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民权初论

社会福利制度与公民权相结合而形成社会公民权。社会公民权之目的是确保一定的福利水平,使公民过上一种"文明化的生活"。而国家一般通过在宪法中确立社会国家的理念及规定具体权利来确认社会公民权。社会公民权通过国家机关承担分配、给付的方式予以实现。理性的主张认为社会公民权应具有司法受益权功能,具有可审判性,可让公民获得相应的司法救济而妥善解决争议。

美国对巴基斯坦政策的战略性调整：背景、演进与动因

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自美巴关系建立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时有起伏。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伴随着恐怖主义的蔓延与全球性问题的凸显,阿富汗日益成为美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关键一环,而巴基斯坦凭借独特的地缘位置与战略地位在美国的中南亚战略中占据不可取代的位置。文章认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兄弟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在全面推进的大背景下,美巴关系的走向、外部大国势力的渗透和战略性布局理应引起中国的高度关注。

“航行自由”概念与南海问题上的中美分歧

"航行自由"是一项古老的海洋航行准则,在人类历史中它经历了多次发展演变,并逐渐成为国际法认可的海上航行原则。受到特殊国情和独特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美国对"航行自由"的追求与维护长期以来构成了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美国所主张的"航行自由",其内涵曾有多次变化,在不同时期,美国根据其国家利益变化的需要,对"航行自由"进行了不同的解释。近年来,美国借口"航行自由"不断介入南海问题,就是这一变化的反映。事实上,当前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所声称的"航行自由"同"航行自由"的海洋法原则本身存在诸多不一致的地方,这也是中美在南海争端上围绕"航行自由"问题而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厘清上述问题,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政府对南海问题的干预策略,也有助于中国制定现实有效的应对之策。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决策层内部分歧与战争限度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策层对之作出迅速反应,然而对其干涉限度意见不一。战争限度问题成为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争执的焦点所在。以麦克阿瑟的解职为结局的事实,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走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政府执行的“有限战争”不仅符合冷战国际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而且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最易接受的理性选择。

“选择性遏制”与美国“重返亚太”——兼论对中国在亚太地区重要海外安全利益的影响

遏制思想的提出者乔治·凯南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将会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主张对中国的遏制应采用"选择性遏制",即相机抉择使用经济、政治与军事的手段。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认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受到中国的空前"挑战",提出"奥巴马主义"与"重返亚太"战略以牵制与遏制中国的发展。但在遏制中国的手段上,美国一改冷战时期以军事遏制为主的"全球性遏制"方式,采用了与凯南遏制思想一脉相承的"选择性遏制"方式。美国"重返亚太"将深深镶嵌进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的有关问题之中,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海外安全利益带来了新的挑战。

杜鲁门政府对南斯拉夫政策探析

1948年苏南冲突的发生,为美国冷战开始后确立的分化瓦解苏东集团政策提供了契机。在美国的东西方贸易管制体制下,杜鲁门政府制定了对南斯拉夫的NSC18号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的形成与实施标志着美国对南斯拉夫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政策的形成。利用南斯拉夫分化瓦解苏东集团,促进南斯拉夫的亲西方倾向,是美国对南斯拉夫政策的实质与特点。

2001—2005年中美关系回顾与展望——兼评布什第一任期的对华政策

美国总统布什2001—2005年第一任期期间的中美关系既体现了形式上的周期性发展及结构性矛盾的特点,又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展望未来四年,由上述特点及国际因素、中美双方的国内因素所决定,中美关系还会出现新的机遇与挑战。

“巧竞争”语境下特朗普“能源统治计划”对中国能源战略的启示

美国“能源统治计划”的出台,既是“美国第一能源计划”的升级和延续,又是新形势下维护美国能源利益、实现美国“能源安全”的客观需要,也是对尼克松时期提出的“能源独立”政策的继承和超越,本质上是“美国利益优先”理论的践行。当前,能源安全在中国总体安全观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特朗普各项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的深入推进,美国学界对特朗普对华政策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谏言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应进行巧妙的战略竞争,避免和中国“迎头相撞”。因此,文章认为破除“巧竞争”陷阱、用蕴含中国智慧的“巧合作”化解“巧竞争”,在全球能源治理新格局下,以务实思维构建中国能源新战略、实现中美两国能源领域合作共赢是中国当下现实而正确的路径选择。

布什为什么能连任美国总统

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国内反对之声高涨、选前支持率与民主党候选人非常接近的情况下,以选民票和选举人票的双赢成功连任总统,其原因在于布什树立了坚定的个人形象,适时利用了保守主义回潮,转移了民众关注焦点以及确立了正确的个人策略等。不论是共和党候选人还是民主党候选人当选总统,美国选举民主的虚伪性都是不会改变的。

美国“逆全球化战略”的缘起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应对

文章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规律性起伏与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下经济全球化的过渡与演变中发现,经济全球化是霸权国为了获取霸权收益而建构的国际体制,而逆全球化则是霸权国利用国际制度二用性对崛起国采用的大国制衡战略。美国学界认为,中国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国际体系构成了潜在冲击,从经济治理价值观、霸权收益机制与公共物品供给三个领域影响美国对霸权的维系,因而有必要进行制衡与反制。作者认为在这一战略冲突的敏感期,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应强调规则互补与战略共生,协调好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中的竞合关系。

“印太”视域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背景、内涵与影响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与此同时,美国加紧推行“印太战略”和南亚新政策,在中国周边进行战略重组。在“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进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落地实施的大背景下,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及其以“抑巴扬印”为主基调的南亚政策的调整与变化,被普遍认为战略指向明显。这不仅直接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地区的推进,而且对于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旗舰项目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也将受到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

布什政府朝核政策探析

朝核危机的实质是美朝关系危机,布什政府如何应对,不仅直接关系到朝核问题和美朝关系的走势,而且对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影响重大。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朝核政策是“鹰派接触”政策,即不放弃敌视与遏制,保持接触与对话,走多边主义外交路线,谈判立场僵硬,谋求“以压促变”。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为缓解其内外政策面临的压力,突破朝核僵局,诱使朝鲜弃核,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朝核政策。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委员的个人背景对2006年度报告的负面影响

以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简称US-CC)2006年在任委员和2006年度报告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委员们的背景和政治立场在报告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研究发现,该委员会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有反对中国的立场和背景;他们更多地选择同自己有相似立场的人员作为听证会的证人;在引用证人的观点时,他们以自身的立场对证言进行筛选,断章取义地引用对华持中立立场的证人的观点。可见,2006年度报告从材料的收集过程到报告本身的写作过程再到报告最后的结论都明显地打上了委员们个人偏见的烙印。

霸权护持战略类型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研究

文章从意图引导与实力限制两个维度出发,在一般层面勾画出竞争、顺应、鸵鸟与对冲四种霸权国应对崛起国大战略的理想类型,提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目前采取了竞争战略:一方面,它有浓烈的霸权护持意识,视中国为挑战者,拒绝承认中国上升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它利用经济、军事、政治等手段,限制甚至阻碍中国实力的运用和增长。作者认为在核恐怖平衡、复杂性相互依赖、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国际体系演化等因素限制下,中美两国不会滑入“冷战”或走向全面“热战”;中国应该从提升战略应对能力、优化中美互动以及经营好周边环境出发,合理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

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流派,先后对美国的外交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文章以“二战”为分水岭,将美国外交主导思想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时期理想主义占上风,后一个时期现实主义占上风,同时两种思想也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