性政党逐步崛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短期内依然无法与强大的印度人民党抗衡,未来发展仍然面临着重重挑战。

印俄高度军备依赖关系生成机制探究——基于主动锁定策略的分析

依赖关系可以出现从轻微依赖、中度依赖到高度依赖等不同程度的情景,是否存在供求关系、是否涉及关键资源、能否承担转换成本是判断国家间依赖程度高低的三个标准。印度和俄罗斯之间的军备合作达到了一种高度依赖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伴随着俄罗斯作为资源供应国采取的主动锁定策略生成并得到强化。通过“展示-供应-刺激-捆绑”这一系列主动锁定策略,俄罗斯逐步强化了印度对其军备供应的高度依赖,也使其国防发展模式和作战理念深深烙上了俄罗斯的印记。在军备依赖的强化过程中,印俄关系得到积极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印度的战略灵活性也同时受到了损害,使印度处于机会主义风险中。当前印俄军备贸易过程中的摩擦、国际军备出口市场竞争的加剧、美印军事关系的发展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印俄锁定依赖的稳定性。

印度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诉求、路径与挑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自生效以来,对维护全球海洋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视为“海洋宪章”。印度为了在国际制度框架内追求海洋权益和利益的最大化,在加入和实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过程中积极利用其来主张诉求、维护海洋权益。印度通过出台海洋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海洋事务管理体系,推出和更新海洋战略和海洋学说等一系列举措,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印度在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立法滞后、管理混乱和执行受阻等方面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迈向世界性海洋强国的道路上,印度必将更加重视并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实现和保障其区域和全球的海洋权益和利益。

19世纪英印殖民医学与印度种姓制度的关系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鉴于印度传统的种姓制度强大的影响力,英印殖民当局在制定殖民医学政策与开展殖民医学实践过程中,较为注意尊重和顺应该制度,确立了偏重高种姓利益以及利用高种姓权威的原则,并在印度本土医生培训、疫苗接种推广、公共卫生条件改善以及医疗场所建设等方面积极贯彻这一理念,从而基本上避免了西方医学理念与印度传统制度间的冲突,实现了两者间的“和谐共处”。但这并未改变英印殖民医学的本质,即英国殖民者利用印度种姓分化,将殖民医学作为推行殖民霸权的载体,而非服务于印度社会的工具。

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及影响

民族主义的日常化是国家实现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主体民族可以从叙事话语、制度规范和生活实践三个层次推动民族主义的日常化。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积极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从叙事话语层次,塑造印度教主体民族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从制度规范层次,在全国范围推行印度教特性的政策法令;从生活实践层次,推进日常生活领域的“橘黄色化”。日常化集中反映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演变的新特点,包括从相对隐蔽转向直接公开,从外围边缘走向主流地位;从传统的社会“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社会“自下而上”和政府“自上而下”并行的发展模式;呈现“硬印度教特性”与“软印度教特性”相互配合的两面性。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日常化对印度内政外交产生深刻影响,在国内政治层面,长期占据印度主流意识形态的世俗主义已逐步让位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民主制度受到持续冲击,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对立冲突不断激化,印度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深。在对外关系层面,推动改变了印度对自身国际地位和外交立场的认识判断,印度对外政策日趋激进和强硬。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印巴关系持续紧张升级,并增加了中印关系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