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综合安全观:理论缘起、历史演进与实践评估

德国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以“综合安全”为要义,具有理论逻辑和历史脉络可循。德国综合安全观兴起于冷战后,其内在逻辑是对欧洲主义安全观的继承性发展,聚焦两极秩序瓦解后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稳定以及应对域外冲突,注重非传统安全,安全参与者包含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克里米亚危机后,传统军事威胁回归欧陆,德国综合安全观“防御性”与“韧性”融合并重。俄乌冲突冲击欧洲安全秩序,德国综合安全观愈发重视国家与联盟防御,并通过“多元化”与“联盟政治”等手段推进“去风险”策略,增强经济与社会韧性,同时也呈现出泛安全化、价值观化与权力政治的特质,其影响力辐射至“印太”地区与对华政策上。然而,德国综合安全政策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防御上,德国提升国防的政治承诺与其军事资源尚不匹配。韧性上,德国“去风险”策略受国际权力对比变化、中国市场红利、德国政界与商界意见的异质性以及德国国内经济成本的制约。为此,中国应客观看待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影响。

三重战略逻辑视域下的德国国家安全战略

德国出台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大战略、机会主义、风险管理三种制定战略的政治逻辑为视角,系统检视德国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发现,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目前仍属于一种较为模糊的原则性规划,其详细行动计划还有待观察。同时,从长期的历史角度看,德国国家安全战略还存在有限的机会主义特征。此外,德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以防范风险为主,重点是对军事、经济和制度的风险管理。在这种混合性质的国家安全战略引导下,未来德国外交中克制文化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弱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会进一步巩固,欧洲战略自主也将在北约框架下艰难推进,但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将受到其失稳的内政和美国大战略变动等因素的多重影响。

普鲁士改革研究的意义、方法和问题

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开启了普鲁士—德国通向现代的大门。改革的成果既是德国的遗产,也是欧洲的共同遗产。改革激发了一代代历史学家强烈的研究兴趣,成为德国历史研究的经典话题。普鲁士改革史研究的范式经历了种种转变,但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一直是改革与德国历史连续性的关系、改革的思想基础,以及如何评价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对普鲁士改革的历史学考察,不仅是为未来的改革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更是为了使人们对改革所引发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做出更加深入的学术思考。

帝国时期普鲁士乡村治理的转型

18世纪普鲁士盛行农奴制,国家既与领主结盟,又限制领主过度压榨农奴。19世纪上半叶王权下探,领主交出部分权力,乡镇自治获得法律承认,但领主在县长任命、乡村治安等领域仍保有特权,东部、北部乡镇也未获得自治权。1871年后,普鲁士王家政府意识到乡村治理随着农奴解放必须调整,制定了针对东部、北部省份的县级和乡镇条例。这些条例通过警察国家化、县长专业化、扩大资产阶级和农民参与权,在规范乡村自治的同时确立了国家的权威,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转型。县镇条例实施后,以容克地主为代表的大地主仍在乡村治理中占有明显优势。

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话语空间评析——基于批评认知语言学视角

[研究目的]语言与政治密切相关,对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语言学分析,可以将话语的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相结合,揭示德国对自身综合安全形势的评估和在全球事务中的立场。[研究方法]基于批评认知语言学的认知话语分析模型,融合意象图式理论和话语空间理论,分析德国《国家安全战略》所构建的话语空间。[研究结论]研究发现,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话语空间中运用路径类、容器类和力量类三类复合意象图式,在空间轴上映射德国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揭示安全战略的实施路径,在时间轴上展现安全战略的历史考量和未来走向,情态轴上聚焦安全战略的原则立场,强调政府推动安全政策转型的决心。本研究对揭示意象图式和话语空间在政治话语中的作用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从语言学角度对不同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

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论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全景式描述了“三月前期”(1848年3月13日维也纳起义前期)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传入德国的曲折过程~(1)。施泰因通过《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最早将法国早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以及无产阶级概念介绍到德国,向德国人告发了法国社会主义,这成为哲学运动派对社会主义进行温和评价和评论的最初催化剂。布伦奇利通过《关于瑞士的共产党人》小册子向政府告发了德国社会主义;弗吕贝尔表现出坚定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勇气;马克思恩格斯则以德国哲学培育的全部精神力量去争取社会主义。法国的运动始于政治斗争,德国的运动始于宗教斗争;法国的社会主义植根于实践,德国的人类主义植根于理论。随着《德法年鉴》在巴黎出版,德国理论与法国实践相结合的运动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德国预测警务中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法律风险及其规制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预测警务在各国兴起并应用到实际警务中,对预防违法犯罪活动的警察部门来说更具现实意义,通过精准预测从而实施差异化的警力部署,将有限警力资源集中于高危地区,实现警力配置的最优化。与此同时,民众对预测警务大规模收集和处理个人数据可能会产生的法律风险充满担忧。德国是欧洲最早使用预测警务工具的国家之一,但近年来德国法院作出的多起判决,认定某些预测警务系统违法违宪,这引发了德国社会对预测警务监管问题的广泛讨论。在预测警务实践中如何处理公权力与信息主体权益间的法律关系,使其既能发挥作用又能避免侵权,是德国及世界各国警方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由此,研究德国预测警务中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所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其规制,对新形势下打造我国数据合规的警务防控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市民社会”史与德国社会史研究的更新——以于尔根·科卡为中心

“市民社会”在欧洲拥有悠久的历史,其既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与社会构想,也反映了18世纪以来欧洲的历史现实。于尔根·科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将市民社会引入社会史研究,对市民社会作了“理想类型”式的定义,同时又在市民社会的视角下重释从18世纪到20世纪末的德国近现代历史。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科卡引入市民社会延续了他此前的阶级史研究,而从联邦德国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争论来看,“市民社会”则是科卡对“日常生活史”等文化史派别挑战的回应。通过市民社会史研究,科卡既延续了批判社会史学派对结构与社会的重视,又将文化因素容纳进来,并且保持对历史认知的批判性。与此同时,作为批判社会史学派核心观点的“德意志独特道路论”,也通过引入市民社会史得到了修正。总之,在两德统一之际的德国国家认同受到挑战的背景之下,市民社会史成为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史学研究再次获得现实相关性的工具。

19世纪中叶法国人克里克南亚进藏活动史考

据法国巴黎外方会(les M.E.P.)档案馆藏相关法文原档记载,为扩大其传教势力范围,19世纪中叶,该会传教士克里克从阿萨姆东北部底杭河及洛希特河沿岸先后四次尝试进藏均告失败,这反映出当时西方宗教势力进入中国西藏传教的强烈愿望,以及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同青藏高原南麓各部族民众对西方入藏势力的强烈抵制。

德意志帝国学界的“民族边疆”追求与跨国文化民族主义

在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演进中,德国因其独特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一种漠视国家疆界,将有共同血缘、历史和文化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作为关注对象的文化民族主义。基于这种取向,德意志帝国学界出于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的不满和对“民族边疆”危机中的域外德意志同胞的关心,展开了“语言边疆”范式下的境外德语区域和德语岛研究,力图从学术层面确证它们的德意志归属,捍卫其德意志民族特性和文化,实现德意志民族疆域的最大化。德意志帝国学界的这种跨国性学术拓边,是对小德意志统一方案之缺憾的学术修正,也是对域外德意志同胞及其承载的德意志文化的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关切,意在强化“民族边疆”的德意志属性。这种学术拓边对当时以及日后德国学界的民族主义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外媒速览

德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近日,德国政府出台首份《国家安全战略》(简称《战略》),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德国的安全环境,重点聚焦“时代变革”,内容主要包括外交、国际发展、网络安全和供应链等。同时,《战略》提出德国安全的三大支柱:一是积极防御,承诺达到北约设定国防开支占GDP2%的高额军事开支;二是复原力,核心是德国及其盟国保护其价值观的能力,减少对对手的经济依赖,阻止网络攻击,捍卫《联合国宪章》等;三是可持续性,包括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危机等方面。《战略》指出,为了在未来更好地应对外国虚假信息和其他形式的影响,德国政府还在努力改善对宪法、联邦情报部门和军事反情报部门的保护。

德国战后初期大屠杀教育和国家记忆构建

纳粹大屠杀这一浩劫之后,避免历史重演成为大屠杀教育的首要任务。面对同盟国“去纳粹化”和“再教育”政策以及冷战时期东、西对峙的复杂国际环境,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大屠杀教育虽然选择了不同的发展策略,最终却都将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深埋在集体记忆之中。不同的是,前者通过反法西斯斗士英雄主义“建国神话”的宏观叙事将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大屠杀受害者的记忆边缘化,后者则在多种内政外交因素作用下“与历史彻底清账”将这一记忆逐步淡忘。在记忆政策视角下,这皆是滥用记忆的后果:前者记忆过多,后者遗忘过多。在知识政治机制的作用下,这一被操纵了的集体记忆成为战后两德国家记忆的最早雏形并影响着之后文化记忆图景的塑造。

战后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发展及启示

二战结束特别是建国以后,(联邦)德国逐步构建了较系统和完善的学校政治教育课程体系。本文通过梳理德国学校政治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历程,以揭示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以期对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有所借鉴。

阐释与反对阐释--对桑塔格《反对阐释》的一种“阐释”

表面看来,桑塔格的《反对阐释》似乎与阐释人类学的主张直接相悖,然而,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所反对的并不是阐释本身,而是单一的规则的某种阐释。近来人类学学科发展中最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阐释人类学与阐释学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强调深度描绘来阐释内部的意义。它所强调的阐释并非桑塔格反对的那种单一化的阐释,事实上人类学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一直都在尝试多种阐释形式以求达到恰当真实的反映文化的目的。总之,桑塔格"反对阐释"的主张其实与当代人类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研究议程是有一定的相关性,对反对阐释的正确理解对于理解阐释人类学具有相当的参照意义。

简论德国移民的历史进程

从德国移民发展的历史来看,德国始终存在着移民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实现并经历了从移民迁出国到移民迁入国的根本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经历了三次大的外国移民潮:客籍工人潮、回归移民潮和难民潮,最终使德国成为事实上的非典型意义的移民国家。

德国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德国自然灾害频发,为保障国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工业的正常运转,政府对防灾减灾及应急救援领域极其重视。二战后,联邦德国着手建立自身的应急管理体系,时至今日,已具备多层级应急管理系统,拥有先进救援技术、多领域救援装备,以及超过三百万名专兼职救援人员(占人口总数3.75%)。德国应急救援力量除保证自身的应急救援需求,还在欧盟、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本文对德国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进行了基础分析,并与我国应急救援工作现状进行了对比,提出了几点思考。

2017年德国大选前看左翼党

2017年德国将迎来产生联邦总理的联邦议院大选。作为德国政坛重要一员的左翼党以"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互助、环境保护"等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把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并坚信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本文以2017德国大选年为背景,总结左翼党的基本纲领以及该党在德国政坛的发展历程与现状,阐述其对于解决德国国内外问题的主要立场与主张,分析其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借此展现德国政坛的最新发展状况,并探讨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左翼党在德国的成长历程和前景。

德国“法治国家”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及教训——兼及对“法治江苏”建设的启示

德国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国家中具有典型意义。早期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自始就具有实质要素 ,但后来法治国家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形式化倾向 ,最终导致法治国家蜕变成为“法律国家”甚至“暴力国家”。“二战”后 ,法治国家获得了崭新的实质内涵。法治国家的概念和原理具有普适性 ,中国应当采纳国际通行的法治国家的理念和标准。形式上的法治国家概念固然具有认识价值和重要性 ,但实质上的法治国家才是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建设法治国家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在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率先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完全是可能和必要的。江苏应当率先贯彻法治国家的各项原则 ,落实法治国家的各项要求 ,使江苏成为法治中国的先导区和示范区。

角色理论视角下“欧洲的德国”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作为全球三大经济体的欧盟和中国,在疫情防控、经贸投资、气候变化等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中欧重启务实合作对双方而言都是明智之举。在角色理论的基础上,德国如何平衡高期望和国家利益与欧洲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并以新冠疫情、数字主权、绿色协议为例分析“欧洲的德国”发挥不同角色的表现。在欧洲一体化深陷危机之际,“欧洲的德国”趁势强化欧盟共同领导权,这是德国自我角色内化和他者角色期望所致。中国可以利用他者角色期望与德国产生互动,而不只是被动接受德国成为欧盟共同领导者以及“不情愿的霸权国”,从而为中欧合作争取更多的主动和共同利益。

中德离婚法定理由比较

中德两国的离婚法定理由各自具有一系列不同的特点。对两国离婚理由的异同的比较能够揭示我国离婚法定理由的成就与不足,并进而提出构建我国未来民法典亲属编离婚理由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