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馆藏中越关系档案评介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越关系史一直备受关注。2023年12月,习近平在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及中越两国交往的多个历史瞬间。要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如何对越南国内档案文献加以发掘利用是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外国研究者能够直接利用越南外交部、越南共产党中央办公厅、越南国防部等部门档案的可能性极小,对研究者开放的涉及1945年以后中越关系的档案主要集中在河内的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有关中国台湾地区与南越政权之间往来关系的档案主要保存在越南第二国家档案中心。。本文主要介绍第三国家档案中心馆藏中越关系档案,并就其学术价值进行评述,以供学界参考。

明清时期赴华身故越南使臣研究

明清时期,中越两国建立了制度化的朝贡关系。奉命北使多被越南文士引以为荣,然而朝贡出使却潜藏着种种人身风险。有的越南使臣由于积劳成疾、病剧不治、交通意外、政局动荡等原因,不幸丧亡于中国。对使华身故的越南使臣与随行人员,明清朝廷依例遣官治丧、谕祭赐赙、置地安葬或派人护送棺柩回国,越南亦按例赐祭、追赠官爵,递运其棺柩归贯安厝。这既体现了明清“体恤远人”的一贯原则,又反映出中越两国为维系朝贡体系所承受的较大负担。由此可理解中越朝贡关系政治需求的实质,以及出使一事安危相易、祸福相生、荣辱与共的多维属性。

Sending The King Ship, A Tradition Connecting Two Peoples

“The sky is dark,and it is about to rain,”goes a lyric from China’s coastal Minnan(southern Fujian)region.“The king ship is leaving the bay,papa is going out to sea,and mama is sending the ship off.May it bring us wealth,food,and the gods’protection.”The 600-year-old custom is called Ong Chun,Wangchuan,Wangkang,or“Sending the King Ship.”

中老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在中国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与老挝的革新政策共同构筑的基础上,中老两国的友好关系茁壮发展。2019年,随着中老两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命运共同体行动方案生效,双方关系步入新的历史阶段。老挝作为东盟重要一员,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老铁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成果已经顺利通车,其在湄公河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中国和老挝始终坚持相互理解和支持,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展望未来,中国和老挝在相似的发展道路、深厚的传统友谊以及战略对接的互补性基础上,传统友谊将更加稳健,经济依存度也将持续加深。中国和老挝将继续增进共识、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为维护地区和国际的和平与稳定贡献力量。

新世纪以来关于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现状分析

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历史进程是以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对抗为主要特征和基本动力的,东南亚区域处于亚洲冷战的前沿地带。在冷战时期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地缘政治、大国对抗等各种因素不断冲击和影响着双边关系,形成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一历史遗产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认知和情感以及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调整与重塑。

中国为什么传统上不重视东南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思考

将'差序格局'的社会学理论拓展至古代中国外交体系的分析中,从安全、文化、经贸与地理等四大维度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不重视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从安全维度来看,中原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面和西面的游牧民族,东南亚并非古代中国主要的安全威胁。从文化维度来看,东南亚除越南外,与中华文化的亲缘性较弱,受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影响更多。东南亚与古代中国在经贸维度上也有较明显的不对称性,前者对后者的依赖更深。在地理维度上,中原的农耕王朝缺乏向沿海地区拓展的积极性,而且东南亚距离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较远。在当前'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不重视东南亚的传统所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值得认真思考。应综合历史与现实情况,务实稳妥地在东南亚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从而充分发挥好东南亚在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与东南亚:历史汇编和现实观照——《中国与东南亚》(六卷本)介评

本文对国际著名东南亚史专家韦德编辑的六卷本《中国与东南亚》的内容、目的、特点及其贡献等进行了简介和分析,并结合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状况提出了个人思考。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日本因素

本文探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日本因素,指出在中国决心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多种因素中,日本因素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政府希望通过中美关系的改善,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和中日建交,改善中国周边环境,推动台湾问题的解决。

越南碑志中所见的河内广东移民

越南出版的《越南汉喃碑铭拓片总集》(以下简称《总集》)有22巨册,汇集越南北部大部分拓片资料。越南学者阮文原将这些碑铭分为十类:一为表扬善人、善事,对乡村义举;二为朝廷令旨与官方文件;三为家谱、宗族世系;四为人物行状、功绩;五为乡村各种生活活动;六为古迹寺庙历史;七为神谱事迹;八为诗文;九为寺庙重建、重修;十为杂类。①总体上体现了越南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文化与民间特色。在这些庞杂的碑志中,会馆碑志为中国移民在越南活动的重要文献。会馆作为海外移民、商客信仰与交谊的中心,反映了此活动的人群结构及生活情况。

从敌对到正常化: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外交关系

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实现了从敌对状态到正常化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对东盟的外交政策经历了从局部微调到整体性变化的发展过程,通过与印尼关系正常化,同新加坡建交和促进柬埔寨问题解决等努力,中国与东盟国家形成了全方位的政治接触,可以说中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变化是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和解的根本动力。

论冷战国际环境中的中国与新加坡关系

从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到1990年中新两国正式建交为止,中新关系经历了从最初隐晦疏远到最后自如密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与新加坡从各自政治经济关系的对比差异、冷战国际环境变迁中新加坡大国平衡战略对中新关系的积极意义,以及新加坡在海峡两岸的关系等方面,对双边关系进行了务实性调整和适应。正是冷战国际环境中这种务实性的中新关系,为冷战结束后中国与新加坡关系全面而迅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恩怨过后正常化——中越关系60年回顾与展望

2010年是中越建交60周年,在60年的发展历程中,两国人民曾并肩战斗、相互支援,结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尽管中越间也曾有过风风雨雨,但那只是短暂的一段经历。自1991年11月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各个领域的交往与合作不断发展,相互信赖逐步增进,友好关系日益巩固和加强。本文主要阐述中越关系的背景、回顾6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两国关系的经验教训,分析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进行展望。

革新开放后的越南外交战略与中越关系

1986年越南开始实行革新开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为了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越南政府不断调整对外战略,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国是越南最重要的邻国和地区重要的国家之一,在越南的外交政策制定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不断发展,当前处于最友好时期。

明初中越关系史值得研究的一位人物——黎澄

在15世纪前期复杂多变的中越关系史上,黎澄(胡元澄)的一生和其官宦生涯历经变故,跌宕起伏。他先是越南胡朝王子,官居高位,后降于明朝,因献"神枪法"、督造火药兵器,为宣宗和英宗器重,以明朝廷臣终其生。他为仕颇有政绩,也是火器专家、文学家,著《南翁梦录》传世,对中越两国友好交往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诸多贡献。

试论西方殖民者对晚清华人女性出国的重视

晚清华人女性由于男性华工一般比较贫穷根本无钱娶妻、本身安土重迁不愿意离开中国以及封建社会宗法势力束缚等方面的原因导致出国人数一直以来都很少。而缺乏华人女性势必会给西方殖民国家带来一定的不安全因素,还会间接影响到西方殖民国家的经济利益损失。正是因为如此,西方殖民者对晚清华人女性出国非常重视,他们通过采取直接花钱购买、提供"结婚津贴"支持出洋华工购买妻子一同出洋或劝诱华工携眷出洋等方式吸引华人女性。

清代雍正三至六年中越赌咒河边界争议研究

雍正三至六年,中越在滇越接壤地带的大、小赌咒河流域发生领土争议。此次边界交涉过程一波三折,颇具戏剧性。清廷虽然三次重新设立边界,但最终的边界依然维持不变。在清廷边界处理过程中,传统的宗藩理论起着指导作用。此外,负责边界处理的地方大吏以及军事威慑在边界争议中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的中缅关系再探讨

由于对新中国心存疑惧,几乎从一开始吴努政府就决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确定英联邦国家也持同样态度后,缅甸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然而,此后一段时间内,两国关系总体上处于疏离状态。1953年,缅美因为国民党残部问题交恶,中国对橡胶的需求持续上升,缅甸大米严重滞销。这一切为50年代中期中缅关系的大幅改善提供了契机。此段历史清晰地昭示出,意识形态差异和地缘政治因素虽一度阻碍中缅关系的发展,但国家利益需要最终还是促使两国走向和平共处。

走向和平共处:中缅关系的改善及其影响(1953—1955)

虽然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但总的来说,1949年至1952年的中缅关系是冷淡而疏离的。1953年,中国与缅甸的外交政策均出现转向,两国启动经贸往来。次年,由于缅甸政府努力加强同中国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政策协调、中国希望发展同亚洲国家关系以及中印关系取得明显进展,周恩来与吴努实现了互访,双方关系迅速转暖。从国际史的视野观察,中缅关系的改善带来了多重影响:引导中缅双方继续调整对外政策,导致中国因素在更大程度上主导美缅关系的走势,促使吴努成为中国与美国跨越太平洋的独特沟通渠道,推动亚洲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发言权。1953年至1955年中缅关系演进的历史过程清晰地显示出地缘政治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是复杂而多变的,而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也并非完全不可超越。

中缅边界问题与尼赫鲁的干预及其战略意图(1956—1960)

对中缅边界问题,印度总理尼赫鲁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政策,其战略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支持缅甸的边界主张,特别是依照"麦克马洪线"来划定中缅边界北段,从而达到确认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之目的。在中缅边界谈判的过程中,尼赫鲁不仅向缅甸提供有关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的文献资料,多次向缅方通报同中国领导人会谈边界问题的情报,而且还接受缅方建议,向中国施加压力。尼赫鲁在缅甸、尼泊尔等国同中国进行边界谈判过程中对这些国家所给予的支持,体现出印度更为宏大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即将这些国家牢牢纳入印度的势力范围,扩大和巩固印度在这一地区的支配力。

元明清时期中缅关系与中国西南开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古代中缅关系与中国西南对外开放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具有相当复杂的特点,仅仅从＂友好关系＂角度和作短时段的考察,难以反映出其历史变迁、复杂性及成败得失。本文以元代以来的中缅关系为重点,对这一问题作一个宏观的考察,这是因为从中国元代起,中缅关系的发展及其对中国西南对外开放的影响真正具有全面性和比较强的连续性。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建设驿站制度并在今缅甸北部地区设立土司后,从地域、制度、交通三个方面奠定此后中国对缅关系更为密切和更大规模发展的基础。明代前期在今缅甸大部分地区委任了多个土司,形成朝贡关系网,有利于更大范围内的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但由于不谙缅情,中后期应对缅甸东吁王朝崛起后的北侵乏力,转向被动,趋于退守,导致西南边境对外开放一线后退、内撤。清代对缅关系和在西南方向的对外开放并没有取得具有超越元明两代的新的进展。前期对缅关系持消极保守的政策,打击滇缅边境地区的民间经营的矿业开发,中期乾隆年间的缅清战争（1766~1770）后双方也只是恢复了朝贡关系,滇缅贸易得以稳定发展,清末逐渐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但深受英国殖民侵略的影响和制约。本文文末从6个方面总结古代中国对缅关系与西南对外开放的成败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