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欧盟扩大进程的重启与欧洲一体化的困境

扩大与深化是衡量欧洲一体化发展的两个重要维度。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共体和欧盟完成7轮扩员,成员国从6国增至28国。2013年以来10年间,欧盟的扩大进程停滞不前,特别是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进展明显滞后,英国“脱欧”对欧盟扩大产生逆向冲击。2022年以来,在乌克兰危机升级的背景下,欧盟采取吸纳乌克兰入盟、重启西巴尔干国家入盟等举措。欧盟扩大进程的重启是外部危机推动的产物,难以解决欧洲一体化原有的问题,可能使欧洲一体化进一步陷入能力有限与扩盟复杂性的矛盾之中,无助于欧盟解决安全焦虑与战略自主之间的矛盾。

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地区秩序的未来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背景下,欧亚地区面临旧有秩序逐渐失灵、地缘政治动荡、可持续发展难度增大、区域合作机制碎片化趋势明显等挑战。上海合作组织通过一系列机制安排和项目实施,促进欧亚地区国家交流合作、增强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韧性、提高地区合作机制的协同性,为欧亚地区应对挑战提供了重要动力。未来,在“上海精神”指引下,上海合作组织助力欧亚地区新秩序构建,需要进一步推进开放包容理念在欧亚地区的普及,全力打造多方主体参与欧亚地区治理的平台,积极推动构建欧亚地区命运共同体。

“两场冲突”背景下欧盟政策调整与中欧关系走向

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先后爆发,深刻改变欧盟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欧盟内外挑战日益严峻,经济低迷不振,内部分化和矛盾增大,安全困境加剧。重重压力下,欧盟相关政策发生较大调整变化,经济上加大政府干预,政治上加强内部统合,安全和对外关系上强化地缘政治竞争。欧盟政策调整对中欧关系产生冲击和影响,突出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性和摇摆性增大,消极因素有所增加。中欧关系虽然变得更为复杂,不确定性增多,但双方务实合作、彼此成就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印太经济框架”贸易议题发展动向及对亚太区域合作的影响

“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贸易领域的主要抓手。自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年10月在东亚峰会上正式提出IPEF以来,其进程一直处于快速发展中,尤其联通的经济、韧性的经济、清洁的经济和公平的经济四大支柱的谈判突飞猛进。IPEF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其在经济贸易议题上的内容却越来越具体,新趋势、新动向也日趋呈现。文章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IPEF与TPP、RCEP、APEC等亚太区域合作贸易议题进行比较,认为IPEF贸易议题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并分析其对亚太区域合作产生的冲击,可能改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形成的区域合作机制。为降低IPEF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与贸易议题创新,深化亚太区域合作。

欧盟“互联互通”战略新进展与中欧“一带一路”合作

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发展阶段下,持续推进中国与欧洲的互联互通是实现中欧“一带一路”合作的关键。“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平台,互联互通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互联互通也是欧盟的一个重要发展理念。继2018年推出“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后,欧盟在2021年提出了“全球门户”计划,宣称将通过该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投资,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以促进互联互通。该计划是欧盟推进全球互联互通的新抓手,也是欧盟战略地缘政治转向的反映。在关注欧盟对华“战略焦虑”并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竞合的同时,中国要积极应对欧盟倡导的互联互通背后的价值观与规范输出意图,在美国单边榨取式霸权导致的欧盟对美离心倾向加大态势下,寻求中欧互联互通的双方利益结合点并加强第三方合作,从而拓展发展新空间,加强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

俄乌冲突背景下欧盟对俄能源制裁:共识、分歧及解释路径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在双边关系中最为重要的能源领域对俄发起制裁,从限制向俄能源行业输出资金、技术与设备,到计划全面对俄实施能源脱钩,制裁范围逐步扩大,力度不断升级,体现了欧盟制约俄罗斯的决心与实力。但在制裁达成过程中,欧盟内部出现诸多分歧,成员国在制裁目标上各有侧重,在制裁品类上各持己见,导致制裁进程推进缓慢。从理论视角分析,国际情感共鸣理论揭示了欧盟国家即使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也趋向于联合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的背后原因;相互依赖学说和能源安全化理论解释了欧盟内部关于是否制裁俄罗斯的两种相反观点。由于俄乌冲突再一次将欧盟拉回现实主义世界,未来对俄能源脱钩将成为成员国的主流选择。为确保欧盟能源安全,成员国还将继续拓展外部能源市场,加速能源转型。

2023年度欧盟网络安全态势综述

2023年,欧盟面临更加严峻的网络威胁,包括新的“双重用途”软件被用于网络攻击,网络攻击成为高度市场化的服务,地缘政治使网络黑客主义复活,人工智能技术催生新型数据攻击模式等。这一系列威胁迫使欧盟积极推动建立更加严格的管理机制,通过加强成员国的合作与协调,提升各成员国的网络安全响应能力,应对网络安全风险。然而,欧盟日趋保守的网络监管态度,也可能伤害其技术创新及产业竞争力。欧盟的相关经验与教训值,得参考与借鉴。

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发展进程与前景分析

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制裁趋于常态化,欧亚运输网络中经俄罗斯进入欧洲的运输路线遭遇阻碍。在此背景下,联通波罗的海、里海、印度洋的南北向国际运输走廊地缘战略意义得到提升。以俄罗斯、伊朗、印度为代表的国家正将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建设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试图在新的动荡变革时期寻求新的战略通道突破,为贸易发展与能源领域合作创造机遇。当前,国际南北运输走廊沿线国家的主观建设需求显著提升,但沿线国家发展走廊的主观需求与客观建设能力及货运需求不匹配的核心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长远来看,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以里海—中亚为轴心,拥有与传统欧亚运输线路对接的重要潜力,有望促进欧亚运输体系的多象限发展,深度激发欧亚大陆的国际物流大通道作用。国际南北运输走廊辐射面广,需要沿线及辐射地区国家齐心协力积极应对复杂局面,共同营造多方共赢的开放发展格局。为发挥更为巨大的联通效应,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未来发展离不开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务实对接。

北约太空战略的发展布局及影响

[研究目的]太空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国战略博弈和国际安全形势日趋复杂背景下,系统分析北约太空战略布局,研判其发展方向和影响,对我国评估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维护太空安全和推进国际太空治理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采用内容分析、文献研究等方法,通过对当前北约推进其太空战略的相关政策文件、官方报道等开源情报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考察,分析北约太空战略形成的动因和影响。[研究结论]在以“大国竞争”为核心的战略思维的指导下,北约有意通过巩固太空优势主导未来的国际太空治理机制。短期内,北约太空战略的实施,客观上有利于北约拓展其安全职能,也有助于提高其在太空议题上的影响力。但从长远来看,国际权力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北约内部美欧之间围绕太空战略发展的矛盾,也将阻碍北约太空战略的实施效果。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东盟中心地位的维系——基于实践视角的考察

针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否能够维护东盟中心地位这一问题,鲜有研究给予正面回答,普遍将之视作默认的事实。从社会实践的视角出发,东盟中心地位具有场域、资本和主导性实践3个维度的内涵,分别对应大国竞争关系中的特殊位置、东盟资本积累的持续转化以及“东盟方式”的外向延伸。所以,东盟中心地位的维系需满足3个条件:(1)印太权力场域内关键大国的有序竞争;(2)东盟内部资本存量维持稳定或实现提升;(3)“东盟方式”作为主导性实践不发生根本性的演进。同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具有三重维度的实践内涵。在场域维度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为“子场域”的创设,在创造场域区隔的前提下可能引动制度竞争,冲击东盟中心地位;在资本维度上,理想情况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能够推动东盟资本积累的提升;从主导性实践维度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深入发展可能会突破“东盟方式”,其“硬性区域主义”的特征与“东盟方式”存在矛盾。显然,东盟中心地位的3个维系条件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顺利推进的情况下无法同时得到满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不存在绝对意义上能够维护东盟中心地位的实践指向。

东盟2023年回顾与2024年展望

作为2023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以“东盟举足轻重:增长中心”为东盟峰会主题,从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人文三大支柱全面加强东盟共同体建设。年内,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建设朝着预期方向稳步推进,延续“大国平衡”外交政策以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与地区和平稳定。其中,柬埔寨和泰国两国成功实现权力的平稳交接,但缅甸和平进程依旧任重而道远。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卓有成效,各国通过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加强地区合作等举措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转型,但各国经济复苏普遍低于预期。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上并未取得突出成就,跨境烟霾问题依旧突出,网络安全等问题热度上升。此外,东盟继续通过“平衡”和“借势”,成功斡旋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与中国的政治互信和经贸人文往来进一步提升,与美国积极推进“印太经济框架”及开展联合演习,与日韩在安全防务合作领域成绩突出,与欧盟聚焦经贸领域合作,积极扩展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有力维护了东盟中心地位。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接棒者老挝以“东盟:增强互联互通与韧性”为主题,期望老挝在解决缅甸和平进程、合作制度化程度低等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有一定难度,但老挝在促进互联互通、推动南海局势降温及维护东盟中心地位上仍会有较大作为空间。

中国-东盟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现实基底、挑战与展望

为应对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难题与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需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并逐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与东盟在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字经济合作、网络安全合作等方面已取得良好成效,双方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具备现实基底,但仍面临数字鸿沟、数字治理规则标准碎片化、网络安全威胁加剧、东盟对华战略疑虑等挑战。展望未来,中国与东盟应从区域、次区域、双边多个层面形成合力,加快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数字经济合作、增进网络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建立相互协调的互联网治理合作体系、加强网络安全合作,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

欧盟一体化对深入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的经验启示

从欧盟一体化发展进程看,以法律框架为保障,市场体系为支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实践经验和创新做法,对长三角一体化具有借鉴意义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思维,积极借鉴欧盟在推进区域一体化的成功经验,着力破除体制机制和要素流动障碍,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贡献浙江力量。

亚太小多边合作兴起的权力逻辑——关系性权力和多节点结构的结合

亚太地区的大量小多边合作,由美国及其盟友、伙伴推动,与权力因素相关。小多边合作的兴起,背后是权力逻辑的转换和地区结构的变化。根据来源,权力可以分为个体性权力、结构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三类权力运行逻辑存在差异,适用于不同的现实条件。冷战期间的亚太地区处于两极结构,结构性权力发挥主导作用。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演变为多节点结构,使关系性权力重要性上升。在关系性权力的逻辑下,地区国家对大国采取“融合”路径,将大国利益和地区规范融合。美国及其核心盟伴,对中国进行权力制衡,谋求利用结构性优势重构关系格局,再借助关系性资源重塑地区结构。小多边合作因灵活性、自主性、低成本等特征契合其需求,有助于整合盟伴体系、推进机制联动、形成全面合力。因而,关系性权力制衡驱动了小多边合作兴起。

公私相互激励与环境治理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演化——以全球森林治理为例

由于森林破坏问题的复杂性,全球森林治理进程能够催生包含国家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关于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既有研究或聚焦绩效分析而忽视对伙伴关系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探究,或过度强调公私合作而忽视非协调性公私互动的激励效应,不利于全面理解森林治理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演化。本文提出,以森林治理为代表的环境治理中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并非一贯以公私协作为主基调,其内公、私部门的互动关系可呈现公有部门主导、私有部门主导和公私共治三种模式,其演化动力是公、私部门间的相互激励。一方面,公有部门的政治授权为私有部门参与环境治理提供初始激励,而多边环境谈判的僵局又能进一步激励私有部门独立采取跨国治理行动。另一方面,私有部门主导的创新性治理实践能够增强公有部门的治理能力和意愿,而私有部门主导的治理又可能出现逐底竞争和发展速度不足的问题,这又反过来激励公有部门的行动,促进公私共治模式的出现。全球森林治理中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从国家主导(多边缔约),转变为私有部门主导(供应链治理),进而发展为公私共治模式。该演变进程的各阶段均体现了公、私部门相互激励的逻辑。

东盟区域移民治理的规范演进及其影响

移民的频繁流动一直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特征,其中区域内国家间移民约占移民总量的1/3,且非正规渠道移民占比尤高,这使得移民治理成为东南亚地区面临的重要挑战。作为区域性的重要行为体,东盟在区域移民治理中发挥着超越具体实践的规范性作用。规范的社会化是一个制度化和习惯化的过程,可以从话语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来审视规范的演进状态。因此,本文从政策文本和组织机构的变化详析东盟区域移民治理的规范演进,并根据其特点进行比较和分析,认为东盟区域移民规范呈现出国际化、本土化、多元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国际化是东盟区域移民治理规范的发展趋势,本土化是社会化的诉求。而以言语是否可接受和经验是否可行对东盟区域移民治理规范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实践进程中的多元性是移民规范在东盟区域动态演进的重要特征。在这一进程中,东盟起到了规范性力量的领导作用,强调多样性和包容性而非一致性,强调进程中的韧性,而不需要设定唯一的终点目标。因此,规范的社会化进程并不一定指向“言语可接受且经验可行”的终极内化,而是一种动态流动的进程状态。

欧盟的“印太”观及其区域战略

欧盟对“印太战略”的态度发生了从消极观望到积极接受的显著转变,其独特的“印太”观源于对“印太”地区的利益认知以及中美全面竞争等多方面的刺激作用。欧盟“印太”观以“战略自主”为核心原则,以包容性多边合作网络为战略愿景,将美国、东盟、中国等行为体视为最重要的互动对象。在实践中,欧盟强化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存在,着重补强在安全防务上的短板,积极建构区域安全叙事,提升其“第三条道路”的效力和可信度,试图平衡中美竞争的影响。虽然欧盟对中国的三重定位逐渐向“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偏移,但中国需要辨别欧盟与美国等行为体在“印太战略”上的差异,充分利用欧美对华立场差异,寻求中欧共同利益,扩大双方合作空间,扩展自身在“印太地区”的外交空间。

地缘竞争与安全转向:欧盟发展政策调整及现实挑战

面对大国博弈加剧和地缘冲突回归的复杂态势,欧盟日益强调战略自主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欧盟对发展政策作出调整,突出体现在增强政策的一致性、协调性和包容性,选择与对外战略相匹配的优先合作领域,重点关注安全利益并试图平衡“援助—贸易—投资”间的关系。与发展政策的调整同步,欧盟对发展援助的机构设置、资金工具和实施方式等进行相应改革,以提升欧盟作为独立行为体的国际影响力,在提升对象国发展有效性的同时实现自身地缘战略目标。尽管如此,欧盟发展政策的实施依然面临后续资金支持不足、内部行为体利益协调困难、发展目标偏离等诸多挑战,其前景存在不确定性。

“联盟化”趋势浮现:战略自主下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新变化

欧洲一体化孕育了欧洲战略自主的基因,推动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在探索中形成和发展。冷战期间,由于依附美国以及存在内部分歧,欧共体难以形成独立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其与北约的关系也极不对等。冷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战略自主”概念的提出,在理念、能力建设及行动层面催生并重塑了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随着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自主性及防务能力的增强,欧盟和北约之间形成一种合作与协调的框架,以发展二者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伴随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尤其是乌克兰危机延宕,欧盟与北约的合作呈现出“联盟化”趋势。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校正欧盟—北约关系的不对称性,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双方关系未来之路不会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