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远东中国高级列宁学校的建立及其影响

联共(布)为加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在苏联海参崴建立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该校是联系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平台,其历史使命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政治立场坚定、经得起考验的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其目标还包括提高远东地区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加强对华工的管理,进而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文化建设。

试述中山舰事件前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

在苏俄急于策动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下,鲍罗廷被俄共(布)派往中国,出任国民党政治顾问。蒋介石虽然对苏俄并无好感,但在现实面前,他以“左”派面貌示人,由此取得鲍罗廷的信任。鲍罗廷欣赏蒋介石,在黄埔建军、应对“商团事件”、处置“廖案”风波等多个重大政治事件中对其给予支持,蒋介石由此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急剧上升。然而,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蒋介石关系恶化,鲍罗廷成为南京政府第一号通缉犯,这显然是鲍罗廷初到中国时始料未及的。

对近代中国人留学史研究的推进与拓展——《留学生与近代中俄外交变演》评介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推进世界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留学教育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之一,始终承载着促进全球教育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突出作用。仅就中国而论,近代以来中国人留学教育活动的产生与演进,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深入研究近代中国人留学史,不仅能够深刻反映当时莘莘学子负笈海外、求学问道的艰辛历程,也有助于深刻探究留学教育和留学生在中国革故鼎新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达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目的。沈阳师范大学刘振宇副教授所著《留学生与近代中俄外交变演》(大象出版社2023年1月版),是一部详细论述近代中国人留俄教育活动的专著,较为全面地记述了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人赴俄国留学的发展历程,并揭示了留学教育与外交关系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综观全书,其特色与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

1960年代中苏关系走向分裂时期,中国与苏联东欧集团中的保、捷、东德、匈、波五国的关系,受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约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而起伏波动。19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一度实现缓和后,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也随之呈现冷热交替,以争取缓和为主的特点。1962年末63年初,中苏围绕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开始酝酿新的斗争。中共将对苏方针调整为以斗争、进攻为基调,准备与苏共进行论战;苏共则部署东欧五国在东欧四国党代会上对中共展开批判。中共与苏东集团意识形态公开论战开始。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启动,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为局部战争,中苏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也严重恶化。196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变化,总体上与中国的对苏方针同步发展,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根据时期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中国以分化苏东集团为主要目的而采取的"区别对待"方针突出反映在中波关系上。就总体言之,1960年代中共对东欧五国的方针既不断变化,又相互矛盾,其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分化苏东集团的目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苏东集团的凝聚力。

加强档案利用,推动中国与东欧关系研究——《冷战时期中国与东欧各国关系档案选编》导言

冷战时期,中国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东欧八国关系复杂,非常值得研究。其间既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又反映出国际关系结构中的同盟理论,是历史研究,特别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课题。相关档案选编的新史料,将填补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文献源空白,弥补中国档案开放有限的缺陷,为非东欧语种学者研究提供方便,为相关研究课题提供重要的新史料;对于推动中国学界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中国与东欧各国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在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外部环境下,研究中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还具有十分紧迫的现实意义。

1923年5月:革命力量逐步壮大

苏联政府援助孙中山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在致孙中山的电报中表示,未来一年时间内,苏联将向孙中山提供包括资金、武器以及人才等方面的援助。苏联政府的这封密电实际上是对孙中山多次求援的回应。早在1922年12月,孙中山就曾致信苏联代表越飞。在信中,孙中山提出了在中国西北建立革命基地的设想,即“西北计划”。由于缺乏实施“西北计划”所需的资金和武器,孙中山一直非常希望苏联能够提供援助。

蒙古高原局势影响下中俄关系与《尼布楚条约》

《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签订的首个国际条约,在中俄关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延续至今。蒙古诸部在条约签订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中俄之间的联系纽带,包括噶尔丹在内的蒙古王公促进了中俄交往。中俄两国在缔约过程中,开始直接接触,交往模式也发生重要变化。从雅克萨战争到《尼布楚条约》签订的数年中,蒙古高原的局势对条约落实起到催化剂作用。《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推动了中原王朝天下秩序的扩展。不论从何种角度评判,后世都将《尼布楚条约》视为中俄关系史上最重要事件之一。

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

195 0年 2月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标志着中苏同盟关系确立 ,从此 ,两国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时期。但自苏共二十大起 ,中苏分歧产生并不断加剧 ,使两国走向对抗 ,导致同盟名存实亡。本文认为 ,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 ;中苏各自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所导致的内政趋同与背离是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 ;国家利益和战略思想的冲突和对立是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 ;

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发生政策性分歧,其根源在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以及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中苏同盟解体对中苏两国乃至世界政治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阻断了苏联和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改变了冷战国际格局,促进了苏联在冷战对阵中败北。

身分认同与中苏关系的演变

建国以来,中苏关系经历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演变过程:从友好合作到敌对冲突,再到关系正常化。对于这一演变的原因,传统的分析存在着缺陷和不足。建构主义是新近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它强调国家之间在"认知———实践"上的差异,认为国家的身分认同界定了国家的利益,从而对国家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而身分认同又是国家之间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通过互动的实践建构出来的。通过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可以发现,中苏关系的演变与双方身分认同从"朋友"到"敌人"再到"伙伴"的转变是相一致的。

论科学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和历史地位的三个基本点

斯大林担任苏共总书记长达30年，他既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对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功过的评价，成为后人长期争议的课题。长时期以来，斯大林不但遭到西方敌对势力的攻击和诽谤，更遭到了党内赫鲁晓夫之类人物的丑化和玷污，对于这些，现在需要正本清源。

中俄关系二十年:稳步发展的战略协作

1992年,中俄两国友好国家关系正式确立。20多年来,中俄关系经历了跨越式发展的叶利钦时期,也经历了全面、务实推进的普京、梅德韦杰夫时期,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稳步发展,在政治、经贸、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大背景下,中俄关系具有坚实的战略协作基础,但也面临着缺乏深层互信、经贸合作长期滞后等重要问题。2012年,普京第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中共十八大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2012—2013年度,中俄新一届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为中俄战略协作把脉。未来十年,中俄关系的发展存在巨大潜力与机遇。

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战略、理论与利益背景

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以后 ,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差异 ,原来被共同战略利益掩盖的双边关系和民族利益中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 ,双方对国际共运的若干理论问题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双方按各自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进行论战 ,实际上分歧不可能在论战中得到弥合 ,反而越来越大 ,两党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被动摇。两个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恶化 ,不可避免地对国家关系产生了消极的 ,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 。

试论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分歧和中印边界争端日益激化。始于50年代的美国对印政策反思和对苏联、中国外交政策的认识,促成了肯尼迪政府"裂变"中苏与联印制华政策的出台,美国希望借中印边界冲突之机加速"裂变"中苏,并将印度拉入对华遏制轨道,此政策在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得到充分贯彻实施。由于决策很大程度立足于主观的地缘战略假设和对印并不贴切的评估分析,肯尼迪政府上述政策最终未能达到预期设想。

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意识形态分歧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主要对这一分歧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据此总结必要的历史教训。

苏联与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

苏联在斯大林死后虽然有限地调整了对东欧的政策,相对放松了对东欧的控制,但并未放弃它在东欧的绝对支配地位。苏联在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中,开始就决定干涉,后在武力干涉的图谋受挫后,又不得不暂时“妥协”退让,但并未放弃军事干涉的念头,而且赫鲁晓夫一直对波兰问题存有一种欲阻不能、欲罢不休的复杂矛盾心态。只是后来由于匈牙利事发,苏联对外视线的重心转移,才迫使其忙于应付匈牙利危机,并最终放弃武力干涉波兰的想法。

同盟与分歧的开启——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对中苏新关系的影响

1949年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密访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长达8天共12次会谈,双方就即将成立的中共新政权的政体、经济等众多问题进行了商谈,为中苏新同盟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但与此同时,两党间的一些历史和意识形态问题却没能及时得到化解,成为日后中苏关系的隐患,导致中苏关系的分歧与恶化。

中德钨锡交易和国民政府的外交对策

抗战初期 ,国民政府采取了审慎、灵活的外交策略。发生在此际的中德钨锡交易 ,国民政府较好地执行了既定的外交原则 ,以拖延搁置的办法 ,暂时稳住了德国 ,拉住了英法 ,为争取抗战最终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美国“楔子战略”的出台与中苏结盟友好

在纷繁复杂的"冷战"历史中,就中苏关系而言,美国无疑是作用力和影响力最大的外部因素。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苏关系走向友好并结盟,而美国在这一时期出台了以分裂中苏关系为目的的"楔子战略"。美国的"楔子战略"没能阻止中苏结盟,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是反苏反共,它并未冷静客观地分析当时的新中国及中苏关系,且这一战略本身也是自相矛盾、充满悖论的。

试析1937-1941年的中苏关系

抗战时期,中苏两国的国际地位和实力的差异,决定了苏联对华政策在双边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直接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当苏联战略需要与中国利益一致时,苏联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战事业,两国关系就能顺利发展。而当苏联的战略需要背离中国利益时,苏联外交的大国主义作法则越发明显,甚至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而牺牲中国利益。因此,在时局发生剧变之时,中苏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使得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趋于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