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的道德基础

知识产权的道德或正当性一直是知识产权学术界和社会实践中争论最多和分歧最大的问题,也是构建知识产权理论和处理实务工作必须面对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在前期对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①和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②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分析了知识产权的道德基础问题,指出: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可适用天理道德和契约道德两类道德规范,其中天理道德主要体现为"谁创造谁所有";契约道德包括"先占先得"和诚信。知识产权之精神权完全符合这两类道德,但知识产权之财产权却难以完全符合这两类道德。更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对象(财产)是关于知识或特定有用信息的特许用益权,是各国立法主体根据本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创设的,仅由立法主体代表本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根本属性决定,与人类普遍遵从的道德无关。从本性和逻辑上看,知识或有用信息是公共产品,不存在盗窃问题;关于知识或有用信息的法定特许用益权只能被侵犯,不能被盗窃。因而知识产权只存在侵权与否或违法与否的问题。所谓"盗窃他人智力成果"的说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论道德的有限法律化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们党的治国方略,而道德和法律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在我国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当前阶段,道德法律化作为道德建设的首要方式,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同时,这种法律化又必须是有限度的,应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平衡的关系。

关于生物的生态幅波动与遗传变异规律的哲学思考

不同生物对一个环境因子有不同的生态幅,同一生物在不同生长期对同一环境因子有不同的生态幅。我们基于相关研究,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生物的生态幅波动和遗传变异规律假说:不同生物或同一种生物在不同生长期对一个环境因子的耐受极限与耐受的时间成反比;不同生物或同一种生物在不同生长期的生态幅不是恒定的,如果不同生物或同一种生物在不同生长期,总是生活在生态幅范围内的某一个适点的小范围内,或者频繁生活在生态幅范围外,它们的生态幅都会发生变化,生物在这一过程中将变异,如果繁衍后代将可能导致遗传变异现象。这一假说既可以比较完满地解释环境因子是如何对生物遗传变异产生作用的,进而说明导致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种内多样性的根本原因以及它们的变化趋势,同时也为人们制造和控制新品种生物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新方法。

三峡工程中突显出的环境伦理问题

基于三峡工程的负面环境影响,分别从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对三峡工程进行环境伦理学思考,从而引出三峡工程中存在的环境伦理问题。在对环境伦理问题的分析中,进行反思,以期将科学的环境伦理观贯穿到工程建设的规划、论证、施工、监控、补救等过程中,以求在工程建设中更多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建立和谐社会。

技术、伦理与身体的当代联结

当代社会,技术、伦理与身体的关系空前复杂。当代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人们更加清楚技术对身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瓦解着身体与技术之间的传统界限,引发了身体认知的不确定性。同时,随着现代性和理性权威的消解,以及人们独特的道德困境的增加,使得身体出现在伦理和价值的重估中,伦理学也正在经历从主体伦理学到身体伦理学的转化。以身体作为研究技术和伦理的独特视域,可以构建身体伦理学的研究范式,直面当代技术背景下独特的伦理困境,对传统的主体伦理学原则进行前提反思与理论重构,并深化对技术的本质、人的本质以及技术与人的关系的认识。

“穷人生态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正义底线

穷人或贫困人口处于经济和生态双重弱势的地位,是影响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人群或阶层短板。为此,必须关注和发展"穷人生态学"。"穷人生态学"彰显的是社会正义——环境正义的底线、要求和原则,是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结合点、发力点和突破点,是一种环境政治上的价值性选择。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将"穷人生态学"作为其底线原则。只有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绿色发展的前提下,才能避免"穷人生态学"成为"生态民粹主义"。

科技伦理道德论析

日本地震引发的核泄漏事故使人们更多关注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两者能联系在一起的桥梁是科技活动,科技活动受伦理道德评判而产生科技伦理道德问题。对科学技术及其引发的科技伦理道德问题应采取科学态度,坚持两手抓。在明确科技伦理道德责任归属的基础上,加强科技伦理道德建设,以促进、引导和规范科技发展,为科技进步保驾护航。

“道德力”理论初探

道德力是指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的人自觉其为理性的存在 ,不顾感性自然的束缚而听从定言命令行事时道德法则对其产生的效力。道德力之所以具有存在的可能性 ,主要是由其所独具的特质决定的。道德力的主要特质有 :独特自律性、自我强制性、普遍渗透性和崇高理想性。

资本的道德: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资本自诞生以来追逐利润时的贪婪与罪恶,特别是当今社会中资本的种种恶行是我们批判资本的坚实理由。为此,马克思主张实现资本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西方经济学家则力图给资本戴上道德的辔头。在资本仍然是实现经济发展、财富创造的基本要素的今天,建构资本的道德就是要通过道德规制资本,防止资本对他人与社会利益侵害。资本的道德标准应当是分层次的,从低到高排序为"无害"、"互利"、"奉献"。资本道德的基本价值理念应是人权、公平、诚信、责任。

道德建构与人的自由——兼议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自由

人类有着对自由的永恒追求,在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阶段,也都有着丰富的关于追求自由的思想。但是,在走向自由的目标上,人类还有着漫长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需要通过社会的改造去逼近自由的目标;另一方面,更需要在自我的道德建构中去使我们变得更自由。在近代以来的所有职业活动中,从事行政管理的行政人员是在自由方面受到限制最多的职业群体,因而,对于行政人员来说,追求道德自由尤其显得重要。

政府诚信的社会学思考

政府诚信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 ,它是社会诚信的定心盘 ,是社会规范有效运作的根本保证 ,是社会交换特别是市场交换的主心骨。我国当前部分地区和地方政府存在着政府失信行为 ,其表现有 :政策多变 ,浮夸造假 ,地方保护主义 ,在其位不谋其政 ,权大于法等。我们要构建诚信政府 ,应使政府成为严于律己、勇于纠错。

民国旅京冀州五金商人的广告促销及其费用——以万和成五金商铺《杂项分类底账》为中心

商业广告是商品促销的重要手段之一,旅京冀州五金商人比较重视运用之。以万和成五金商铺《杂项分类底账》为中心,对旅京冀州五金商人的广告运用及费用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当时以散发传单等印刷品类广告为主,广告费用支出比重较高,广告捐另一般商铺无法承受。

为什么需要道德——论道德的产生与社会作用

人类社会需要道德,又时常缺乏道德。道德是自我约束和克制,人为什么能够约束和克制自己？是因为有信仰。信仰是现实以外的追求,是超越功利的价值。缺乏信仰,道德就会滑坡。中外历史上为建立信仰和培育道德而进行的探究和努力,可为今天我们的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新时代建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之伦理意涵及当代价值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针对这一问题,如何更好、更全面地认识与理解建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便成为当务之急。与以往社会治理模式不同,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内蕴人类社会共同的伦理价值精神:它力图建构一个实质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伦理秩序;它内在一种人类追求和谐、自由、幸福的社会伦理精神;它增强了人类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所以,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追求人类共同社会伦理精神的“善治”,这是对人类社会治理问题给出的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不仅有助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完善,而且有助于人类社会友好往来与共同发展。

社会公正视角的和谐社会建构

公平和正义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从伦理学角度讲,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在现实诉求看,社会公正的缺失是我国当前存在的诸多不和谐现象的主要原因。为此,要通过多种路径选择,推进社会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经济服务活动中的伦理原则

经济服务活动中的伦理原则包括人本服务原则、服务效益原则、服务创新原则、服务竞争原则和服务公平原则。其中,人本服务是核心,服务效益是基本要求,服务创新是源泉,服务竞争是动力,服务公平是保障。它们共同构成经济服务的伦理价值规范体系,贯穿于经济服务活动的始终,从深层次的精神层面推动着经济服务走向卓越的境界。

论道德自觉的人性基础

道德根源于人性。道德自觉是主体对道德的体认与坚守,是主体自觉提升人性的一种特殊社会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内蕴道德"实然"与"应然"的内在诉求,并为道德自觉扎根生活奠定完善的主体基础,道德自觉则为人性的丰盈与纯化提供道德支撑和现实保障。

公共政策伦理发展脉络探源

作为公共行政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公共政策伦理应以时代发展为依托,从历史维度寻找价值坐标。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公共行政发展阶段所累积的理论营养和实践元素对公共政策伦理的丰富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有助于从历时态理解公共政策伦理的发展脉络和精神实质。

论灾难的德育价值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就是与各种灾难斗争的历程,加强对灾难及社会危机事件的研究,可以使人类认识灾难的发生、发展的规律,增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时,将会对我国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