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在国联围绕伪满洲国交涉始末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将日军武装入侵东北问题,依据国联盟约申述到国联。从1932年9月22日,国联行政院第一次讨论中日纠纷会议开始,中、日在国联围绕日军撤兵问题展开交涉。到12月10日,在中日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成立国联调查团来中国调查,其间,日本为转移视线,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从此中日又围绕“一·二八”事变展开交涉。在中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前,日军已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从此中日又围绕伪满洲国问题开展交涉。《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虽认定伪满洲国为非法政府,但伪满洲国已既成事实,且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退出国联,使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调解政策失败,国联调解失败是列强推行绥靖政策结果,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1932)

20世纪30年代初,外国资本家已成为上海权势结构的组成部分。关于他们在中日冲突中的行为,世间流传着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认知。回归历史现场,他们的行为具有多歧性,其真实想法是渴望消弭抵货运动,维系特权。抗战不仅是民族国家的博弈,也是阶级的相互作用。外国资本家的集体意识,源于其双重社会存在。作为治外法权造就的贵族,他们为特权而欲打压中国群众运动;作为先觉的资产阶级,他们又将现代价值带给民众;而初觉的中国平民,发动抵货,戳中其软肋。恰如马克思所论,他们陷入困局,钱包、王冠不可兼得。民众继续抵货,他们不愿放弃其一,遂诉诸速战速决的武力。此相互作用,即中日冲突有限暴力化、有限损华化的社会根源之一。

明清时期赴华身故越南使臣研究

明清时期,中越两国建立了制度化的朝贡关系。奉命北使多被越南文士引以为荣,然而朝贡出使却潜藏着种种人身风险。有的越南使臣由于积劳成疾、病剧不治、交通意外、政局动荡等原因,不幸丧亡于中国。对使华身故的越南使臣与随行人员,明清朝廷依例遣官治丧、谕祭赐赙、置地安葬或派人护送棺柩回国,越南亦按例赐祭、追赠官爵,递运其棺柩归贯安厝。这既体现了明清“体恤远人”的一贯原则,又反映出中越两国为维系朝贡体系所承受的较大负担。由此可理解中越朝贡关系政治需求的实质,以及出使一事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荣辱与共的多维属性。

五四余音:闽案与中国反日舆论新动向

作为五四运动的延续,闽案期间浩大的政治声势与强烈的公众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中国反日舆论的新动向,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愈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渐趋强烈的反日救国诉求、日益鲜明的御侮安邦追求既是督促北洋政府在对日交涉进程中化被动为主动、直至取得全面胜利的驱动力,更成为反日政治力量对抗亲日政治势力、最终引发北洋裂变与时局变动的政治旗帜。这种新动向对于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及各派政治集团的竞逐兴衰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隐蔽政策”与17—19世纪中日琉关系的变化

17世纪后期清朝国力逐渐强大后,江户幕府制订“隐蔽政策”,维持琉球自主,借以获得中国商品与情报。在江户幕府的贸易禁令下,萨摩藩受到许多限制,琉球却获得贩卖唐物与砂糖、渡唐银资金保证、收购海产品等特权,使萨摩藩放松对琉球的控制。通过“渡唐银”集资与渡唐役人的挑选,琉球王府得到琉球士族的支持,并能按出资比例分享朝贡贸易的利润,更推动“中国化”改革措施,改造琉球社会文化,确保琉球王府的统治权。清朝虽察觉异状,但琉球借“度佳喇”向日琉两国求援的名义,掩护萨摩武士的活动,保住朝贡贸易的资格。由此可见琉球借中国之势,维持自主,而日琉两国在对抗与合作中寻求平衡的模式,也让17—19世纪的中日琉关系维持相对的安定。

壬辰战争中朝鲜在地两班对援朝明军的认识——以郑庆云《孤台日录》为中心

壬辰战争期间,活跃于朝鲜庆尚、全罗两道的在地两班郑庆云曾长期参与招募义兵、筹运军粮等活动,在此过程中,他与明军曾有广泛而深入的接触。郑庆云日记《孤台日录》真实地描绘了战争状态下朝鲜地方社会的惨状,保留了明军在朝鲜地方活动的诸多身影。基于朝鲜的事大传统及无力击退日军的现实,郑庆云表现出对明军的期待与感恩;而在实际接触中,他又多次批评辽兵的军纪问题,对南兵则多持肯定态度。总之,郑庆云眼中的明军形象是立体的,并随着其战争经历不断变化。在其个人日记中,不免情绪化表达,但其仍旧能大体对明军做辩证评价。以郑庆云的战争经历为视角,了解明军在朝具体活动及朝鲜士人眼中的明军形象,并分析这些认识产生、变化的原因,可对援朝明军及援朝战争有更全面、清晰的认识,也可由此进一步反思为何现今中韩学界对援朝明军的作用会有明显差异的评价。

新时代中日关系剖析

2012年至今的十年来,中日关系形势可用“四变”与“四不变”概括。“四变”是中日国力逆转、经贸互惠作为中日关系“压舱石”的作用有所松动、放眼亚太地区构建新型中日关系的必要性提升、日本政局演变对中日关系的负面效应扩大。“四不变”是中日关系发展主要受经贸合作驱动的结构未变、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总体方向未变、中日关系发展受制于中美关系的地缘政治格局未变、遏制中国在日本对华战略中的主导地位未变。中日关系在新时代十年来,既展现出稳定一面,也存在挑战。着眼于中日关系的下一个50年,通过重构中日经济互惠关系、从亚太大格局调和两国政治与安全利益、多轨应对日本政坛的右倾化趋势,中日关系发展仍有广阔前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学界沦陷区研究综述

沦陷区研究早在全面抗战时期便已开始,其中以毛泽东的《研究沦陷区》最为著名。新中国成立以后,内地地区的沦陷区研究经过70多年的发展,在日伪政权、经济掠夺、奴化教育与宣传、汉奸人物、地方社会、军事统治等方面形成丰富的学术积累,从揭露、批判日本侵华罪行的初级阶段,进入客观深入研究的成熟阶段,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其研究大致包括日本侵华与中国人民的抗争两种类型,研究取向既有对战争的反思,又受海外学界一些方法、概念上的影响,同时根据现实中日关系适时调整研究重点。

足利义持对明断交与其内外政策的联动——15世纪前期明日外交中断原因新探

足利义持并非继位之初便决心与明朝断交,其付诸实践的契机是支持对明贸易的幕府管领斯波义将去世。足利义持时期,日本国内将军与守护大名的权力结构不同于前代,禁倭政策变得难以维系,这是停止对明外交的现实原因。再者,足利义持为对抗后南朝势力,致力于抬升天皇家的政治地位,就必须避免因接受明朝册封而引发“日本国王”与天皇关系的难题。足利义满的对明外交建立在其专制权力之上,本身具备特殊的历史条件,足利义持只是在特殊条件消失之后,促使足利幕府回归到原有的状态。足利义教继位后,上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明日外交进入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从荣西入宋看日本“唐房”兴起

1168年,日僧荣西入宋求法,回国后把禅宗和茶文化传入日本。他的入宋标志着日本延喜禁令的彻底瓦解,宋日贸易和文化交流迎来历史性的大发展。荣西入宋前曾到博多宋人居住的“唐房”请教禅宗,这表明日本“唐房”已经形成规模。“唐房”在日本经历了“修船补给阶段”“留守妻子阶段”和“墨书瓷器阶段”三个阶段,并形成了独特的“唐房文化”。“唐房”是日本“唐人街”“中华街”的前身,是海外中华文化的代表,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

夫人外交与萨拉·康格对中国女性的印象

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政府被迫放松了限制外国人入华及活动的政策。为了扩大在华利益,美国主动与中国进行外交活动。1898年,美国驻华公使夫人萨拉·康格随其丈夫出使中国,利用自身女性的优势积极参与并开展夫人外交,并在其书信中对当时中国的女性予以了不同程度的正面评价,逐渐形成“上层女性进步,下层女性质朴”的中国女性印象。这背后不仅受当时中国女性对她态度的影响,而且也主要与萨拉·康格的个人品行、美国的国家利益休戚相关。

1897—1898年远东危机后日本公众对华舆论的转变

1897年远东危机的爆发,让中国陷入极端的困境。当俄国和德国在中国境内扩张势力的时候,日本由于国内政治的不稳定以及面对突发局势的多变性,选择了中立的政策。这一时期,中国面对俄德的扩张,开始寻求对日的合作态度,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在远东危机后,日本国内对华舆论开始发生转变,主张中日合作和保护中国独立的声音越来越多。虽然这些观点各不相同,但是其在共同的中国政策上趋于一致,并且本质上都是为了在华谋取更多利益。

从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中缅边界历史沿革问题

在历史上中缅友好关系是主流 ,近代以前中缅边界问题并不突出。 1885年英国完全占领缅甸以后 ,由于英国的侵略 ,边界问题突出了出来 ,出现了中缅边界北段、中段、南段的问题 ,并诱发了片马事件、班洪事件。片马、班洪事件表明了我国各族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 196 0年 ,中缅两国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和边界条约 。

明代“辽东八站”经略与朝鲜使臣印象演变

辽东八站作为中朝间交通要道,也是明、鲜、女真活动的边疆区,在明前期并未得到有效控御而未被纳入辽东防御体系。事实上,明初太祖皇帝对辽东八站“空其处”的措置方式源于洪武年间对外政策调整和经略辽东的具体实践,进而影响至整个明前期。朝鲜使臣在此使行情境中,衍生出了以辽东八站为“华夷大界”的印象元素,即便是成化以后该区域逐渐建立起完整的边疆防御体系和地方治理系统,并有大量中、朝人口流入,这一印象在思想层面上的影响依然深远,进而塑造了朝鲜使臣在文化认知上的“由夷进华”之路。万历时期镇江城设立后,在明朝对朝鲜“再造之恩”意识的影响下,辽东八站域内人、物在朝鲜使臣印象中“华”“礼”的形象才最终得以确立。

论清代大黄制夷观念发展强化的原因

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大黄被中原王朝视为重要药材以及大黄陆海两路贸易的相继发展,大黄发展成为“控驭外夷之具”而付诸实践。在乾隆五十一———五十七年关闭恰克图贸易期间清朝实行大黄制俄。在制俄实践中,为查禁大黄而查禁毛皮,从而引起了系列连锁反应,对清代大黄制夷观念的发展强化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大黄由对付陆路之夷扩展为对付陆海两路之夷,大黄制夷观念发展为茶黄制夷观念,并付诸于实践。清代社会按成案、成例处理类似事务的严格要求,使得错误观念产生后重重叠加,不断强化,而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有利于大黄制夷观念消解的因素不受重视,甚至被扼制。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清代大黄制夷观念不断发展强化,并在鸦片战争时期盛极一时。

中国在东盟的软实力建设进程及问题

2012年,中国与东盟自1991年建立的友好关系已进入第三个十年。回顾过去20多年的发展,中国一东盟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飞速发展的过程,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中国在东盟软实力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当前,中国对东盟的软实力建设在不断推进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而这类问题也是中国当前软实力外交的通病。本文将在简要阐述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在东盟的软实力建设进程做一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中国在东盟软实力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此类问题,本文将给出相关建议。

抗战时期在华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外交”研究(1941-1945)

1941年8月13日,在美英共同公布的《大西洋宪章》中确立了关于促进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的内容,韩国独立运动因之深受鼓舞。为此,在华韩国临时政府积极展开争取世界大国正式承认的外交活动。然而,战后远东国际秩序的构建与朝鲜半岛的独立问题却被美国放置在了大国协调的框架下,使《大西洋宪章》中关于去殖民化原则的普适性遭到了弱化。但韩国临时政府对此缺乏清楚认识,导致其误判了战后远东的国际秩序。最终,《大西洋宪章》中的原则信条变为了《开罗宣言》中的托管安排,韩国临时政府为争取国际承认的外交努力最终付诸东流。

从三国干涉还辽和李顿调查团的比较看国际干涉

三国干涉还辽和李顿调查团是两幕异曲同工的历史丑剧。前者俄、德、法三国扮演了倾向中国压制日本的角色;后者调查团五国则打扮成一副不偏不倚的"中立"面孔。结果是发人深思的,俄、德、法仅三国能迫使日本退还赃物,而国联当时有四十几国竟不能制止日本的侵略。对西方国家两次关于中国问题的国际干涉作客观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国际干涉的背后掩盖着的利益关系。

中老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在中国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与老挝的革新政策共同构筑的基础上,中老两国的友好关系茁壮发展。2019年,随着中老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命运共同体行动方案生效,双方关系步入新的历史阶段。老挝作为东盟重要一员,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老铁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成果已经顺利通车,其在湄公河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中国和老挝始终坚持相互理解和支持,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展望未来,中国和老挝在相似的发展道路、深厚的传统友谊以及战略对接的互补性基础上,传统友谊将更加稳健,经济依存度也将持续加深。中国和老挝将继续增进共识、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为维护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稳定贡献力量。

明末壬辰战争与中国海商

明万历二十年(1592),在朝鲜大地上出现了一场悲壮、激烈的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侵略者的战争,即著名的壬辰战争。在此次战争中,中国海商的表现颇值一提。他们于日本发动战争前冒险回国递告军情,在战争打响后联络日本的和平力量,架构中日和平通商之桥梁,为朝廷拟定正确策略和减少战争伤亡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