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健康理念视角下的中国—东盟生态安全合作

生态安全已经成为中国—东盟合作框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现有研究往往侧重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单一维度或领域的生态安全合作,缺少跨学科、多层次的分析研究。文章基于“人类—动物—环境”的全健康理念视角,梳理中国—东盟生态安全合作取得的成果与面临的挑战,并针对现有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即中国与东盟应加强在法律法规方面的合作,加大在能力建设方面的协作力度,深化资源共享与合作,并建立一个高效的监测和评估体系。

回溯三届美国政府对古政策看美古关系未来形势及应对策略

随着近三届美国政府对古政策的变化,美古两国关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奥巴马时期为实现关系正常化所做的破冰、合作到特朗普时期的停滞甚至对峙,再到当下拜登政府对两国问题的回避,均可看到美国政府对古政策的摇摆不定、缺乏统一性和延续性。分析三届美国政府对古政策的走向以及古巴当局的对策和反应,有助于在当今非对称性对抗的国际环境中更准确预测美古关系动态,在新时代更准确地为美古关系的当前困境提出应对策略。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当今全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日渐增多,全球治理体系频繁失序失灵,面临着大国竞争日益激化、地缘政治风险外溢、单边风险显著增大、信任危机持续加剧等严峻挑战。作为负责任大国,我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中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策略,主要有:提出全球发展、安全和文明倡议,推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在人文交流中建立互信,凝聚全球价值共识,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维护以联合国为全球治理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国际体系渐进式增量改革;带头作出大国担当表率,构建各种国际合作平台,提供各类公共产品。

有序交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与路径——基于世界历史理论视角

交往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中的核心范畴,同生产力一起,构成世界历史形成、发展的基本支点和动力源泉。其中,有序交往则更是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得以有效保存、发展的基本载体,精神文明得以彼此融合、创新的现实基础,社会成员得以共同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式,以及国际秩序得以迈向更加和谐、友好状态的根本桥梁。面对世界进入新的无序交往的动荡变革期,应立足有序交往物质基点,筑牢全人类共同真实利益体;弘扬有序交往价值观念,推动人类共认价值更加深入人心;创新有序交往普适规则,创造性构建国际社会交往新秩序;拓展有序交往实践平台,扩大和优化全球互信、互助、互利实践空间等方面入手,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研究:进展综述与进路展望

“全球治理与中国方案”是一个具有紧密关联的重大时代课题。国内学界对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研究阐释见仁见智,现有成果主要围绕四大板块共计十二个方面的议题展开。第一大板块是关于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形成逻辑、提出依据和产生背景的研究,第二大板块是关于全球治理中国方案核心要义、层次划分和内容架构的研究,第三大板块是关于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典型做法、适用领域和改革诉求的研究,第四大板块是关于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理论贡献、实践要旨和当代价值的研究。既有文献对以上四大板块的论述呈现抓主线、分专题、多层次、宽领域、跨学科的基本特点,但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就中国方案谈中国方案”的循环论证现象,学理性阐释尚显不足,整体性研究有待加强。今后,还需要把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三大全球倡议”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深入研究,阐释好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

批判与超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全球治理价值反思

从唯物史观视角来看,全球治理是一种基于价值支撑和价值目标的世界历史实践,会随着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诉求。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治理价值曾在传统解构和现代建构中发挥过历史性作用。然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宰制的全球治理已经达到其历史效能的极限,世界历史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全球治理须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价值转变。因此,全球治理的价值重塑必须遵循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客观规律,以现阶段人类共同体存在样态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现实基础,在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存中为全球治理价值注入新内涵,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全球治理观变革全球治理价值目标的实践范式。

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实践伟力和践行路径

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为促进中国—东盟友好合作提供了中国智慧,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提出历程与中国—东盟合作关系的提质升级密切联系,其原创性贡献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与东盟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性地提出与东盟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创造性地提出与东盟共同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其实践伟力主要体现为中国与东盟政治和战略互信日益增强,经贸合作跨越式发展,人文交流丰富频繁。践行习近平关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路径在于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

全球三大倡议视域下中国对东南亚关系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分析

全球三大倡议是中国基于大国的责任担当对全球关注的治理议题提出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就发展、安全、文明所提出的倡议分别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天下为公的公道正义观以及和谐共生的包容性理念。中国追求作为负责任大国的目标,将三大倡议融入对东南亚国家外交实践中,其理论逻辑是基于构建区域和平秩序的责任意识、基于确立自身发展模式的自信意识、基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意识以及基于限制大国自身权力的自律意识,实践逻辑体现为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功能性目标。

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国对哈萨克斯坦救灾援助研究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灾害多发的国家,来自中国的救灾援助及中哈救灾合作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本文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视角下,基于双边关系的发展和彼此利益诉求,回顾了中国对哈萨克斯坦救灾援助的发展历程。通过援建防灾水利工程、提供农业救灾援助、防沙治沙技术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救援,中哈携手共建了风险共担、经济互融、政治互信的命运共同体。今后,要进一步发挥救灾援助在共建中哈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就应引导更多的民间力量来参与,以救灾合作助力哈方解决发展难题,建立健全专门以灾害为导向的救灾合作机制以提升中国对哈的救灾效率和水平。

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数字命运共同体是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拓展延伸,是一种新型全球数字合作理念,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建立一个共同参与、分享、发展的合作机制。数字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大同境域具有高度契合性,二者相辅相成。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治理格局,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全球共享数字红利、实现数字正义、弥合“数字鸿沟”。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需要重组资源要素,加强互联网络文明交流,制定国际社会共同认同的规则,达成数字合作共赢的全新局面。

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共赢机制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力的合作倡议,旨在促进共建国家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共同发展。文章通过引入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揭示了在该理论框架下“一带一路”倡议中不同参与主体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强调了选择性激励的重要性,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实现合作与共赢方面的具体路径。在此基础上,从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机制,促进贸易畅通的贸易合作机制,推动资金融通的金融合作机制以及增进民心相通的人文交流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青年逻辑——兼论中国青年使命与党的青年对外工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是人类文明发展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在推动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人类治理命运共同体、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构建中,青年将发挥着先锋作用,并因其与科学技术的一般性关系、与网络技术的时代性关系、与数字科技的前沿性关系,决定了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青年将同时发挥着基础性、特殊性、关键性的创新作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青年也将在“质”和“量”上实现全面发展,青年发展的内容将得以深化和发展、空间将得以创新和拓展,在国家之间将形成青年普惠性发展格局,在文明之间将形成青年包容性发展格局,在代际之间将形成青年持续性发展格局。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倡国的中国青年,承载着参与推动和守护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使命和责任,这就需要从价值、机制、组织、主体等要素以及空间和时间等维度构建党的青年对外工作新格局,实施党的青年对外工作新战略。

“去美元化”: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时代诉求

作为提供世界主要外汇流动性国家,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国内货币政策调整通常都影响美元流动性并进而影响世界经济。随着俄乌冲突后美国的对俄制裁及2022年美国新一轮加息政策启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外汇存用的“去美元化”浪潮。“去美元化”以关注本国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为基础,包括资源贸易本币结算、推出区域货币合作、降低美元外汇储备等。该现象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对以美国货币为介质的国际经济合作缺乏安全感。“去美元化”是发展中国家在新技术条件和新国际合作形势下就长期主张的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时代诉求。应对全球发展的周期性困境,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解决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问题。在新技术条件下,探索新的主权货币合作方式和监管符合全球化发展需要。

中非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实践与意义

非洲当前面临的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是非洲人才培养能力不足和人才流失严重等因素所致。中国长期致力于帮助非洲国家培养人才,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教育合作与中资企业培训等方式,已为非洲国家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中国在帮助非洲人才培养中始终遵循充分满足非洲国家所需、着力提升非洲能力建设水平和注重成果落实与合作成效的原则。中国帮助非洲国家培养人才有助于推动中非关系全面快速发展,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最终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阐释与中国方案

面对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须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语境。既往的全球化建立在“虚假的共同体”社会生态基础之上,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破坏了自身的社会生态系统,表现出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国家经济主权面临威胁、传统历史文化遭遇解构和生态环境陷入危机等一系列“脱嵌”问题。而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全球共识性价值目标和典型的中国实践,注重构建国际经贸合作的社会生态,并以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实施基础,能够为构建未来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基础提供中国方案。

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展及推进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区域。中国近年来正在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落实“一带一路”倡议,践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2019年4月28日中柬两国共同签署了《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成为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范例。2022年1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联合公报》的发表再度丰富了中柬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精神。中柬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范例,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具体思路。

经济全球化规则制约非洲工业化的历史分析

纵观1500年全球化启动后的历史,工业化在全球各地的扩散受制于西方制定和解释之经济全球化规则,全球再生产因之不可持续。凝聚全人类共识、重塑规则,构建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具体研究既有规则形成和维持的历史线索并揭示出改变现状的可行路径,以工业化滞后的非洲为例能更好地实现此一目标。西方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得非洲丧失工业传统而且使它受束缚于单一经济无法构筑起外部资金技术、劳动力收益和国内外市场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工业丧失起飞的环境,即便市场和生产要素较为充沛的尼日利亚同样如此。尼日利亚工业化出路短期在于政府治理方式突破西式规则制约,中期在于培育以国内市场为核心的生产要素再循环,长期在于以多边贸易通向共同发展,长远在于构建公平公正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整个非洲、全球亦是如此。

体育竞技与城邦政治——以奥林匹亚赛会上的亚西比德为例

奥林匹亚赛会是古代希腊城邦政治的竞技场。亚西比德在奥林匹亚赛会的战车比赛上大获全胜,赢得了威望和地位,得以成功领导西西里远征,体育竞技为他在雅典城邦内部的政治角逐提供了助力。同时,奥林匹亚赛会也是希腊邦际外交的舞台,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两大势力集团在赛会上明争暗斗。亚西比德的成败与奥林匹亚赛会的特殊性质有关,奥林匹亚赛会具有公共空间属性,其泛希腊特性与城邦政治相结合,成为亚西比德的秀场,但在亚西比德因渎神案而失势后,那场胜利成了他政治野心的佐证。古代奥林匹亚赛会的政治性,既给了亚西比德运作的空间,也影响了他与城邦的命运走向。

巴西中国学研究调查及其当代中国取向

巴西是拉美地区中国学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无论是机构数量还是学者数量,抑或是中国学研究的网络化、组织化程度,巴西都堪称拉美之最。本文旨在通过对巴西中国学研究的调查和分析,把握当前巴西中国学研究的发展特点,尤其是绘制巴西中国学研究学者的集体画像。调查发现,巴西中国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其“当代中国”取向,即高度聚焦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关系等领域的政策和动态。研究认为,这种特点的生成根本上源于巴西对自身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国家身份认同及其谋求大国地位的抱负。本文最后建议提升巴西的中国学研究,同时推动与中国的巴西研究融合发展,以服务于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美国智库对中国全球治理观的认知、影响及应对——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例

[目的/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和创新全球治理的重要指导原则,体现了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把握,也蕴含着对于解决纷繁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智慧”。随着中国全球治理观的不断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社会上获得了广泛关注。智库作为影响美国政治政策制定的重要力量,其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不可避免会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方法/过程]本文以11家美国智库为样本,选取了26篇智库研究报告进行分析。总体而言,美国历届政府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态度从温和回应到相对激进,并有保持下去的态势,美国智库和美国政界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上更是保持一致,零和思维以及意识形态性逐渐突显。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舆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影响力。[结果/结论]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了完善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维立体格局、积极逆向转化负面评价、完善话语与叙事体系,以及主动运用共情传播扩大影响力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