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介认知竞争实践与中国应对

媒介武器化时代,信息载荷与舆论角力共同塑造认知竞争环境,不同价值体系国家驾驭人群思维干扰社会认知以达到战略传播制胜的目的,美国借此占据优势地位。国际关系变动影响认知竞争格局,多元社会文化拓展认知竞争题域,传播技术迭代重塑认知竞争形态,新媒体重构多样化认知竞争方式。为使认知竞争致效,中国还需以认知测绘驱动精准传播战略实践,健全高效传播链路,强化认知塑造投放策略,基于区域国别传播生态构建立体传播矩阵。

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中美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美两国围绕“多边主义”的交锋愈益激烈。美国宣称其一贯遵循“多边主义”,中国则指责美国“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那究竟何为“真正的多边主义”呢?本文通过对中美两国多边外交实践的比较分析认为,美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选择性进出、追求国际多边机制利己性优先并蓄意打造竞争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体现着“伪多边主义”的特征;中国的多边主义具体表现为对国际多边机制的广泛性融入、推动国际多边机制公平性改革和积极创建合作性国际多边机制,整体上反映了“真多边主义”的特征。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真正的多边主义”至少应该具备广泛性、公平性和合作性三个核心特质,这既是区分中美多边外交的主要依据,也是辨别真伪多边主义的主要标准。

美国年轻一代的政治观点与对华认知

代际政治是理解美国政治的重要视角。20世纪以来,不同代际之间美国人的政治观点有着明显的不同。相较于中老年人,美国年轻一代(即千禧一代、Z世代和Alpha一代)的政治观点与对华认知有了很大的改变。在政治议题上,他们更加关注自由主义议题。在政党倾向上,他们也更加亲民主党。美国年轻一代有着高昂的参政热情,年轻的选民在选举中很积极,一些年轻的政客已经进入了国会和政府。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年轻人是一股积极的变革性力量。年轻一代美国人对中国有着更积极的看法,对中国的实力有客观的认知并更愿意参与到中美交流之中,并且相对能够客观、全面、公正看待中美关系。随着这一代年轻人成为选民的主体,未来成为负责对华决策的官员,中美关系有可能将迎来积极的变化。但是,年轻人的认知并未定型,美国年轻人的对华态度在未来也存在着变数。

大趋势与小周期作用下的中美关系

当下中美关系的演变既受到大趋势的影响,又受到小周期的作用。从2023下半年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以加强对话与交流、谋求稳定与缓和为特征的小周期。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出现小幅调整,加强接触和交往,在经贸问题上采取较为务实的态度,调整对华政策定位;中国对美政策在坚持斗争的同时,也根据形势变化引导与塑造美国对华政策。旧金山元首会晤对推动两国关系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了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目标,并在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动合作重返双边关系议程,有助于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取决于美国能否务实确定其对华政策的目标,及在经贸与安全领域对华竞争的合理边界。中国处理对美关系,既要立足大趋势,又要用好小周期。

结构起点、政策选择与中美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中美关系的走向决定未来国际秩序。从结构现实主义出发,有观点认为中美势必走向冲突与战争。通过定位中美所处的结构起点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在经济、安全、意识形态和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关系具有不同于“新冷战”的特征。总体上,经济结构是发展导向的,安全环境是和平导向的,意识形态是包容导向的,解决全球性挑战是合作导向的。从特定的结构起点出发,中美关系走向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优先选项,而走向冲突和战争代价巨大、成本极高。尽管如此,特定的结构起点及结构过程能否持续发挥作用,也取决于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总体上,中美两国政府有意管控分歧,增强合作,这有助于避免中美关系滑入“新冷战”。无论未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变化,中国要更为积极地塑造中美关系,推进有利于发展、和平和多元的结构进程,提升结构的和平性、互利性和稳定性,借助结构的力量来限制美国对华“新冷战”。

战略工具与制华手段:美国干涉新疆事务80年(1943—2023年)

对美国而言,操弄和挑拨中国境内的分裂主义是一种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行为。自1943年到2023年,美国对新疆事务的介入和干涉已有80年。美国对新疆的政策选择从属于国际格局及对华战略。在二战后到冷战发端时期,新疆迅速成为美苏地缘政治争夺乃至冷战对抗的前沿。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剧变,美国甚至图谋把新疆打造为“区域反共政权”的阵地。在冷战结束前后,经过40余年的蛰伏,美国以人权框架和理论框架重拾和重构了涉疆问题,并将其作为对华牵制打压的棋子。自2017年以来,随着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转型特别是中美间权力的消长,美国不断加大对新疆事务的干涉和炒作力度,试图达到“以疆制华”之目的。纵观美国80年来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有两点是不变的:一是美国始终将操弄新疆分裂主义及干涉新疆事务,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二是美国的涉疆政策始终以意识形态为透镜,带有鲜明的“反共”色彩。

美国“中国行动计划”的演进和后果评析

“中国行动计划”是特朗普政府试图运用司法手段构建美国的学术、商业、情报和网络信息安全体系,以实现对华科技遏制的重要政策规划。该计划主要以法律诉讼的方式,对参与协助中国科技发展的美国科学家进行追责。自该计划于2018年11月启动以来,有数百名美国科学家遭到调查和起诉,其中多数是华裔。这项计划出台的背景包括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中美关系恶化,美国对中国“窃取”其技术的担忧逐渐上升,美国反华势力对华侨华人长期存在歧视和偏见。“中国行动计划”遭到美国有正义感的政府官员、学界精英、社会组织和美国华人社会的强烈批评。虽然拜登执政后,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该计划,但其精髓却被保留,并以更隐蔽、更精准的形式继续发挥着作用。

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解析

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对美外交以寻求支持为重点,提高对美合作的主动性;对华外交以增进互信为重点,坚持理性务实的主基调;地区外交则以“再平衡”为重点,意在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走向。对新加坡来说,这些发展既是提升战略自主程度、追求“小国大外交”的需要,也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还是塑造大国间竞合关系、维持地区均势格局的需要。不过,与美国的深度伙伴关系、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以及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加坡平衡外交政策的发展。对此,中国应持理性态度,并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予以积极引导。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基于美国亚太战略的考察

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是为其亚太战略服务的,服从于其维持亚洲—太平洋霸权的深层次战略逻辑。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接过英国制造的所谓“西藏问题”,将其打造成兼具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双重效用、对中国施加战略压力的工具。从地缘政治看,美国炒作所谓“西藏问题”,旨在从西侧对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进行空间挤压,同时利用印度的地缘政治观使其在安全诉求上向美国靠拢。从意识形态看,美国企图借助第十四世达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力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抹黑中国国际形象,提升美国打压中国的“道义正当性”。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美国政府正抓紧为“后达赖时代”布局,以地缘安全、宗教和人权、水资源等问题为借口,将涉藏政策有机融入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之中,使之成为“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政府对达赖集团的资金援助大幅度提高,与“藏独”分子及印度政府的三边互动日益频繁。鉴于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涉藏政策呈现新趋势,中国需加强系统应对。

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基本共识与关键分歧

自2018年美国对华政策转向强硬以来,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都主张对华战略竞争。这表明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达成基本共识,将中国作为“主要挑战与对手”,逐渐偏离过去的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以竞争为主的对华政策。尽管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在转向强硬方面具有共识,都以战略竞争概括其对华政策,但在对华强硬程度上存在分歧,且两党在对华战略定位、政策目标、竞争强度与合作意愿方面也不尽相同。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关键分歧,就是民主党试图坚持对华战略竞争,同时确保中美竞争不失控;共和党则倾向于对华更激烈的竞争,对华政策具有较强的对抗色彩。美国两党对华政策出现分歧,既有两党背后的利益群体与价值观存在差异的深层原因,也有两党政策精英的对华交往水平存在差异的因素。未来,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也有趋同演进的可能。中国需积极应对,加强与美国保守派的政策交流,尽快确立发展中美关系的指导原则,尽力牵制共和党对华战略中的消极倾向,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中美博弈下的中国香港双重转型

中国香港经历了从西方世界与内地物资交流主要通道向内外资交流合作枢纽的转型,背靠祖国是中国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重要因素。美对港政策与其在港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更多服从与服务于其对华战略。美国对华政策从“遏制+接触”战略已经转向“遏制+竞争”战略,对中国香港曾经的“西式民主橱窗”和“经济金融桥梁”的定位也随之转向“遏制中国前线”定位。这种定位转型,意味着中国香港历史的特殊性红利基础动摇,利益固化藩篱所导致的各种结构性社会撕裂将进一步凸显。拥有全球最大实体经济的中国将以更大开放应对美国的选择性对华“脱钩”,这就要求中国香港在全球化秩序的重新洗牌和重构进程中,尽快找准自己的新定位,将联通世界和融入祖国有机结合,积极有效地推动自我转型。

美国涉华“虚假信息战”建构、演进与效应——以特朗普政府为例

“虚假信息战”正在成为当今国际竞争的主要权力斗争形式之一,特朗普政府涉华“虚假信息战”是颠覆美对华接触战略、构建全面竞争战略的重要手段与加速器。其主要路径是通过对西方主要信念、观念逻辑的异化解读与叙事,来定性中国发展模式、内外政策及战略与国际社会规范及美国战略利益的对立性、冲突性,构建敌对化的对华战略认知结构,顺势推动全面竞争战略。其具体表现形式是,用意识形态化的叙事诋毁中国改革开放成就,臆造中美互惠合作及人文交流的恶性意图,以华为与政府“情报合作”的虚妄假定为理由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在国际上的发展空间,用似是而非的材料夸大“一带一路”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挑战,削弱“一带一路”的影响。由于中美不对称的国际话语结构及西方受众受其价值观的影响,涉华“虚假信息战”在凝聚西方疑华、遏华认知与对华竞争战略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此,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开放、和平崛起的总目标,提升对外“讲故事”的能力,争取一定程度上化解对中国的种种不实战略认知,重塑中国文明大国与国际社会贡献者的话语结构。

美国外交精英的对华错误认知剖析

本文对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近期关于“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主导性国家”的相关言论进行分析,认为其误解了中国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夸大了冷战叙事对当代世界事务的可借鉴性。从更深层次因素看,伯恩斯对中国和东亚事务的相关知识积累不足以帮助其准确理解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其秉持的自由主义立场也阻碍了他对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大国特性的认识。伯恩斯等美国外交精英心灵深处的一套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一定程度上是美国昔日辉煌的余晖。

中美气候竞合背景下中国的“碳权力”及其维护

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进行良性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到全人类的未来。中国也需要通过“碳权力”护持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碳权力”是一种国家持有的、基于已有气候治理和碳排放制度、合法且渐进的间接制度性权力。它有着特定的类属、发生机制、内涵及其性质。中国维护“碳权力”的路径分为四个层面。首先,要通过与美国进行良性的新能源技术竞赛维护“碳权力”。其次,努力构建“碳联盟”,积极拓展海外关键领域投资规模。再次,针对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碳正义”施压,中国应防范化解“碳正义”的政治宣传性质,实施稳健的环境和能源政策,维护“碳权力”。最后,中国应主动推进中美两国气候治理合作,构建负责任大国形象。

“民主峰会”当休矣

2024年3月18—20日,美国主导的所谓第三届“民主峰会”,在韩国首尔粉墨登场。“民主峰会”延续一贯的政治操弄风格,充斥着自我标榜和空洞口号,再一次暴露了美国借民主之名、行霸权之实的险恶用心。

美国“重返亚太”以来海岸警卫队的角色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海岸警卫队经历了奥巴马政府侧重“培训与援助”的亚太外交角色、特朗普政府聚焦“持久与专业”的印太部署角色到拜登政府承担“重要与核心”的国家安全角色等三个阶段的调整,实质上完成了从海上执法合作的外交工具属性到服务大国竞争的国家安全属性的转化过程。美国海岸警卫队角色的调整是出于充当美国亚太战略软实力工具、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应对“混合威胁”与实施“一体化威慑”、完善海域态势感知体系布局以及自身建设发展的需要。这种角色转换将促使中国周边海上安全形势更加复杂,挤压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海上合作空间,威胁中国海洋资源权益与渔船民安全,损害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形象,以及配合美国政府深化北极战略竞争等。但美国海岸警卫队参与“印太行动”仍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其对华影响将受到一定限制。鉴于此,中国在提高认识的同时,要积极利用好美国海岸警卫队参与亚太行动的掣肘因素来制定应对之策。

美国企业对美国对华政策转型的应对

自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战略竞争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强硬。部分经营涉华的美国企业为了防范中美竞争风险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具体措施包括规避中国供应链、减少对华投资、拆分在华业务、退出中国市场等。美国企业还积极游说美国政府以影响对华政策,但主要成果限于为自身谋取特殊利益,并不能阻止对华强硬政策的出台。美国企业屈从于政府的对华政策,根源在于美国政府将对华竞争和安全考量置于经济利益之上,同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和反华共识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中国香港的制裁:发展演变、主要特点与应对路径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近年来美国对中国香港频施制裁,这既是美国干预中国香港事务的具体方式,亦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港制裁深嵌于干预中国香港事务的具体实践之中,其使用的制裁手段多种多样,包括经济制裁,打造负面认知,炮制涉港报告,拉拢“盟友”等。这些制裁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因意识形态相异对我国进行政治施压、频繁且较大范围对个人实施制裁、取消中国香港在贸易领域的特殊地位、在制裁中表现出逆转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试探。美国对港制裁也在威胁我国国家安全、抹黑“一国两制”、阻挠国家安全法律在中国香港实施、为盟友带来“示范效应”等多方面对我国产生负面影响。我国应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从立足战略全局增强应对美国对港制裁的战略主动、树立长线思维依法划定美国涉港活动“红线”、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完善中国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治体系、针对“关键少数”落细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等方面综合着力,有效应对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港制裁。

中国—东盟提升战略互信的演进历程与深化路径

东盟是中国山水相依、心手相牵的好友邻。加强与东盟国家战略互信,有利于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中国与东盟经济社会互利共赢、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中国与东盟战略互信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不同历史阶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下,中国与东盟提升战略互信需要持续强化高层互动交往,坚定支持和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全方位打造地区普遍安全新格局,深入挖掘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领域新潜能,全面加强双方文化交流合作,才能持续推动中国—东盟战略互信朝着新的目标不断迈进。

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的最新进展、影响及建议

近年来,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不断升级,审查范围不断扩大,造成我国企业赴美投资并购频繁受阻,科技投资断崖式下跌,“中概股”大幅缩水。文章系统研究了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的理论溯源、最近政策动向,以及发展趋势,并结合案例研究,分析了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的重点与特征。研究认为,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在微观层面对我国企业赴美投资并购造成较大影响,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与投资布局;在宏观层面,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安全,乃至地缘政治等方面造成深远影响。短期我方应深入跟踪研判主要国家投资审查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谈判,打破美国战略联盟封锁;长期应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