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署与实施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蒙古、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档案的渐次解密开放,学界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蒙关系历史的研究取得了明显进展,发表了系列专题研究论文。就研究主题而言,集中于中蒙苏三边关系互动、中蒙贸易、中国工人援助蒙古、中蒙建交、中蒙划界等相关历史问题。这些既有研究已经开始注意使用多国多边档案展开互证研究,讨论了中蒙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或侧面,丰富了中蒙关系的历史图景。

1936—1945年中共东北党组织与朝鲜革命关系

1936年初,中共东北党组织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提出了更加符合东北朝鲜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的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东北朝鲜民族共产主义者肩负着“双重革命使命”,在东北抗战中积极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更加有力地推进了朝鲜国内反日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支援和推进朝鲜革命的方针政策主要是以东北党组织及其武装队伍中的朝鲜民族党员、团员和指战员贯彻执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以金日成将军为首的朝鲜革命的坚强的领导核心群体。这一段历史是中共东北党组织正确执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树立东方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光辉典范的历程,是东方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也是以生命和鲜血坚实地奠定现代中朝友谊基础的宝贵的历史财富。

中日在国联围绕伪满洲国交涉始末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将日军武装入侵东北问题,依据国联盟约申述到国联。从1932年9月22日,国联行政院第一次讨论中日纠纷会议开始,中、日在国联围绕日军撤兵问题展开交涉。到12月10日,在中日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成立国联调查团来中国调查,其间,日本为转移视线,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从此中日又围绕“一·二八”事变展开交涉。在中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前,日军已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从此中日又围绕伪满洲国问题开展交涉。《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虽认定伪满洲国为非法政府,但伪满洲国已既成事实,且日本为实现大陆政策退出国联,使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调解政策失败,国联调解失败是列强推行绥靖政策结果,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重庆时期韩国临时政府的主权意识演变——以宪政立法和承认外交为中心

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迁址重庆,先后两次修宪并制定《建国纲领》,明确战后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工作重心。重庆时期的韩国临时政府通过宪政立法和集中军权,加强对内主权的重塑和稳固,同时将实现民族独立、获得政府的国际承认和建设武装部队确立为基本外交方针,致力于通过“承认外交”获取对外主权。然而,“临时政府”的特殊身份和“革命宪法”所构建的主权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加之各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和对韩国临时政府地位存疑,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外交”最终以失败告终。

日本遣唐使昆仑、林邑漂流与渤海辗转——以开元年间平郡广成的归国事件为中心

作为唐代东亚海域交通史上的特殊案例,开元二十二年(734)日本第10次遣唐使判官平郡广成在昆仑、林邑等地的漂流事件,暴露了同期日籍人员在东亚海域海难自救辗转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唐王朝对此采取积极有效的营救措施与处理预案,反映了8世纪中上叶唐日亲善关系构筑期唐对日政策的重要侧面,以及安南都护府作为日本遣唐使漂流中转地与入唐口岸,在同期东亚海域海难救援机制中的历史定位。平郡广成一行最终经由渤海辗转归国的史实,是同期渤海发挥唐日交流中转效用的重要依据。从中可见唐王朝在东亚区域事务中的宏观管控,及8世纪中上叶渤日结盟关系演进的历史背景,对遣唐使归国辗转的协调与应援。

蒋廷黻与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

蒋廷黻对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是其在中国近代外交史领域的重要贡献之一.具体而言,蒋廷黻基于对外交史料的重视,推动了近代中日关系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把握与引领学术前沿,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等著作进行学术评介;探索以朝鲜问题和东北问题为核心议题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学术化书写,强调“近代化”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并从东亚变局出发阐释甲午战争划时代的影响.蒋廷黻从近代中日关系史和两国历史对比出发,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必败命运,并提出了中国抗战的国际战略.

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馆藏中越关系档案评介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越关系史一直备受关注。2023年12月,习近平在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及中越两国交往的多个历史瞬间。要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如何对越南国内档案文献加以发掘利用是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外国研究者能够直接利用越南外交部、越南共产党中央办公厅、越南国防部等部门档案的可能性极小,对研究者开放的涉及1945年以后中越关系的档案主要集中在河内的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有关中国台湾地区与南越政权之间往来关系的档案主要保存在越南第二国家档案中心。。本文主要介绍第三国家档案中心馆藏中越关系档案,并就其学术价值进行评述,以供学界参考。

上海外国资本家与中日冲突之演变(1931-1932)

20世纪30年代初,外国资本家已成为上海权势结构的组成部分。关于他们在中日冲突中的行为,世间流传着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认知。回归历史现场,他们的行为具有多歧性,其真实想法是渴望消弭抵货运动,维系特权。抗战不仅是民族国家的博弈,也是阶级的相互作用。外国资本家的集体意识,源于其双重社会存在。作为治外法权造就的贵族,他们为特权而欲打压中国群众运动;作为先觉的资产阶级,他们又将现代价值带给民众;而初觉的中国平民,发动抵货,戳中其软肋。恰如马克思所论,他们陷入困局,钱包、王冠不可兼得。民众继续抵货,他们不愿放弃其一,遂诉诸速战速决的武力。此相互作用,即中日冲突有限暴力化、有限损华化的社会根源之一。

朝鲜“明国九义士”观念与朝宗岩地景的历史建构

中国人士流离朝鲜历代有之,至明末清初又形成迁移的高潮,其中追随凤林大君回朝的“明国九义士”历来被学界视为遗民逃难朝鲜的代表。但“九义士”观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自17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叶,经历了一个追溯、指认与建构的过程。“九义士”作为一个整体被予以纪念,始于“九义士”后裔王德一、王德九兄弟以及朝鲜华西学派文人柳重教、金平默等人的著述。在传记、家谱与地志的文本编纂之外,朝宗岩的开拓与九义士祠的创立,不仅固定了“九义士”的名称指涉和“九贤一心”的政治与情感内涵,更将“九义士”的历史记忆铭刻于现实的地景。考察“九义士”观念的形成与朝宗岩的创建,不仅可以一窥中朝交流史上此段独特的文化因缘,也有助于理解传统儒家义理思想在当代韩国社会的演变与存留。

高丽选择由明州登陆朝贡宋朝的原因探析

宋熙宁四年(1071年),高丽恢复了中断40多年的对宋朝贡往来。与此前高丽通过传统的由登州港登陆朝贡不同,此次高丽主动选择了明州作为朝宋的登陆地点,使明州成为这一时期宋丽官方往来的唯一出入口。高丽选择由明州登陆朝宋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欲远契丹”,但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一时期高丽私贸的发展以及高丽对到宋朝贡贸易需求同宋朝逐渐弱化北方登州港贸易产生矛盾。高丽需要通过当时已经成为宋朝对外贸易重要港口以及经济重镇的明州来扩大同宋朝的经贸文化往来,进而提升高丽的实力,以便在以宋、辽为中心的东北亚秩序中增强一定的底气。

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特质与研究价值——《新中国的战犯审判与归国后的和平实践》读后

石田隆至、张宏波合著的《新中国的战犯审判与归国后的和平实践》是迄今有关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两位作者通过对数十位日本战犯的深入采访以及对大量一手档案资料的研究,还原了新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历史过程及其深远影响。新中国审判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教育改造,在认罪和反省的基础上,对大部分战犯免于起诉,且一个不杀。在战后日本社会上层推卸战争罪责、下层“受害者”意识占据主导的环境下,回到日本的绝大多数战犯坚持认罪和反省的和平实践。该书论证了新中国战犯审判与战犯归国后的和平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对以战犯个人为主体的改造心路及归国后在新环境如何面对自身罪责的问题用力尤深,填补了空白。

明清时期赴华身故越南使臣研究

明清时期,中越两国建立了制度化的朝贡关系。奉命北使多被越南文士引以为荣,然而朝贡出使却潜藏着种种人身风险。有的越南使臣由于积劳成疾、病剧不治、交通意外、政局动荡等原因,不幸丧亡于中国。对使华身故的越南使臣与随行人员,明清朝廷依例遣官治丧、谕祭赐赙、置地安葬或派人护送棺柩回国,越南亦按例赐祭、追赠官爵,递运其棺柩归贯安厝。这既体现了明清“体恤远人”的一贯原则,又反映出中越两国为维系朝贡体系所承受的较大负担。由此可理解中越朝贡关系政治需求的实质,以及出使一事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荣辱与共的多维属性。

日伪对黄泛区灾害的利用

花园口决口后,日伪操纵媒体对国民政府发动舆论攻势,吹嘘日军实力、回应国际关注、抨击国民政府劣迹,为日本侵华战争舆论造势.鉴于新黄河对日占区的重要性,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与满铁成立联合研究会,拟定应对的方针和对策,日本兴亚院动员和组织众多技术专家参与新黄河研究.日伪配合汴新铁路构筑,着重修固黄泛东堤,屏障洪水.日伪亦强化救灾宣传,本质是为笼络民心,满足对沦陷区的治安维持.上述过程反映了日伪对黄泛区灾害的利用,与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过程相辅相成,具有较强的欺骗性.

“兴亚”还是“兴日”——曾根俊虎的“日清提携”思想研究

明治维新后,日本以“日清提携”思想为基础与中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在法律上确立了与中国平等的地位。曾根俊虎在“日清提携”思想的粉饰下多次来华,以“兴亚”之名行“兴日”之实,其思想包含两条主线:表层逻辑强调中日“唇齿”关系以及共御欧美的必要性;深层逻辑是将中国纳入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中,具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虽然曾根对“日清提携”思想的实践促进了中日民间亚洲团体的产生,但他的“知行不一”暴露了侵华实质,亦折射出明治时期部分日本人的对华态度,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殊途同归。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日本移民东北的关注与思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妄图以此种方式永久占领东北,这也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高度关注.他们借助报刊等媒介,对日本向东北移民的情况进行大量的追踪报道,揭露了日本移民东北的实质.日本移民东北的阴谋因而得以让国人知晓.不仅如此,中国知识界还对日本移民东北的趋势进行分析与判断,进而得出日本移民东北必将以失败告终的结论.与此同时,痛定思痛后的中国知识界还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并促成了“东北学”的兴起.通过观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尤其是知识精英对日本移民东北的关注与思考,可以看出不甘屈服的中国学人在国家危亡之际“以文救国”的情怀,以及中国社会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坚决拒斥.

《日本一鉴》中郑舜功的倭寇观探析

郑舜功的《日本一鉴》深刻揭示了明朝中后期人们对海洋领域的探索与认知。郑舜功在出使日本过程中,详细记录了日本民风民俗,深入剖析了日本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情况。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表达了对倭寇问题的独特见解和解决策略,并提出了通过教育和农业改善日本民生以消除倭患的主张。郑舜功的海洋书写体现了他的实用主义精神,服务于明朝的现实需求,同时也展现了明代知识分子对倭患问题复杂而深入的认识。《日本一鉴》不仅丰富了后人对明朝海洋探索的了解,也为后世相关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五四余音:闽案与中国反日舆论新动向

作为五四运动的延续,闽案期间浩大的政治声势与强烈的公众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当时中国反日舆论的新动向,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愈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渐趋强烈的反日救国诉求、日益鲜明的御侮安邦追求既是督促北洋政府在对日交涉进程中化被动为主动、直至取得全面胜利的驱动力,更成为反日政治力量对抗亲日政治势力、最终引发北洋裂变与时局变动的政治旗帜。这种新动向对于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及各派政治集团的竞逐兴衰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Sending The King Ship, A Tradition Connecting Two Peoples

“The sky is dark,and it is about to rain,”goes a lyric from China’s coastal Minnan(southern Fujian)region.“The king ship is leaving the bay,papa is going out to sea,and mama is sending the ship off.May it bring us wealth,food,and the gods’protection.”The 600-year-old custom is called Ong Chun,Wangchuan,Wangkang,or“Sending the King Ship.”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内地学界沦陷区研究综述

沦陷区研究早在全面抗战时期便已开始,其中以毛泽东的《研究沦陷区》最为著名。新中国成立以后,内地地区的沦陷区研究经过70多年的发展,在日伪政权、经济掠夺、奴化教育与宣传、汉奸人物、地方社会、军事统治等方面形成丰富的学术积累,从揭露、批判日本侵华罪行的初级阶段,进入客观深入研究的成熟阶段,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料的发掘与整理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其研究大致包括日本侵华与中国人民的抗争两种类型,研究取向既有对战争的反思,又受海外学界一些方法、概念上的影响,同时根据现实中日关系适时调整研究重点。

“隐蔽政策”与17—19世纪中日琉关系的变化

17世纪后期清朝国力逐渐强大后,江户幕府制订“隐蔽政策”,维持琉球自主,借以获得中国商品与情报。在江户幕府的贸易禁令下,萨摩藩受到许多限制,琉球却获得贩卖唐物与砂糖、渡唐银资金保证、收购海产品等特权,使萨摩藩放松对琉球的控制。通过“渡唐银”集资与渡唐役人的挑选,琉球王府得到琉球士族的支持,并能按出资比例分享朝贡贸易的利润,更推动“中国化”改革措施,改造琉球社会文化,确保琉球王府的统治权。清朝虽察觉异状,但琉球借“度佳喇”向日琉两国求援的名义,掩护萨摩武士的活动,保住朝贡贸易的资格。由此可见琉球借中国之势,维持自主,而日琉两国在对抗与合作中寻求平衡的模式,也让17—19世纪的中日琉关系维持相对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