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国家贫困问题、治理与成效

独立以来,贫困成为中亚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中亚国家的贫困问题有典型的地域差别和人群分层特征,并与各国整体经济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中亚各国高度重视对贫困问题的治理,将减贫事业视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战略之一。各国针对减贫事业明确了相关国家发展战略,成立了专门的减贫机构或者社会保障部门,将解决就业问题视为现阶段减贫的核心任务,在促进居民增收、增加社会福利和对弱势群体给予充分权益保护方面制定了详尽政策。2020年后,国际社会出现的一系列危机对中亚国家经济和社会形势产生了负面影响,各国减贫目标的实现在世界经济放缓的背景下面临很大困难。对中亚国家来说,发展是减少贫困特别是消除极端贫困的关键,但各国受限于自身条件,发展无法一蹴而就。中亚国家在稳步推进国家发展的基础上,也借鉴了中国的减贫经验,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力求精准施策,有效分配用于减贫的社会资源。

哈萨克斯坦“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与实践研究

加强同突厥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是哈萨克斯坦当前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之一。独立之初,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面对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混乱,借助土耳其的支持和帮助,在探索哈萨克斯坦独立自主发展道路中提出“突厥语国家一体化”构想。该构想本质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为独立自主的哈萨克斯坦寻求发展的新路径,具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底色。继任总统托卡耶夫进一步推动这一构想的实践,该构想目前已广泛扩展到突厥语国家间的文化与经济合作、互联互通和对全球问题的关注等领域。哈萨克斯坦也在逐渐增强对“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组织工作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聚焦哈萨克斯坦与土耳其关系,哈萨克斯坦作为独立的行为体,主动以“突厥语国家一体化”话语体系与土耳其形塑了高敏感性、高脆弱性的相互依赖关系。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与选择

政府治理工具是指参与治理的各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一定治理目标,而采用的可辨别的行动机制或策略。地方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与选择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关键作用。大数据为地方政府治理带来挑战,传统治理工具逐渐失去了治理效应,但同时大数据也为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提供了空间和路径,整体性工具、网络化工具、契约化工具等成为大数据时代治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选择。根据不同治理工具特征,针对不同治理目标、制度环境、行动者等制约因素,可以对地方政府治理工具进行评估与最优化选择。

越南国内关于西贡政权历史法理地位的争论

长期以来,越南各界一直将西贡政权视为伪政权或傀儡政权。越共十一大后,越南国内在该问题上的观点逐渐趋于多元化,新编《越南历史》出版后,该问题引发了越南各界的激烈争论,焦点主要在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否系全越南的唯一代表,“越南共和国”是否是合法的国家?该辩论标志着越南国内对于西贡政权原有的传统立场受到了挑战,而将西贡政权合法化的阶段性两个越南的观点在越南渐有市场。在越南国内对该问题的争论中,虽包含部分学者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追求和对以往立场的反思,但总体而言,越南国内在该问题上的做法名为历史评价问题,实则指向南海争端,同时也与越南推行的民族和解政策有关。中国学界在研究认知西贡政权问题时必须摆脱中国思维束缚,超越单纯的意识形态因素,在越南政治文化的语境里从多个角度探寻越南行为的动因,然后再回归南海问题,方能提出较为符合实际的因应之策。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老挝的活动及其影响

老挝革新开放后,不断加快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老挝与在老挝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密切。目前在老挝有159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老挝开展的活动不仅限于健康、医疗、教育等民生项目,也涉及人权、环保、民权、农村、商业运营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在推动老挝社会治理、改善当地民生、维护老挝少数民族权益、促进老挝妇女和儿童权益保护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老挝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为确保老挝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老挝政府逐渐加大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力度。老挝总理2010颁布的关于《国际非政府组织法令》的第13号法令规定,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老挝所开展项目的实施、人员组成以及资金流向等的申请和批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严格的限制。当前,老挝政府除进一步借助和依靠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本国经济、改善民生,还将进一步严格控制和限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和项目开展,尤其是对具有宗教背景和政治色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加以严格的监管。

美国市政体制改革的背景、过程与发展趋势

在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的城市化浪潮中 ,美国城市政府体制由弱市长制逐渐演进为强调强市长制、委员会制和经理制。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基础的变动。这三种新型体制的出现促进了美国城市问题的解决。本文在分析美国市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与过程的基础上得出了三点规律性的发展趋势。

高丽时代婚姻史研究述评

婚姻作为两性之间的结合,是了解一个社会家庭亲属结构乃至社会特点、政治变动的关键因素。迄今为止,中日韩学界就高丽时代婚姻原则、婚姻制度和婚姻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内容涉及同姓婚、近亲婚、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婚姻形态及当时婚姻缔结条件、婚姻居住条件、婚姻解除条件、再婚等诸多历史问题,但在高丽时代婚姻形态、高丽王室族内婚分期问题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

政治多元化与利益整合: 基于印尼疫情防控政策的分析

东南亚去集权化改革造成了政治权力多元化的局面,影响了国家的治理效能。印尼的利益整合机制对理解东南亚普遍面临的政治多元化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一“焦点事件”中的政策运作过程出发,探究当代印尼政治的多元化状况及其利益整合机制。面对疫情危机,印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民众表达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与政策偏好。以政策偏好是否一致为标准,各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在印尼抗疫中呈现为4种类别。只有当“双分歧”关系无限接近“双一致”关系时,全国性抗疫政策才得以转变并顺利实施。在此期间,中央政府采取了以协商与说服为主、命令为辅的利益整合方式,形成了“渐进主义”的政策过程。但这也带来了治理成本高昂、政策执行弹性大、政治依赖度高的治理困境。由此来看,即使是佐科政府以来不断探索行政再集权化改革,但也应以高度的政治整合为基础,否则渐进改革也将变为激进的政治冲突。

社会转型、路线之争与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分裂

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中,国家诚信党赢取11个下议院议席,成长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政党。马来族群中产阶级的扩大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促成了伊斯兰党内部乌理玛派的式微与专业阵营的分化,引发了“如何实现伊斯兰国家”的路线之争,并最终导致伊斯兰党的分裂与国家诚信党的建立。作为新生的政党,国家诚信党必须与其他以马来人为主体的政党实现差异性定位,确立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从而得以长久在政坛生存。

缅甸罗兴亚人问题的视差——历史、现状与症结分析

有关罗兴亚人问题的研究,因对其族群的产生、概念和境遇有不同视角的见解,故形成了缅甸罗兴亚人问题的视差。①由于视差长期存在并日渐歧异化,罗兴亚人问题的来龙去脉难以真正厘清,并在缅甸转型的背景下形成新的碰撞和冲突。罗兴亚人问题的症结除了缅甸主体大缅族主义和佛教中心主义对罗兴亚人穆斯林群体的偏见与排斥、缅甸转型与政局变动导致的罗兴亚群体日益边缘化、社交媒体发展助长的仇恨蔓延等,还在于视差影响下缅甸国内滋生的"穆斯林恐惧症"情绪以及缅甸主体民族与罗兴亚人及其国际支持者的压力对抗。罗兴亚人问题虽然在缓慢推进,但罗兴亚人孜孜以求的"生存空间"却没有得到相应改善,其前景仍令人堪忧。

“普密蓬胶着”的形成与崩解——泰国近期政治乱局及未来走向剖析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泰国政局再次发生大规模波荡,泰国王权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这使得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泰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实施,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政治风险。为此,把握泰国政局及其走势,并深入探究造成泰国政治现状的深层动因,无疑有着较为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中长时段泰国国内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势力的演变、分化、重组与博弈,不断形成新的暂时政治平衡的角度,整理分析了1932年泰国"宪政革命"以来的泰国政治史,对泰国当下政治波荡发生的深层动因进行了挖掘。

政治转型与缅甸乡村社会变迁——以抱村为中心的考察

2011年,在缅甸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军人专政宣告结束,国家政治转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此过程中,多党制和普选制的规则得以确立并逐步完善,民主政治的框架初见雏形。国家政治转型为缅甸乡村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变化的领域囊括了乡村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缅甸乡村社会在政治转型中呈现出新的面貌,但这一重要的课题在学界还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通过在缅甸乡村社会中长期的田野调查,本文发现军政府时代之后的缅甸乡村社会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具体的变化主要包括村落共同体的裂变、乡村权力结构的转型、村民与国家关系的变迁,等等。概而言之,在过去的10年,缅甸乡村政治生活的主旋律逐渐从“抗争政治”向“派别政治”转型。

印尼“众包恐怖主义”探析

“众包恐怖主义”是将商业领域中的“众包”概念与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指的是通过利用现代媒体广泛传播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战略意图和战术手段,吸引身处世界各地的潜在追随者认同“圣战”使命,以激发激进分子发动小规模恐怖袭击的现象。这种现象彻底改变了恐怖主义威胁的模式。将众包理论应用于恐怖主义研究领域,国内外都鲜有涉及。众包恐怖主义具有三个基本主体:作为发包方的恐怖组织,作为接包方的恐怖分子或非附属的支持者,作为众包平台的恐怖主义网站或第三方社交媒体。印尼的众包恐怖主义包含了两种主要形态,即在当地实施的众包和前往叙利亚的众包,这种恐怖主义模式对恐怖组织的宣传、恐怖分子参与积极性的提升、以及印尼政府反恐难度的增加都具有重要影响。

美国学术界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城市警务改革的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城市警务改革处在美国当代城市警务体制和联邦城市警务政策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与当今美国人正在面临的警察军事化、监狱人口膨胀等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学者们对这场改革的起因、成果和成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研究内容涉及约翰逊政府的“伟大社会”改革、种族关系、联邦制、警务信息化、美国基层警务体制等诸多重要历史问题。美国学界在改革的意识形态背景、实施效果和总体评价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

“丝绸之路”上的阿富汗城市地理景观变迁与国家治理

阿富汗的主要城市临边临界,地理景观丰富多样,战略意义重要,孕育了宝贵的文明。早在上古时期,阿富汗所处的地域已经开始参与青金石的跨区域贸易,而在"丝绸之路"兴盛时期,阿富汗位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全面参与了亚欧地区的贸易,呈现繁荣景象。生活在城市及周边区域的人们的生计和对国家的认同都受到了城市贸易体系的影响,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固化了人们对城市的认同。阿富汗民族国家是在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城市贸易功能相对下降而战略意义有所上升的时期形成的。进入重建阶段,为重建提供所需的物质基础既是阿富汗现代化进程的主要任务,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出现在阿富汗的铁路、公路、航运、天然气管道、藏红花产业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古老的丝绸之路已经演进为"铁-气新丝路"。一个紧密连接周边区域的运输和贸易网络初步形成,城市化不断加深,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与功能逐渐体现,阿富汗人的生计随着国家经济参与到全球一体化供应链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阿富汗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有所加强,但是塔利班割据与毒品经济的存在又对阿富汗城市地理景观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给国家治理和"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城市地理景观变迁也给战后阿富汗的治理带来了全新的内容。

德化吴公真仙信仰在马来西亚的传播

泉州德化地区广泛流传着一种吴公真仙信仰,其起源、发展与传播历程,与德化地区独特的社会风气、地理环境以及海洋移民息息相关。吴公真仙信仰作为众多德化人的祖籍神随着德化先贤播迁至马来西亚,其所承载的闽南地域文化,在扎根当地以后得到了继承与发扬,推动了海外华人社区的发展、增强了海外华人的凝聚力。马来西亚各地的吴公真仙宫庙不仅肩负着延续华人传统文化与维系身份认同的职责,并且对于密切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联系,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泰国勿洞广西籍华人社团初探

勿洞位于泰国最南端,隶属也拉府,被誉为泰国的“广西村”。在这里诞生了泰国第一个广西籍华人血缘社团和第一个地缘社团,而且该地也是目前泰国广西籍华人社团最多、最集中的地方。勿洞广西籍华人社团的发展经历了从内部权力分化到矛盾中协助共生的过程。华人社团的成立提升了广西籍华人在当地的社会地位,伴随着发展延续的需要,广西籍华人社团具有团结乡谊、各属互助,慈善公益、圆融异族,联络原乡、开放交流等功能。

日本国际移民管理政策变化特征分析

随着全球化发展快速推进,国际人口流动日趋频繁,移民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全球化问题。日本国际移民管理政策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经济、外交背景下,具有不同特征。从历史来看,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不是传统的移民接收国家,对于移民输入持保守态度,把限制外来移民作为移民管理的主要政策,拒绝大规模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和移民。过于保守的移民管理政策,会对可持续性产生消极影响,尤其现阶段,日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严重短缺,社会财政保障压力增大,消费低迷,经济出现下滑趋势,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日本移民政策开始做出改变,尝试接受外国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