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阿拉伯部落问题起源的历史考察

伊拉克阿拉伯部落在两河流域的历史发展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基本相同的生活环境、平衡对抗的内部结构以及多元有序的组织原则。阿拉伯部落不断介入帝国或国家的构建过程,呈现与国家密切互动的历史变迁。奥斯曼帝国从间接统治向集权改革的治理转变,使阿拉伯部落社会不断衰弱,开始进入体制解构进程。英国在委任时期实行因俗而治,在国家建构中留存了部落体制,却不能阻止部落社会的整体衰弱趋势。共和国时期,文化部落主义被国家发现和利用,进而演变为国家部落主义和社会部落主义。在伊拉克国家建构和社会整合过程中,部落的国家化和国家的部落化接连出现,但是部落难以适应现代国家构建模式,不断引发政权冲突、制度困境与社会危机。

伊拉克艾哈代布钻井项目安保方案研究

海外工程项目的安保方案必须结合当地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分析,制定周密的安保方案,通过实施立体防护,来控制恐怖事件的发生。本文针对分析伊拉克库特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分析该地区主要的安全形势,结合当地的地理特点,制订出艾哈代布油田钻井项目的安保方案,主要是主营地外围安保分为五道防线;营地内设无线电台、加强巡逻和检查;井场采用与营地基本相同的安保防护措施;制订完善的防恐应急预案等方案。并根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措施。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造法的国际法思考

随着所应对的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的日益复杂,联合国安理会开始在决议中创设具有普遍性的新的国际法规则,即决议造法。基于《联合国宪章》中部分规定的"隐含的授权",以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客观需要,安理会既有的决议造法实践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应当得到肯定。但是,由于安理会决议造法本身与国际法基本制度相悖,并且,国际法院亦无法通过司法审查对其进行必要的制约,因此,安理会决议造法并不得任意地进行,而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

冲突与协调:安理会与国际法院的关系新论

《联合国宪章》对安理会与国际法院的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由于两个机构在组成与性质方面的差异,在处理共同管辖的国际争端时,两个机构的解决方式有时存在分歧,而且安理会决议与国际法院裁判对《联合国宪章》条文的解释也存在矛盾。因此,在《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重新构建安理会与国际法院的关系,有迫切的需要。在产生共同管辖时,国际法院应当适当照顾安理会决议的意见,同时,为制约安理会日益扩大的权力,应当肯定国际法院对安理会决议的司法审查权。

伊拉克政治重建简评

8月18日,由近1300名代表参加的伊拉克国民会议曲终人散;9月1日,经此次会议选举出的百人临时议会正式"挂牌营业".这标志着继今年6月底美英联军向伊临时政府移交权力以来,伊拉克政治重建按既定"程序"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诸多的阴影预示着这一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

动态治理框架下新加坡领导人才培训模式及启示

新加坡的领导人才培训模式是其动态治理框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目前新加坡领导人才的培训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培训目标全面化:既提高领导能力,也塑造价值观;培训内容制度化:既尊重个人需求,也满足组织要求;培训机构多元化:既发挥公共服务学院的主阵地作用,也让其他培训机构参与;培训方式多样化:既有课堂教学,也有考察、讨论、挂职等。这些经验和做法对提高我国党政领导干部教育培训科学化水平具有有益启示。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教育培训应该围绕提高领导干部的公共治理能力、增进我国公共治理水平和绩效来开展,特别要重视增进领导干部的动态治理能力,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需要。

伊拉克“后重建时期”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新危机

随着美军2011年撤退期限临近,伊拉克即将进入一个没有美军直接干预的"后重建"时代。与此同时,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危机也再次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政府干预下伊拉克建立的"合作性民主"制度缺乏内在凝聚力,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强调中央集权和反对联邦制宪法的倾向威胁到库尔德人的自治,伊拉克国内不同种族和宗教派别之间因核心利益差异而导致的各种冲突难以和解,还有库尔德斯坦自治以来与周围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的有利改变。这些因素都为库尔德人争取独立提供了重要契机,从而使得伊拉克库尔德分离主义危机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从民心指数高扬到政权垮台——苏共民心丧失的几个阶段性特征

古往今来，政权的丧失取决于两点，一是被统治阶级再也不能忍受统治阶级的压迫；

2015年国会大选与新加坡政治发展

2015年大选被称为新加坡独立以来最激烈的大选,人民行动党最终凭借69.86%的高得票率获得压倒性胜利。这次大选让新加坡的政治文化进一步实现了嬗变,集中表现在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与时俱进的人才选拔和更新意识以及日渐成熟的政治理性等三个方面。2015年大选后启动的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了新加坡政治制度化的进程,关乎新加坡政治稳定的最高领导人代际更替也呈现出了制度化演进的态势。

1900至1941年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发展

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１９００—１９２１）是民族主义的萌芽时期，主要目标是争取从奥斯曼帝国的自治。第二个阶段（１９２１—１９３２）是争取实现独立及初步建设民族国家的时期，委任统治名亡实存，作为民族国家的伊拉克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第三个阶段（１９３２—１９４１）是推进民族独立和阿拉伯统一运动的时期，本阶段伊拉克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但由于民族主义运动内部的冲突和失误，泛阿拉伯主义运动遭到失败。

十六国匈奴政权短祚探缘

十六国时期的匈奴政权 ,立国时间颇短。其原因 ,既有外部局面动荡的因素 ,也有其内部统治腐朽的因素。但从深层次探讨 ,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头脑 ,狂妄自大 ;在学习先进民族经验时 ,不加辨别 ,以莠为良 ;丢弃了本民族的优良传统 ,人力匮乏 ,素质蜕变 ,战斗力下降。这些致命弱点 。

隐私权:私人生活的法律保障

隐私权所关注与保护的个人隐私指向公共领域的私人生活。现代社会的发展促使隐私权上升为一种宪法权利，从而保障私人生活免受国家权力的无端介入而保持适度的自由。如果说隐私在现代意义上属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产物的话，隐私权则完全脱离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桎梏，已经成为现代法治中带有普遍性的独立的公民基本权利。

利比亚战争的相关影响及启示

持续6个多月的利比亚战争是冷战后西方干预非洲内部事务的最新案例,其产生的影响和相关启示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1.利比亚战争反映出西方干预弱小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新模式,是当前全球力量由西向东转移过程中的必然产物;2.非洲国家担忧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可能会借利比亚战争借尸还魂,对非洲的自主外交和一体化进程构成冲击;3.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有可能出现"向北看"和"向东看",而不再是卡扎菲时代的"向南看";4.围绕利比亚战后重建的大国利益博弈,再次暴露出国际关系中"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迄今尚未退出历史舞台的严峻现实;5.利比亚战争造成的武器大量扩散还客观上使得恐怖主义在非洲趁势蔓延,这不仅使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成为利比亚战争负效应的牺牲品,而且还使美国借机进一步加强其在非洲的军事存在;6.对西方借利比亚战争挤压中国在非洲的生存空间和影响力的动机不可不察。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可以也应该在利比亚战后重建中发挥积极作用。

展望2009年伊拉克安全局势

2009年是伊拉克战后政治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年。伊拉克在年初进行了省级地方选举，年底还将举行全国大选；在这一年里，伊拉克军队将逐步取代驻伊美军，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职责。因此，2009年不仅是伊拉克政治权力重新组合的一年，还是战后伊拉克朝着真正掌握国家主权，向实现“伊人治伊”迈进的关键一年。

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政党政治的重建及发展

20伊03拉年3月20日，美英联军以克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借口发动了对伊战争。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美英联军先后占领了首都巴格达等大城市，进而控制了伊拉克全境，以萨达姆为首的伊拉克复兴党政权被颠覆，伊拉克的萨达姆时代宣告终结。同年5月1日，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宣布在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美英占领当局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三个主要领域开始重建伊拉克，其中政治重建的目标是对伊拉克实行民主化改造，建立美国式民主政治体制以取代萨达姆时期的复兴党一党体制，其主要内容就是在伊拉克实行多党制、自由选举和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伊斯兰国”崛起与伊拉克乱局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标注21世纪的中东地缘政治分水岭时,发生在2014年的伊拉克危机或将被永久地载入史册。今年春天以来,伴随着伊拉克逊尼派反叛组织攻城略地的步伐,几乎快要被人忘却的伊拉克再一次成为环球瞩目的焦点。

从地理视角看NAME地区政权革命

由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引导的一场政权革命，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更是波及北非、中东地区（以下简称NAME）的多个国家（表1），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从本次风波事件来看，NAME地区的国家将进入内部纷争加剧的多事之秋，目前整个动荡局势还在延续，去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彻底倒台；叙利亚国内持续近一年的骚乱，反政府势力日益增强，是当前国际政治的瞩目焦点。

论以色列沙斯党的崛起和发展

以色列沙斯党是代表赛法拉迪族群利益的正统犹太教政党,其短期内的迅速崛起和成为以色列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政治力量,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色列政党政治的演变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政治上日益觉醒的赛法拉迪人的支持是其深厚的社会基础,沙斯党实用主义的营建策略是其成功的秘诀。沙斯党的政治参与促进了以色列的民主化进程,是以色列民主化进程的一种客观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