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

当前国际上出现一些“看淡中国发展前景”“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这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优势缺乏准确认知,无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事实上,从历史维度看,国际体系转型蕴含着双重战略机遇。一是国际秩序整体上从殖民秩序、霸权秩序不断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转型;二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体现了中国发展的历史主动性和不断上升的塑造能力。从空间维度看,随着技术和产业的深刻变革,中国在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机遇,尤其是超大规模市场和生产性权力结构所形成的市场空间整合效应,铁路物流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产业变革等,都为中国带来了战略新机遇。从关系维度看,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逻辑,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范式,促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创新,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及巩固和拓展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战略新机遇。

“全球地方”视角下的中国国际传播新格局

近年来,中国各级地方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优势,越来越多以系统的、成建制的方式加入到国家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进程中。从全球视角看,我国地方正逐步以“全球地方”的新姿态,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畴、文化范畴和政治经济范畴内展开全球性交往。也恰恰是因为这种交往,中国的国际传播格局正在逐步发生转变。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

国际话语权是国际关系较量和博弈的重要指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升国际话语权有利于破除中国式现代化议题在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困境,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国际话语权是内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交织叠加的结果,从内生机理来看,遵循话语供给—话语传播—话语认同—话语运用的递进逻辑;从外部机理来看,以综合国力、国家治理能力、文化自信为保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国际话语权提升路径,坚持理论指导与文化传承,丰富话语供给内容;多方协作与多点互动,增强话语传播能力;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夯实话语认同;关注人类现代化全球性难题,树立话语运用示范,形成与中国大国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逻辑进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具有战略性的伟大构想,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和解释框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中,共同体理念与文化构建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共同体理念决定文化构建的起点及其发展导向,而文化构建在文明论意义上对共同体理念加以约束与调整,使得共同体理念契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共同体合法性的生成和确证是同一过程,社会共同体及其文明发展观在“人类主体”维度上的现实生成体现了人类共生关系的普遍性和世界性。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表现形式,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历史积淀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指导,形成了“世界性”的文明特质,在目的维度上指向对世界文明格局的历史性重塑。

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及中国应对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构建了众多气候治理机制。随着气候治理机制密度的提升,机制间交叉重叠现象凸显、冲突与合作共存,呈现复杂化发展态势。从参与主体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表现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从治理目标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表现为阶段性目标与总治理目标之间的博弈;从机制间的互动关系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表现为冲突与合作交织。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不仅与治理框架、治理能力有关,也与主权国家气候治理话语权转移相关,更与国际秩序持续演化下气候治理国际领导力缺失有关。面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复杂化的严峻挑战,中国应积极发挥引领者作用,提升治理安排的系统性,促进机制间的协同互动,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走向善治。

美国全球水资源安全战略分析

由于相对实力下降,美国的霸权正面临“碎片化”与“议题化”转型。在众多涉及安全的议题中,水资源议题因为自身的敏感性,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美国相继发布《全球水安全行动计划》和第二个《美国全球水战略》文件,明确了未来一段时期美国在全球水资源领域的战略目标、原则、优先方向、实施路径以及项目规划。其在优先方向、重点地区以及实施路径等方面的新变化,不但会对中美在水资源领域的竞争产生重要影响,更可能干扰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水资源领域的合作。中国需加强跟踪研判和科学谋划,不断调整和优化与周边国家开展水资源合作及治理的政策和路径,化解美国对华开展水资源竞争所带来的风险。

中外跨国家庭视频博主海外社交媒体的“双重共情”传播

近年来,国际传播中的情感力量日益受到学界关注。面对意识形态偏见与文化隔阂,基于相通的情感体验达成的“共同情感”成为不同文化异质群体间理解和沟通的有效介质,而作为有效策略的共情传播则通过共情修辞、多模态话语叙事等方式消解了意识形态与语言文化畛域,增益了国际传播效能。外国友人基于“他者”视角讲述的中国故事在共情传播上有天然优势,而同时融合了“自我”和“他者”的中外跨国家庭视频博主们则进一步实现了“双重”共情传播,其所激发的情感流动既存在于跨国家庭成员之间,也存在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之间。中外跨国家庭视频博主们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弥合了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将中国故事的宏大叙事融入爱情、亲情、友情等情感因素,于温情脉脉中加强了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效果,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文明冲突的破解与超越: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文明观

20世纪90年代,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结束后各国之间冲突的原因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在于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论为西方霸权服务,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破坏性,对人类社会和平稳定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和极大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深刻把握世界文明发展潮流,在协调推进内政外交国防的具体实践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新型文明观在政治格局、思维方式、历史观念、观察视野、实践进路和价值旨归上实现了对文明冲突论的全面超越,为世界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文明交往范式,为引领世界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国际战略传播:日本的理念、能力建设及启示

日本的国际战略传播建构以推进体系机制建设和强化传播能力为中心,旨在提升与安保战略的适配度,强化舆论战、思想战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塑造国家形象,进而推进其价值观外交。日本国际战略传播能力、传播生态及其体系机制构建的关键,是建立一套由首相官邸领导和外务省主导的能够充分培养外宣人才,承接官民两轨外宣渠道需求、增容社交网络资源,广域多维、高效协同的现代传播体系。其策略为有效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以及文化符号系统,实施分众化、在地性和植入式传播,以宣传日本的政策主张、文化魅力等,塑造有利日本的文化心理和国际舆论环境。日本加速构建国际战略传播,推动其传统外宣向主体性、主导型外宣转化,实现外宣战略、外交战略和国家战略三位一体的转变。

黑龙江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黑龙江省6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300位社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分析,运用SPSS20软件进行Logistic处理,分析合作社社员满意度影响因素,其结果表明:对合作社了解情况、对政府扶持政策了解情况、合作社规模、是否可以赊欠服务、提高社员收入能力、服务种类与频率、提高销售价格、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资料费用对合作社社员满意度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正;不优秀的组织者、政府支持力度不强对其满意度影响显著,回归系数为负;其余因素对社员满意度影响不显著。据此结论,提出以下建议:加强政府对合作社的全方位支持与指导;规范合作社运营,提高社员凝聚力;提高合作社的规模化程度;增加合作社对社员服务项目,强化服务力度。

全球文化新秩序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全球文化秩序的形成是世界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西方主导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西强他弱”是这一全球秩序的基本结构。西方在全球文化新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质言之就是掌握了文化国际话语权。全球文化新秩序的构建是大国话语权竞争的重要领域。中国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且要改变在这一秩序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具有促进全球文化秩序转型和更新的动力。中国要以国际话语权建设推进全球文化秩序转型,可以从四个方面加强认识并采取举措:加强话语质量建设与传播影响力建设并举;寻求非西方“文化话语权联盟”以获得“共同话语权”;将国家实力增长有效转化为国际话语权特别是文化话语权的增长;对西方文化话语权进行适当解构。

共情传播视野下视听国际传播的叙事理念重构

当前,视听国际传播的叙事策略在共情特质的介入下呈现新的特点,日渐凸显的国家主体诉求和受众主动化趋势也呼唤新的叙事考察框架。从叙事文本、叙事语境、叙事互动三方面出发,视听国际传播通过“常人经验”外化个体情绪/情感,借力语境的调适形成在场感,并通过文本和语境层面对主体性的强调体现隐于个体叙事和普适语境下的国家主体诉求。而来自受众的体验向和文本向互动既是叙事的延展和共情行为的达成,也形成了基于原文本的“新个体叙事”,进而影响着主体诉求的实现。面向数字时代的新特点,共情传播视野下视听国际传播的叙事理念实现了系统性重构,文本、语境、互动三方面共同搭建视听国际传播叙事的新框架。经由叙事抵达共情,有助于更好实现国际传播中的国家主体诉求。

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基于习近平新年贺词的分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新年贺词的主题之一,中国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发起者与推动者,在践行这一理念的过程中积极担当,作出了重要贡献。坚持扩大开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大动力;提出和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路径。

新质生产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质生产力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背景下,作为“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决策部署,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选择。为更好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世界意义,更好发挥新质生产力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深远影响,本刊特约4位专家就“新质生产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笔谈,以期推动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道义感召、数字破局与文明互鉴:“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何以构建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与物理空间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空间,在助推社会各领域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全球范围的发展赤字、安全困境、政治和文化霸权等严重问题。“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对时代问题的必然回应。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就要明晰并尊重网络空间“超地域”和“去中心”等基本媒介特征,处理好其与物理空间乃至自身不同主体间的契合或张力关系;“道义”感召甚至成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动力机制,要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立场上,以“正义”铸魂、以情感共振;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交往上,则应秉持“互鉴”原则,既要不断创造并包容融聚了异质文化基因的新文化样态,追求超地域性的价值、规则共识等,更要打破网络“霸权主义”“中心主义”思维,尊重文明的主体性、多元性等。在媒介技术维度,则要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数字智能公共产品等措施,破解世界数字鸿沟与西方话语垄断困局,为“正义”提供畅通的表达渠道。

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意义、内涵和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国际传播的重要论述主要集中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论述上,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二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内涵;三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主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上述关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构建起了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思想的新体系,进而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个结合”的生动实践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只有找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马克思主义共同体发展阶段中的位置,才能明确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历史方位和使命,才能深刻理解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发展治理的生动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根本上具有内在统一性,两者不谋而合。二者的结合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又是二者结合下的生动实践。

“研究中国”“讲好中国”: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构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研究中国”“讲好中国”已然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的核心议题。话语与叙事也成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确保传播效能的一体两翼。本文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研究中国、讲好中国的战略意义,梳理了国际传播所面临的挑战,并试图从交流与对话的角度提出汲取建党百年经验为话语体系建构奠定文化底色,巧借他者分享式传播为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赋能,注重感性认知借助民间力量触发国际共情,依托全球秩序想象为话语体系建构凝聚共识的实践逻辑,旨在破除西方话语霸权,增强我国国际传播效能。

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地位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汇、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继承新中国外交传统并不断创新,形成了科学完备、逻辑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对外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展示了强大的实践伟力。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并履行国际责任,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新胜利,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强大引领。

中国特色外交叙事构建:能力建设、影响机制与路径选择

外交叙事是拓展国家影响力和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话语工具,也是新时期衡量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国家通过外交叙事传递思想观念,引导其他国家确立与自身相同或兼容的政治文化身份,是一种修辞性胁迫。合理的外交叙事可以起到弥合观念分歧、塑造政治认同和赋予政策合法性等作用,当前的外交叙事既有蕴含时代意味的宏大国际叙事,也有关于主权国家角色定位及价值观的国家叙事。大国围绕着争夺舆论战主动权展开了叙事博弈,中国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来讲述中国故事,对大国关系和区域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则以“霸权稳定论”作为介入国际事务的理由和外交叙事的内在逻辑,消解和挤压他国叙事空间,推进其战略利益,维护本体安全。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意图挑战现有秩序的“他者”,通过情境塑造、身份设定、情节设计对中国叙事进行“颠覆式”解构,对立色彩突出。除了西方“反华”叙事,中国还面临着在数字时代提升投射能力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挑战。为加强和改进叙事构建工作,中国需主动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通过外交叙事改变既定规范,建立起正面的国家形象。塑造多层次多主体的叙事格局,突出“中国声音”的分众化表达和精准化传播,加深国际受众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中国叙事的号召力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