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民政府对缅遣侨问题初探

二战期间,英美两国倡导创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统筹协调战后世界各国难民的救助与遣返工作。战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指导与帮助下,国民政府精心筹划组织,动用大量人财物力,开展艰苦卓绝的东南亚华侨遣返复员工作。因国民政府对缅遣侨过程最为复杂,外交交涉最为困难,遣返人数亦最多,故成为整个遣侨工作的重中之重。

海外华侨华人在侨务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定位与实施路径

随着地缘政治权力格局的变迁,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对此,中国的和平发展迫切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基于我国特有的侨胞优势和公共外交的意涵,中国政府因应提出并谋划侨务公共外交。挖掘以新移民为主体的海外华侨华人在我国侨务公共外交实施过程中的功能角色以及因应的实施路径,有助于提升该系统工程的绩效。

民国时期新疆俄属中亚难民的安置和遣返

1916年俄国中亚起义导致了大批俄国哈萨克族、布鲁特族等大批难民逃入新疆。通过对俄属中亚难民逃入新疆的背景、进入新疆的原因以及新疆地方政府处理难民的措施的分析,可知民国时期俄属中亚大批难民涌入新疆,直接影响到新疆的社会稳定和边疆的安全,引起新疆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以杨增新为首的新疆地方政府,对涌入新疆的俄属中亚难民进行比较稳妥的安置和遣返,维护了当时新疆的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

俄国犹太人来华之潮流和哈津沪俄犹社团的形成与发展

19世纪80年代起在俄国和东欧掀起的反犹狂潮,导致几万俄国犹太人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中国东北,再辗转南下,形成了哈尔滨、天津、上海三个俄犹社团。其间,中国东方铁路的修筑、俄国在华势力的兴衰、日俄战争、俄国190 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和日本侵占东北等一系列事态发展,又成了推动俄国犹太人先是来到东北,后来又离开东北南下的动因。来华俄国犹太人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其一,经过艰苦拼搏,逐渐成为中产阶级。其二,希望在中国长期居留,努力融入中国文化。其三,社团意识强,社区活动积极。他们逐渐成为来华犹太人中最有影响的中坚力量。

从华侨华人参与东南亚电影产业的历程看自身社会角色的变迁

电影艺术传播到东南亚之初,华侨华人就开始参与电影的创作和传播。华侨华人参与电影产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华侨华人从中国引进电影和戏剧作品;第二阶段是华侨华人在创作的电影中融入东南亚文化元素;第三阶段是华侨华人创作电影传播东南亚文化。华侨华人在电影创作过程中,从对单一族群的关注转变成对东南亚社会的整体关注,体现了华侨华人群体对东南亚文化从"他者"到"参与者"再到"传播者"的变化历程。华侨华人社会对电影这一古老而年轻的艺术形式在观念上的变化,折射出华侨华人自身心态上的变化。

义乌阿拉伯穆斯林的文化调适之剖析

在浙江义乌,绝大多数的外商是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该群体除从商外,其实还面临着文化上的调适问题。而在社会管理方面,政府有关部门也有压力和难度。本文认为,汲取中国古代王朝曾经实行过的"蕃坊制"中的历史经验,以及吸收新加坡、日本等国在管理外籍穆斯林方面的做法,提供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和配套措施,将有助于来华居住的阿拉伯穆斯林较快地完成文化上的调适。

家庭企业传承制度面临的抉择——美国家庭企业研究对华人家庭企业的启示

家族企业对世界各国经济的贡献以及重要性已经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家族企业的发展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保证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代际平稳过渡是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对此,美国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而华人家族企业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但学术界对华人家族企业传承问题的研究却相对缺乏。本文结合美国家族企业传承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了美国家族企业传承规划的实施现状,然后对比了华人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中出现的问题,最后对华人家族企业如何建立和完善传承机制提出了具体建议。

埃及与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其8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几经沉浮,现已成为当前埃及境内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并将对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的政局走向、社会转型产生巨大影响。对穆斯林兄弟会的研究不能囿于惯性思维而将其视为"激进组织",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还原其历史真相,特别是要看到该组织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对自身"激进思想"的修正,从而对它有更加全面、公正的认识。

“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发展趋势

"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穆兄会的发展呈现出两条主线:一是穆斯林兄弟会得以合法建党,体现了其强势发展的一面;二是穆斯林兄弟会青年一代的自由派从其母体中分离。本文通过考察穆斯林兄弟会在此次埃及革命后的新动向,研究其政治发展的各种因素和模式,并分析其发展趋势。

中国早期驻外使节与东南亚的华侨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东南亚华侨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晚清朝野对外认识的不断变化,东南亚的华侨问题也逐步受到晚清政府的重视。其间,以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人为代表的早期驻外使节,对华侨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的护侨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东南亚广大华侨的利益,在晚清政府的华侨政策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战后归国华侨复员菲律宾的交涉

二战结束后,归国菲律宾华侨迫切想返回原侨居地复业,国民政府就此问题与菲律宾政府进行交涉。华侨重返原侨居地不是简单的移民问题,也符合联合国救助战争难民的政策,然而复员结果却差强人意。独立后的菲律宾基于其自身的考虑,虽不敢公开反对华侨复员,却利用甄审侨民资格、分期分批返回等手段加以拖延,尽量减少侨民的入境人数。美国的袖手旁观,联总的有心无力,加上国民政府因时局动荡而自顾不暇,华侨复员工作未能取得积极成果。

华人华侨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功能与路径

随着地缘政治权力格局的变迁,我国的外交环境和形象并未得以根本性好转。为此,需要系统规划和深入实施公共外交。有鉴于我国特有的侨胞优势,挖掘海外华人华侨在我国公共外交实施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对我国公共外交战略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俄国侨民及其社会生活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北京不仅持续扮演着文化古都和政治中心的角色,并且也发挥近代外交和国际交往的重要作用。自19世纪中期以来,在北京形成的特殊的"外国人世界"中,俄罗斯(苏联)侨民社会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案例。20世纪20年代,北京俄侨群体的命运伴随着中国动荡的政治局势而起伏,伴随着中俄与中苏关系的波澜而变化。

论二战后初期中苏关于新疆苏侨的交涉

二战后初期 ,苏联出于国内需要 ,改变从前对在华俄罗斯人的政策 ,公然违犯国际法 ,在新疆大肆发展“苏侨” ,不仅使新疆的“苏侨”人数猛增 ,而且出现了众多具有中、苏双重国籍的各族群众。这些人的流动和出境 ,严重地影响了新疆政局的稳定和中国的国家安全。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发展问题调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归侨侨眷调查研究系列之三

在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居住着一个特殊群体:归侨,也叫"归难侨"或"难民"。他们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受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国"排华"风波而回国的。当前,广西、云南共有归侨侨眷近200万人,其中青年超过50万。这个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包括历史遗留问题、"文化孤岛"问题以及社会网络局限问题。同时,他们也有很多发展优势,包括"跨文化"优势、语言优势和跨国亲缘优势。他们要发展,宜在跨国教育、跨国就业等方面做出努力。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归侨侨眷的历史与现状(云南篇)——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归侨侨眷调查研究系列之一

历史上广西和云南有不少人移居到邻近的越南、老挝等东南亚邻国。1949年以后,东南亚国家发生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共有数十万华侨被迫回到中国,其中有20多万归侨被安置在广西、云南。目前,广西、云南共有近200万归侨侨眷,他们主要集中居住在58个安置归侨的农林场,少部分散居在农村。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归侨侨眷的历史与现状(广西篇)——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归侨侨眷调查研究系列之二

广西人移居越南、老挝等东南亚邻国的历史至少可上溯至汉朝,至今已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1949年以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发生了三次比较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导致数十万华侨被迫回到中国,其中有约15万名归侨被安置在广西。目前,广西共有约120万名归侨侨眷,他们主要集中居住在45个安置归侨的农林场,少部分则散居在农村。

当前新华侨出入境权益保护刍议

在明确新华侨权利和义务及其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应当渐进有序地推进相关政策法规调整,维护新华侨的出入境合法权益,切实依法保障他们归国居留的权利。

中国东北俄侨妇女的数量、年龄结构和社会状况

俄国人进入满洲（中国东北地区，下同）是在19世纪末，并主要与修筑中东铁路有关。中东铁路连结俄国欧洲部分与其远东边陲，是通过相邻的中国领土的一段铁路。这个时期中国东北部的民族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复杂的。

义乌阿拉伯商会的功能透视

目前义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也是中东地区在中国设立的最大贸易基地。21世纪初,阿拉伯商会、阿拉伯商人俱乐部在义乌相继成立。阿拉伯商会组织致力于服务商会会员和帮助会员融入义乌社会的工作等。如何使在义乌的阿拉伯商会组织能够公开、合法地活动,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