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倡议”与新时期中国的中亚外交

自2021年以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性倡议。“三大倡议”不仅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案,而且为中国的中亚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战略引领。中国同中亚五国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中亚外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当前,中国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助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安全;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进而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走上更加稳定和友好的发展轨道,并保障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取得更多切实成效。

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

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

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包括南亚东南亚次区域在内的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格局深入演化,区域局势和地区秩序出现了显著变动与重大调整。不论是从区域整体态势变化角度看,还是从区域内主要行为体政治经济形势演进视角分析,南亚东南亚区域受到了国际格局演化驱动方式和方向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化、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俄乌冲突等三大因素影响。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更加极端化,中美博弈加速了中国周边地区力量格局演变与秩序重组。美国凭借联盟体系化优势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极限施压,加深了中美矛盾。中美斗争外延至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催生出周边多国的对华机会主义策略与选边站队的行为。未来,中国周边地区泛安全化趋势将进一步凸显,中国经略周边的安全挑战将明显增加。

印尼公众的“中国崛起”认知:基于“寰球民意指数”(2023)的实证分析

以“寰球民意指数”(2023)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客观评估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公众对“中国崛起”的现状认知、潜力认知、态度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崛起”在印尼公众心目中已成客观事实,印尼社会高度认可中国的未来发展潜力,并对“中国崛起”持乐观友好态度。印尼公众的双边关系认知、华人群体认知、南海问题认知及媒体接触频度对“中国崛起”现状认知具有显著影响,印尼公众的双边关系认知、“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南海问题认知与“中国崛起”潜力认知显著相关,印尼公众的经贸往来认知、“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华人群体认知及南海问题认知显著影响其看待“中国崛起”的态度。

美国媒介认知竞争实践与中国应对

媒介武器化时代,信息载荷与舆论角力共同塑造认知竞争环境,不同价值体系国家驾驭人群思维干扰社会认知以达到战略传播制胜的目的,美国借此占据优势地位。国际关系变动影响认知竞争格局,多元社会文化拓展认知竞争题域,传播技术迭代重塑认知竞争形态,新媒体重构多样化认知竞争方式。为使认知竞争致效,中国还需以认知测绘驱动精准传播战略实践,健全高效传播链路,强化认知塑造投放策略,基于区域国别传播生态构建立体传播矩阵。

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中美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美两国围绕“多边主义”的交锋愈益激烈。美国宣称其一贯遵循“多边主义”,中国则指责美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那究竟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呢?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分析认为,美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选择性进出、追求国际多边机制利己性优先并蓄意打造竞争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体现着“伪多边主义”的特征;中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广泛性融入、推动国际多边机制公平性改革和积极创建合作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反映了“真多边主义”的特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真正的多边主义”至少应该具备广泛性、公平性和合作性三个核心特质,这既是区分中美多边外交的主要依据,也是辨别真伪多边主义的主要标准。

美国年轻一代的政治观点与对华认知

代际政治是理解美国政治的重要视角。20世纪以来,不同代际之间美国人的政治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相较于中老年人,美国年轻一代(即千禧一代、Z世代和Alpha一代)的政治观点与对华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政治议题上,他们更加关注自由主义议题。在政党倾向上,他们也更加亲民主党。美国年轻一代有着高昂的参政热情,年轻的选民在选举中很积极,一些年轻的政客已经进入了国会和政府。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年轻人是一股积极的变革性力量。年轻一代美国人对中国有着更积极的看法,对中国的实力有客观的认知并更愿意参与到中美交流之中,并且相对能够客观、全面、公正看待中美关系。随着这一代年轻人成为选民的主体,未来成为负责对华决策的官员,中美关系有可能将迎来积极的变化。但是,年轻人的认知并未定型,美国年轻人的对华态度在未来也存在着变数。

大趋势与小周期作用下的中美关系

当下中美关系的演变既受到大趋势的影响,又受到小周期的作用。从2023下半年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以加强对话与交流、谋求稳定与缓和为特征的小周期。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出现小幅调整,加强接触和交往,在经贸问题上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调整对华政策定位;中国对美政策在坚持斗争的同时,也根据形势变化引导与塑造美国对华政策。旧金山元首会晤对推动两国关系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目标,并在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动合作重返双边关系议程,有助于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美国能否务实确定其对华政策的目标,及在经贸与安全领域对华竞争的合理边界。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既要立足大趋势,又要用好小周期。

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未来国际秩序。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有观点认为中美势必走向冲突与战争。通过定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不同于“新冷战”的特征。总体上,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从特定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争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尽管如此,特定的结构起点及结构过程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总体上,中美两国政府有意管控分歧,增强合作,这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无论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进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限制美国对华“新冷战”。

中缅建交问题再探讨

中缅建交是当代中缅关系的起点。早在1948年12月,缅甸便初步决定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吴努政府更多考虑的是何时承认的问题。最终,在确定英国和印度即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缅甸于1949年12月16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中缅双方彼此猜忌防范,直到1950年6月8日两国才正式建交。历史记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共同塑造了建交前后的中缅关系,压制了两国在经贸关系和政治往来等国家利益层面的互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缅关系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双边关系,英国、印度和苏联等第三方经常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1953年,中国在外交政策中强调和平共处,缅甸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也开始奉行中立主义,国家利益在中缅关系中的优先性迅速提高,双方关系明显转暖。

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演进及对我国的启示

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是由英国等南极领土声索国主导建立,通过南极条约体系框架实现的。致力于保护南极环境的《马德里议定书》及附件五生效,确立了保护南极历史文化价值的关键机制。为了解南极大国主导下的南极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演进过程和内在动因,掌握南极条约体系对该议题的设置、监管以及在气候变化影响下的最新发展,从而使我国更好地参与南极文化遗产管理及相关议程讨论,及时提出本国文化遗产保护方案,系统梳理60年来南极文化遗产在南极条约体系下的管理情况,从设立历史遗迹和纪念物的时期范围、指定国、地理覆盖以及设立标准等四个维度进行全面分析,揭示南极条约体系下文化遗产管理存在的代表性不均衡、受领土声索国主导以及被领土声索国当作稳固或强化其主权的工具等问题;最后以南极半岛和罗斯海地区为例,结合南极大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动向,探讨我国参与南极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的合理路径。

新时代西方意识形态泛化现象解析与应对研究

意识形态泛化是指泛化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的功能、价值被过高估计,内涵外延得到扩大,超出其范畴应有的边界和限度,扩大了意识形态的范围和存在方式。西方意识形态泛化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物质化、文化化、符号化,它使人们的主体精神被压制,影响了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针对西方意识形态泛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要使意识形态建设回归日常生活,防止异化的价值取向,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抵制西方错误思潮,多途径多渠道推进意识形态建设工作。

战略工具与制华手段:美国干涉新疆事务80年(1943—2023年)

对美国而言,操弄和挑拨中国境内的分裂主义是一种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行为。自1943年到2023年,美国对新疆事务的介入和干涉已有80年。美国对新疆的政策选择从属于国际格局及对华战略。在二战后到冷战发端时期,新疆迅速成为美苏地缘政治争夺乃至冷战对抗的前沿。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剧变,美国甚至图谋把新疆打造为“区域反共政权”的阵地。在冷战结束前后,经过40余年的蛰伏,美国以人权框架和理论框架重拾和重构了涉疆问题,并将其作为对华牵制打压的棋子。自2017年以来,随着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转型特别是中美间权力的消长,美国不断加大对新疆事务的干涉和炒作力度,试图达到“以疆制华”之目的。纵观美国80年来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有两点是不变的:一是美国始终将操弄新疆分裂主义及干涉新疆事务,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二是美国的涉疆政策始终以意识形态为透镜,带有鲜明的“反共”色彩。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是为其亚太战略服务的,服从于其维持亚洲—太平洋霸权的深层次战略逻辑。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接过英国制造的所谓“西藏问题”,将其打造成兼具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效用、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的工具。从地缘政治看,美国炒作所谓“西藏问题”,旨在从西侧对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进行空间挤压,同时利用印度的地缘政治观使其在安全诉求上向美国靠拢。从意识形态看,美国企图借助第十四世达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抹黑中国国际形象,提升美国打压中国的“道义正当性”。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美国政府正抓紧为“后达赖时代”布局,以地缘安全、宗教和人权、水资源等问题为借口,将涉藏政策有机融入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之中,使之成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对达赖集团的资金援助大幅度提高,与“藏独”分子及印度政府的三边互动日益频繁。鉴于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呈现新趋势,中国需加强系统应对。

柬埔寨2023年回顾与2024年展望

2023年是柬埔寨完成历史性换届之年,柬埔寨政治、经济和外交工作总体过渡平稳。政治方面,以洪玛奈为首的年轻一代领导人顺利接棒,为确保新一届政府良好开局,人民党先与27个中小型政党签署结盟协议,暂时解决了国内政党林立、政见不和问题,再提出并落实“以人为本”的政策性项目,消除换届带来的不确定政治风险,使政府以更为平稳的姿态度过此次特殊的新旧换届期。经济方面,虽然政府下调了经济发展预期,但GDP增速仍达5.6%,这主要源于农业整体向好、工业发展平稳及服务业增势明显带来的积极效应,但经济高度“美元化”和三产比例问题仍是柬埔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面临的隐忧。外交方面,新一届政府重申外交原则,实施“大国平衡”战略,中柬关系实现提质升级,柬美关系出现新的转机,柬越特殊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展望2024年,柬埔寨第七届政府将开始逐步落实“五角战略”第一阶段规划,在财政预算缩减的情况下,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增强柬埔寨经济韧性,力求实现GDP增速达6.6%的目标。在“大国平衡”战略下,柬埔寨继续深化与中国关系,同时期望淡化与美国之间的分歧以打开外交新局面,建立更为开放和包容的国际合作关系。

大变局下中亚地区合作的特点、动因及影响

自1994年以来,中亚地区合作先是经历了1994—2005年的“创建—变迁—消亡”,而后陷入十多年的沉寂。在域内外多方面因素影响下,中亚国家在2018年前后加强地区合作,并在此后取得明显进展,突出体现为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晤实现机制化、合作议题和领域不断拓展、双边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地区制度和规范建设有所丰富。地区合作的重启和推进将赋予中亚一体化新动力,提高中亚地区自主性;引导域外行为体改变在中亚的行为方式,进而重塑中亚地区权力结构;对地区秩序稳定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提升中亚与域外国家的合作水平。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路径

共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不仅对推动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示范。中国与中亚国家是友好近邻,携手打造新型合作模式、构建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既是全方位发展国家间战略伙伴关系的长远任务,也是各国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的具体实践。命运与共的新型关系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历史文化联系和传统友谊的长期延续,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动力。中国与中亚国家间政治共识和相互信任不断加强,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优先方向重点推进,已经在多领域形成联动效应,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和促进共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中日韩三国合作“引重致远”

2024年5月27日,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韩国首尔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共同出席会议,并发表《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中日韩知识产权合作十年愿景联合声明》《关于未来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联合声明》等系列文件。

“两场冲突”背景下欧盟政策调整与中欧关系走向

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先后爆发,深刻改变欧盟地缘政治经济环境。欧盟内外挑战日益严峻,经济低迷不振,内部分化和矛盾增大,安全困境加剧。重重压力下,欧盟相关政策发生较大调整变化,经济上加大政府干预,政治上加强内部统合,安全和对外关系上强化地缘政治竞争。欧盟政策调整对中欧关系产生冲击和影响,突出体现在其对华政策上的矛盾性和摇摆性增大,消极因素有所增加。中欧关系虽然变得更为复杂,不确定性增多,但双方务实合作、彼此成就的大方向不会改变。

大变局加速演进下的中法关系

中法建交60年来,双边关系在元首外交引领下始终走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前列,两国交流合作不断深化,铸就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互利共赢、协同前行的双边关系典范。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法关系也受到诸如美国对华战略打压、欧洲地缘环境变化、法国政治格局调整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未来,中法应排除干扰、求同存异,继续在元首外交引领下,坚持伙伴关系定位,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人文、全球治理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法乃至中欧关系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