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跨区域合作与中国的角色:探寻新的多边合作范式

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合作是非洲发展和地区一体化的优先议程。受到大国竞争、地区安全挑战增加、能源转型和供应链安全问题凸显等因素的驱动,不仅非洲国家加快推进跨区域合作,而且域外国家也更加重视对非洲跨区域合作的参与。美欧对非合作正经历从传统的发展援助转向战略性经贸投资的范式转变,使围绕非洲关键发展走廊的竞争成为地缘政治经济竞争的重要形态。中国是非洲跨区域合作和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及突出贡献者。随着中非合作从双边向多边和区域扩大、从项目合作到战略对接、从工程建设到全链条参与的演变过程,中国参与非洲跨区域合作对构建新的中非多边合作范式提出了更高要求。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支持非洲跨区域发展、打造陆海联动、协同发展的中非互联互通网络正是对这一现实要求的回应。为深化中非关系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非应挖掘中国参与非洲跨区域合作的潜力,加强多边协调合作,持续提升中非合作的层次、结构和水平。

技术鹰派、国家安全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地缘政治对抗相互叠加的背景下,技术因素对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塑造作用越发突出,科技界与国家安全战略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对华“科技冷战”,与美国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对华施压相互关联。美国科技企业、风险投资机构等社会性力量和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日益密切,涵盖商界、政界和学界精英的技术鹰派势力逐步成形。技术鹰派认为,美国须牢固捍卫自身技术领导地位,推进对华技术“脱钩”,甚至设法令中国的技术水平倒退,进而以强大的美国技术实力实现对华“竞而胜之”的目标。美国政府着眼对华战略竞争,加快推动构建国家安全创新网络,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与高科技企业的合作更趋深化,美国创新生态的国家安全导向更为突出。加大对华科技竞争已经成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共识。考虑到美国科技界精英对特朗普的支持,以及副总统万斯、特朗普家族等与硅谷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华科技施压力度或将增强,技术鹰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将更为突出。

从1.0到2.0:特朗普政府对华安全战略的延续与政策变化

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以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回归落幕。从“特朗普1.0”到“特朗普2.0”的八年间,国际安全环境、中美关系、美国政经态势以及特朗普个人状态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安全环境日益严峻并进入历史转折点;中美关系因美方对华战略竞争而陷入历史低谷;美国自身政治与社会持续撕裂且经济状况存在隐忧;美国国内期待“特朗普2.0”明确回应国内诉求;特朗普个人则在偏好商人思维的同时也凸显强势与遗产导向。比较而言,“特朗普2.0”的对华安全战略将突出延续性,将延续拜登政府的相关政策,体现为延续对华战略竞争、推进“拜登+特朗普”复合议程并继续将经贸议题置于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地位。在延续战略之下,“特朗普2.0”的对华政策也有可能呈现出一些变化,表现为对外事务聚焦于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而非中国、经贸作为个人偏好成为主线后的不可控性、国际与国内两个维度对其经贸政策制造的更大压力以及陷入历史低谷的中美关系面对新“特朗普冲击”的自限性。

深耕东盟,传播中国声音:地方媒体区域国际传播的路径探索

地方媒体在我国的对外传播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广西云数字媒体集团作为广西地区的主流媒体,积极推进以东盟为重点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广西云通过推出各类国际传播内容,并与东盟各国媒体进行交流合作,有效提升了广西的国际影响力。然而,广西云在对外传播中仍面临诸多问题,导致自身在国际话语权的建构上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在未来的规划建设中,广西云应继续深化理论研究,总结实践经验,为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全面发展添砖加瓦。

越南对中美两国“双向制衡”战略的演变与中越合作前景

越南将中美两国视为其对外战略的两大优先目标。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越南认为中美将在亚太地区形成所谓的G2结构,并基于此开始在中美之间奉行“双向制衡”战略,利用中美两国相互制衡,确保越南利益的最大化。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越南对中美两国的战略虽有所调整,但并没有偏离原有的总体框架。越南认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是两国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虽然美国居于主动地位,却很难击败中国。基于上述判断,越南依据其国家利益在不同的领域里分别选择与中国或美国合作:一方面提升越美关系等级,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高科技领域里优先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又出于大国平衡的需要接受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国在传统领域和新兴非战略性领域里加强合作。在上述政策下,越南总体上继续在中美间维持着相对平衡,但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越美间更注重国家安全领域沟通,而中越则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和务实合作。随着两国领导人就共建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中越关系呈现出稳步提升之势,为两国合作开辟了新的空间。

意识形态竞争与美国对华舆论战

自特朗普第一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对华舆论场意识形态竞争加剧,形成“全政府”“全社会”参与的态势,此后的拜登政府延续此战略。政府引领舆论,政治领袖深化导向,智库与学术界提供理论支持,民间团体炒作话题,多元化传媒体系传播不利舆论。美国还与西方其他国家联动设置经贸、人权、国家安全等议题。成因包括中美实力接近、意识形态差异、美国政党策略选择及历史问题。我国应积极应对,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升文化影响力,坚定对抗舆论攻势,揭露并击破阴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稳定。

国际关系演变的技术政治解释——以美国对华技术博弈为分析视角

传统国际关系研究常常忽视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仅将技术看作是经济和军事的天然附属。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深刻嵌入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技术的“杠杆和重塑作用”不断增强,进而重构全球技术竞争模式,引发国际关系的深层次演变。当下,技术竞争呈现出参与门槛高、竞争对抗意识浓、产业链和价值链战略地位空前突出等特点。同时,新技术本身所呈现的颠覆性、快速迭代性和涌现性等特征愈发受到关注。美国对华在新技术领域的“切割和封锁”策略,在瓦解全球技术共享生态的同时,迫使技术竞争的双方主动和被动地进入更激烈的博弈状态,导致全球治理出现新难题,进而给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

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中美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美两国围绕“多边主义”的交锋愈益激烈。美国宣称其一贯遵循“多边主义”,中国则指责美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那究竟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呢?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分析认为,美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选择性进出、追求国际多边机制利己性优先并蓄意打造竞争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体现着“伪多边主义”的特征;中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广泛性融入、推动国际多边机制公平性改革和积极创建合作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反映了“真多边主义”的特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真正的多边主义”至少应该具备广泛性、公平性和合作性三个核心特质,这既是区分中美多边外交的主要依据,也是辨别真伪多边主义的主要标准。

大趋势与小周期作用下的中美关系

当下中美关系的演变既受到大趋势的影响,又受到小周期的作用。从2023下半年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以加强对话与交流、谋求稳定与缓和为特征的小周期。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出现小幅调整,加强接触和交往,在经贸问题上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调整对华政策定位;中国对美政策在坚持斗争的同时,也根据形势变化引导与塑造美国对华政策。旧金山元首会晤对推动两国关系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目标,并在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动合作重返双边关系议程,有助于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美国能否务实确定其对华政策的目标,及在经贸与安全领域对华竞争的合理边界。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既要立足大趋势,又要用好小周期。

泛安全化现象与南亚东南亚政治经济形势演进

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包括南亚东南亚次区域在内的中国周边地区地缘格局深入演化,区域局势和地区秩序出现了显著变动与重大调整。不论是从区域整体态势变化角度看,还是从区域内主要行为体政治经济形势演进视角分析,南亚东南亚区域受到了国际格局演化驱动方式和方向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化、美国全球战略调整、俄乌冲突等三大因素影响。后疫情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更加极端化,中美博弈加速了中国周边地区力量格局演变与秩序重组。美国凭借联盟体系化优势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极限施压,加深了中美矛盾。中美斗争外延至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催生出周边多国的对华机会主义策略与选边站队的行为。未来,中国周边地区泛安全化趋势将进一步凸显,中国经略周边的安全挑战将明显增加。

美国“中国行动计划”的演进和后果评析

“中国行动计划”是特朗普政府试图运用司法手段构建美国的学术、商业、情报和网络信息安全体系,以实现对华科技遏制的重要政策规划。该计划主要以法律诉讼的方式,对参与协助中国科技发展的美国科学家进行追责。自该计划于2018年11月启动以来,有数百名美国科学家遭到调查和起诉,其中多数是华裔。这项计划出台的背景包括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对中国“窃取”其技术的担忧逐渐上升,美国反华势力对华侨华人长期存在歧视和偏见。“中国行动计划”遭到美国有正义感的政府官员、学界精英、社会组织和美国华人社会的强烈批评。虽然拜登执政后,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该计划,但其精髓却被保留,并以更隐蔽、更精准的形式继续发挥着作用。

印尼公众的“中国崛起”认知:基于“寰球民意指数”(2023)的实证分析

以“寰球民意指数”(2023)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客观评估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公众对“中国崛起”的现状认知、潜力认知、态度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崛起”在印尼公众心目中已成客观事实,印尼社会高度认可中国的未来发展潜力,并对“中国崛起”持乐观友好态度。印尼公众的双边关系认知、华人群体认知、南海问题认知及媒体接触频度对“中国崛起”现状认知具有显著影响,印尼公众的双边关系认知、“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南海问题认知与“中国崛起”潜力认知显著相关,印尼公众的经贸往来认知、“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华人群体认知及南海问题认知显著影响其看待“中国崛起”的态度。

美国涉疆舆论战:政治媒介化与舆论外交

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新疆发起一波波舆论战,罗织的罪名令人匪夷所思。文本以政治媒介化理论观照美国涉疆舆论战。政治媒介化指在美西方市场逻辑作用下,政治逐渐依赖、内化媒介逻辑,政治过程受媒介逻辑长期形塑的现象。美国涉疆舆论战通过政治媒介化策略,将其遏制中国的目的隐蔽地转换为一个个“悲情故事”,妄图实现其舆论外交目的。文本深入剖析了美国涉疆舆论战中的政治媒介化过程与策略,揭露了美国涉疆舆论战的真相与本质。

美国媒介认知竞争实践与中国应对

媒介武器化时代,信息载荷与舆论角力共同塑造认知竞争环境,不同价值体系国家驾驭人群思维干扰社会认知以达到战略传播制胜的目的,美国借此占据优势地位。国际关系变动影响认知竞争格局,多元社会文化拓展认知竞争题域,传播技术迭代重塑认知竞争形态,新媒体重构多样化认知竞争方式。为使认知竞争致效,中国还需以认知测绘驱动精准传播战略实践,健全高效传播链路,强化认知塑造投放策略,基于区域国别传播生态构建立体传播矩阵。

“三大倡议”与新时期中国的中亚外交

自2021年以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性倡议。“三大倡议”不仅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案,而且为中国的中亚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战略引领。中国同中亚五国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中亚外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当前,中国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助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安全;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进而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走上更加稳定和友好的发展轨道,并保障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取得更多切实成效。

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未来国际秩序。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有观点认为中美势必走向冲突与战争。通过定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不同于“新冷战”的特征。总体上,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从特定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争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尽管如此,特定的结构起点及结构过程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总体上,中美两国政府有意管控分歧,增强合作,这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无论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进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限制美国对华“新冷战”。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是为其亚太战略服务的,服从于其维持亚洲—太平洋霸权的深层次战略逻辑。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接过英国制造的所谓“西藏问题”,将其打造成兼具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效用、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的工具。从地缘政治看,美国炒作所谓“西藏问题”,旨在从西侧对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进行空间挤压,同时利用印度的地缘政治观使其在安全诉求上向美国靠拢。从意识形态看,美国企图借助第十四世达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抹黑中国国际形象,提升美国打压中国的“道义正当性”。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美国政府正抓紧为“后达赖时代”布局,以地缘安全、宗教和人权、水资源等问题为借口,将涉藏政策有机融入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之中,使之成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对达赖集团的资金援助大幅度提高,与“藏独”分子及印度政府的三边互动日益频繁。鉴于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呈现新趋势,中国需加强系统应对。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路径

共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不仅对推动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示范。中国与中亚国家是友好近邻,携手打造新型合作模式、构建地区国家命运共同体,既是全方位发展国家间战略伙伴关系的长远任务,也是各国全面深化战略合作的具体实践。命运与共的新型关系是中国与中亚国家历史文化联系和传统友谊的长期延续,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动力。中国与中亚国家间政治共识和相互信任不断加强,务实合作持续深化,优先方向重点推进,已经在多领域形成联动效应,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对于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和促进共同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美国在经贸与科技领域对华立法趋势及影响

拜登政府加强对华经济与科技领域竞争,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先后通过了《基础设施投资与就业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但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认为拜登政府做得还远远不够。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设立了对华竞争特别委员会,并推出具有两党共识的战略报告——《重置、预防、建设:赢得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经济竞争的战略》,继续强化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对华竞争。该战略体现了两党议员的共同价值取向,将成为未来美国国会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对华立法的主要方向。这些潜在的法案将在科技和经贸领域给中美关系制造更多麻烦、带来更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