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属性——兼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在缺陷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经历百年发展历程之后,正面临着新的机会和选择,需对其基本属性进行重新定位和认识。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在本体论层面上的差异决定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根本性差异,国家这个分析单元的个体性而非一般性特征是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关注的重点。对“科学化”的过分追求可能导致国际关系研究陷入体系性和实践性之间的矛盾,对国际关系研究而言,任何追求简单性、普遍性和体系性的方法可能都未必真正有效,能够切合国际关系实际的,也许是一种更注重复杂性、个体性和特殊性的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中找回特殊性应加强对历史研究的关注和对社会研究的借鉴,并注重对文化和价值问题的分析。国际关系的知识应该是一种同时面向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并高度关注文化和价值因素的知识,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科学面向,也需要有新的追求,即降低国家行为的不确定性并探讨国家行为的可能性。这种追求,应该能够为国际关系研究开掘更广阔且更具实效性的空间。

关于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一些看法:世界史学科的视角

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新的交叉学科,是中国国力增强的产物,也是世界主导性大国的学术标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应该为中国的现代化目标服务,应该把深入研究他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作为主要任务,同时利用好现有的学科设置,充分发挥世界史、国际关系、外语类等涉外学科的优势,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为中国的崛起发挥应有的作用。

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科学体系

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逐渐形成了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纲举目张、明体达用,旨在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了更多活力。

战略文化视阈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策略与路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美国例外”“有限干预”和“战略拒止”为特征的战略文化。基于“美国例外”,美国提出需保持对“自由联系国”的“绝对权威”;基于“有限干预”,美国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机制化合作关系;基于“战略拒止”,美国对域外国家介入太平洋岛国事务保持高度警惕。在战略文化的驱动下,美国积极改善与南太平洋区域组织的政治外交关系,加强顶层设计,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统筹对太平洋岛国的对外援助事务,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树立美国正面积极的国际形象,并将太平洋岛国纳入伙伴关系网络,在太平洋岛国及周边地区扩大军事部署。即便如此,由于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发展问题缺乏认知,忽视双方历史、文化差异并与太平洋岛国存在现实利益分歧,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战略文化辐射效果有限。

主场外交: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中国探索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治理赤字增加、治理效能不足等问题,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责任和要求。近年来,中国举办了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基于自身国内治理经验提出了大量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既增强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力地塑造了大国形象,提升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又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变革,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强大动力。究其原因,主场外交通过进行信号传递,展示自身理念;编织合作网络,增强动员能力;理顺工作机制,提升地方城市治理能力等方式,实现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内外联动。

新形势下中国对外话语的新天下观与国际传播的优化

面对当今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的对外交往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在对外话语、国际传播等问题上需有与之相适的措施。由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而来的新“天下观”,以其独特的政治哲学视角,为我们认清世界格局、处理国际关系打开了新的思路,也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为对话世界提供了框架式构想。“天下”观的理论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一致,以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谐关系和携手发展为根本目的,从国际关系治理入手,以文明共生为目的,将政治生活和文化关系作为抓手,为我国的对外交流和文化传播设计出了系统化的工作格局和实施方案。

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三次历史转向

中国国际关系学创立于旧中国,但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开始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同频共振。中国国际关系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第一次历史转向,其最大的特征是以“国际共运史”为主流;改革开放后开始了第二次历史转向,其最大特征是“回归”西方话语体系的国际关系学本体;世纪之交,国际格局急剧变化,全球治理理念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符合时代需求,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转向目标,也应该是世界国际关系学的方向。

西方大国推行“负和博弈”下的国际秩序变革

当前,美国单边霸权松动。与此同时,中西方基于各自文明特征的发展和治理模式碰撞加剧,这加速了霸权国开启“负和博弈”战略模式。美国开始破坏基于开放、多边规则的全球化秩序,将经济作为武器不惜以自伤为代价打压对手发展,逼迫盟友和中小国家选边站队,试图让世界重新回归俱乐部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集团化状态。大国间“负和博弈”给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带来消极影响,导致更多国家出现连锁性政治动荡和社会治理困境,加剧地区安全形势紧张,全球及地区产业链也因此遭受剧烈冲击,使世界经济复苏和广大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雪上加霜。中国应更多将战略重心和关注点放在与广大非西方国家建立协同发展模式上,同时将中美的直接竞争转化为对多数国家吸引力和对世界贡献度的间接竞争。这是中国超越大国“负和博弈”、避免陷入军事联盟和集团政治对抗,成功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

图书翻译与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文化渗透——以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为中心的考察

冷战时期,为了应对苏联的强势宣传、缓解中东人民的反美情绪,美国政府通过非政府组织在中东实施一系列文化信息项目。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美国利用该项目在中东开展图书翻译活动,输出美国价值观和现代化理念,意图对中东国家施加影响,使它们按照美国所界定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增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竞争优势和影响力。富兰克林图书项目的缘起和实施过程,反映了冷战背景下美国通过非政府组织在中东开展翻译活动,以实现其文化输出和文化渗透的本质。但同时,当地文化精英也出现了分化,这也反映了美国文化渗透的局限性及其所体现的文化帝国主义色彩。

重读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与发展:一种文明互鉴的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受到战后全球文明交流交锋和多元共存的国际政治现实的推动。其中,文明互鉴既是理论研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也是实现理论知识整合的主要动力,更是开展理论创新的国际化面向。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文明互鉴下的探索与发展呈现出一种动态、多元、辩证的前进趋势,主要体现为三个阶段:一是在建国初期、冷战大国文明博弈背景下同苏联、美国等国际关系理论间的文明激荡与文化交锋;二是改革开放后,在多元文明共存与和平发展的时代判断下,主动开展对国外理论知识的批判性引介,在融会中外的基础上提升本国理论自觉与意识系统化;三是21世纪后,积极推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在新一轮的全球文明交流交锋中,凝聚以“中国学派”为代表的共同体意识,产生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传播的理论范式成果,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发挥着总领性、全面性的指导作用,围绕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命题,而文明互鉴则将在新时期继续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与成长提供新的动力。

中美博弈背景下的美国港口国管辖:趋势、风险与应对

海洋是当前中美博弈的重要场域,美国近年来不断推行对华海上竞争,对中国的海上活动进行遏制围堵。在此背景下,美国的港口国立法在入港安全审查和环保要求方面更加严格,并通过扩大执法权增强美国的海上执法力量。其港口国执法实践也呈现新动向,体现在持续强化环保、安全和劳工高标准执法等方面,通过执法协议扩展域外执法范围,意识形态主导的针对性执法增多,加强对北极海域的管控等方面。美国不断强化港口国管辖的态势给我国海上安全和发展利益带来重大风险和挑战。我国应积极应对,重视加强国际海事规则履约,促进港口国管辖权规则完善,同时扩大与港口国家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推动形成港口国监督执法共同体,维护我国的海上安全和发展利益。

元宇宙共建理念消解数字地缘政治的平台化逻辑——基于元宇宙赋能国际文化传播新方向视角的考察

在信息技术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下,网络虚拟空间产生了有别于传统现实空间的数字地缘政治现象。虚拟空间地缘政治的再领土化、非对称性技术权力的强化与垄断、国际数字政治话语中的霸权主义对国际文化传播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元宇宙的共建理念有助于消解数字地缘政治的倾向,赋能国际文化传播的效能提升。元宇宙从分散到集合、从单一到多元、从区隔到共融有助于重塑虚拟空间内的传统边界与地缘空间、对虚拟空间内的话语权力进行再分配、构建国际文化身份共同体。鉴于此,基于元宇宙赋能国际文化传播新方向,需要以数字平台为载体,扩展国际文化传播新空间;以协同合作为核心,建立国际文化传播新秩序;以技术升级为支撑,创设国际文化传播新模式。

中、德两国区域国别研究核心概念及研究方法比较

纵观中、德两国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已有成果,我们会发现两国都缺乏对该领域核心概念的比较研究,包括区域、区域国别、文化、空间、边界和文化交叠空间等。因为文化和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中德学者对同一概念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差异。就拿Area Studies这个词语来说,在中国它被译作“区域国别研究/国别和区域研究/国别区域研究/区域和国别研究/地区研究”,在德国则被译作“区域/地区研究(Die regionalen Studien/Die Regionalstudien)”。从字面意思来看,两者的区别只在于有没有“国别”二字,事实上,情况要复杂得多。中、德两国学者对核心概念“区域国别”和“区域”的理解存在一致之处,但也有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继而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同。通过对两者的比较分析,这些共性和差异得以发现。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理解究竟是哪些差异,在什么地方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同。另外,作为一门“文化翻译和转译”学科,区域国别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了解和理解自身与他者的联系和区别,从中窥见不同国家区域国别学科发展的一些独特性。本文在比较和阐释的基础上,尝试明晰中德两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利弊,进而取长补短,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中的比较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路径。

全球治理视角下国际城市网络的作用及其限度

国际城市网络是城市间或城市与其他行为体所共同组成的制度化国际合作组织。这类组织为城市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渠道,拓展了城市外交的范围。国际城市网络逐渐成为城市间相互交流的平台,协助城市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并为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和行动方案。但国际城市网络关注议题有限、各网络间存在竞争以及网络成员多元化等问题也限制了其作用发挥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为突破这些限度,国际城市网络必须加强沟通与合作,优化网络生态,秉持“城市优先”理念,通过“从中间溢出”的方式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

“一带一路”视域中的亚洲“区域+跨境”研究——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迅猛发展。作为一级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应当在“四维交叉支撑”——“多语种+(跨)区域+(跨)文化+(跨)学科”——的理念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亚洲“区域+跨境”研究,从而把亚洲建构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对象,推进区域研究学科体系的整体性和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为“一带一路”倡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达到最优化提供学术智力支持。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区域国别学的课程教学体系建设在该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对美国“门罗主义”两百周年的再思考:缘起、发展和反思

2023年是美国《门罗宣言》问世两百周年。以《门罗宣言》为基础的“门罗主义”是美国自独立以来对拉美政策的重要遵循。尽管“门罗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各有不同,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始终是其不变的主题。自诞生以来,“门罗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先后经历了“初步酝酿、自发生长”“快速发展、急剧扩张”“回归平静、暗藏波涛”三个发展阶段。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门罗色彩表面上虽有所淡化,但实质上却更具隐蔽性、迷惑性和欺骗性。中国因素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对拉政策的重要考量。与此同时,随着拉美左翼东山再起,拉美一体化进程再度提速,拉共体的建设也进入加速轨道,拉美地区联合自强、团结对外的趋势逐渐增强,“门罗主义”对拉美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以互利共赢为目标的中拉新型合作模式和伙伴关系深入人心。

中亚地区的宗教复兴:失而复得还是观念预设?

作为后苏联空间地区变革的重要主题,关于当今中亚地区宗教状况的描述多采用“复兴”这一术语,然而从民族国家建构视角来看,中亚伊斯兰教的涵义已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国家层面,宗教充当了国家自主性与权力中央化的公共价值角色;在社会层面,其承担了反殖民主义叙事的工具,其精神内核已被替换为古典时代民族文化的载体;在区域层面,宗教则被娴熟地用于平衡区域政策以对冲大国地缘竞争的灵活选项。就其性质而言,伊斯兰教在中亚的“崛起”属于外来嫁接而非本土传统、个体精神信仰而非整体意识形态、民族文化而非普世宗教、国家主导而非全球伊斯兰运动。从观念塑造来看,中亚宗教复兴话语的形成是后殖民时代大国文化霸权与地缘政治竞争的知识生产。厘清以上认知有利于我们重新理解中亚社会,避免流行概念带来的安全焦虑,防止重复新“大博弈”逻辑叙事下的“战略冲动”。

联盟管理视域下美国推动“五眼联盟”转型的策略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在新的历史时期,美国推动“五眼联盟”转型中使用的政策手段,为中国应对“五眼联盟”转型带来的问题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使用案例研究法,以“五眼联盟”相关的研究成果及与“五眼联盟”相关的政策文献、新闻报道等文献材料作为案例进行阅读分析,从中总结归纳出美国在“五眼联盟”转型过程中采取的联盟管理措施。[研究结论]面对“五眼联盟”转型过程中的新联盟困境,美国从认知、权力、制度、利益四个层面采取措施进行了联盟管理。这些联盟管理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五眼联盟”在行动上基本保持一致,顺利地向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联盟转型。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国际软法之治

“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路径之一,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基础设施的建设充满机遇与挑战。国际软法基于自身特有的优势及在国际社会中产生的良好实践效果,为解决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制度困境提供新的选择。通过对国际社会及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软法实践分析,提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软法在坚持互利共赢原则的前提下,结合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特殊性,还需制订包含更多关于技术标准统一协调的软法策略及发挥企业在软法制订中的积极性,并提出借鉴“管理过程模式”与“开放协调机制”,从信息分享、利益激励、声誉激励三个层面的制度设计来保障对软法的遵守,进而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顺利进行。

百年大变局呼唤“新文明观”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文明问题上坚持“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优越论”,在实践中倡导“普世价值论”和“文明冲突论”,这种等级性文明观给世界带来巨大动荡和灾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要想避免陷入新一轮战乱,亟需从“文明冲突论”转向“文明交往论”和“文明互鉴论”。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文明倡议应运而生。这一倡议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对构建和平发展的世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