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徂西:章遹骏赴英办理禁烟与民国初年中英民间禁毒外交的尝试

民国初年,全国禁烟联合会会长章遹骏一行三人赴英办理禁烟,试图通过游说英国政客和向英国公众演说等活动,终止《中英禁烟条件》并移去沪上印土,其愿望最终落空。这主要因为英国外交部既面临印度事务部和英国鸦片商的压力,又希望用禁烟作为与中国交涉其他事务的筹码,并且章遹骏一行是民间而非官方代表,因此未接受章遹骏的请求。从中国方面来看,全国禁烟联合会实力微弱,缺乏全国性的号召力,也难以形成舆论压力。且民国初年政局不稳,政府财政紧张,不仅禁政难以实施,更在外事上仰列强之鼻息。章遹骏一行赴英办理禁烟,折射出民国初年政府禁政无力,民间禁毒外交处境艰难。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章遹骏赴英办理禁烟一案,徒为袁世凯粉饰个人形象的工具。

民国教育界对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的宣传与教育——以“九小岛事件”为考察对象

1933年法国侵犯中国南沙群岛主权,引发“九小岛事件”。教育界对此纷纷撰文,有力揭露法国的侵略行径,积极宣传九小岛主权归属中国的事实;同时利用传道授业所长,通过设计教学大纲、编写教案教材等方式,传授九小岛相关的史地知识;并以多种形式大力开展国家领海主权观念的普及工作。教育界围绕“九小岛事件”对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工作,属历史首次,可谓民国时期“课程思政”的一次成功实践,值得后人借鉴。

英国传教士慕雅德与晚清中国

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慕雅德(Arthur Evans Moule,1836-1918)出生于一个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英国基督教家庭。1861年,25岁的慕雅德携新婚妻子从英国抵达宁波,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半个世纪的传教生涯,并留下了大量著述。在这50年里,中国时局动荡,内忧外患。慕雅德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3-1885)、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戊戌变法(1898)、八国联军入侵(1900-1901)、义和团运动(1899-1900)和洋务运动(1861-1894)等,他的生活与晚清中国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

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西沙群岛政策考论

20世纪30年代初,出于殖民主义的扩张及对法属印度支那战略安全的考量,法国政府构建了所谓的安南拥有西沙群岛“先占权”的证据,并出台了一套投机的西沙群岛政策。1932年1月4日法国外交部正式向中国驻法公使馆递交节略,公开声索西沙群岛“主权”,然而节略中所提“嘉隆王插旗”“沉船盗铜案”以及“印度支那拟建西沙灯塔”的论据实则经不起推敲。法国政府在自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公然声索西沙主权,实则是为了在国际法范畴内实现“中断时效”和“确定关键日期”的双重目的。从法国构建西沙“主权”证据的过程、外交节略所谓的“主权”论据以及公开声索背后的目的都可看出法国西沙政策的投机性和非法性。

愈挫弥坚:全面抗战初期中英借款交涉中的郭泰祺

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半时间内,郭泰祺以驻英大使的身份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借款请求,并展开交涉。1937年底至1938年初,由于不愿单独行动,英国两度拒绝了郭泰祺递交的借款方案。1938年上半年,郭泰祺围绕孔祥熙提出的四项借款方案,与英国展开了长时间的交涉。英国拒绝了其中的平准基金借款,但随即同意以信用贷款作为援华的替代性方法。至日本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欲完全排除英国在华权益,在郭泰祺的敦促下,英国修改了相关规定,批准了对中国的信用贷款,随后又通过了对华平准基金。在整个过程中,英国不断摇摆,借款交涉显得非常艰难。这反映了全面抗战初期,面对日本侵华的行径,尽管英国充满同情,但又担心引火烧身的心态。

中法早期文化交流:“国王数学家”描述的北京城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了第一批“国王数学家”前往中国,李明(Louis Lecomte)是五位到达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之一,并在1688年到达后受到康熙皇帝召见,中法两国间从此开启了近百年的早期文化交流。李明是十七世纪末最早深入中国各地考察、游历、传教,并对他所见所闻进行详尽分析描述的法国人。综观他笔下北京城的描述,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始终抱着强烈的好奇心,以亲眼探索北京城的姿态审视异国都城里能够看到的一切,他的描写宛若一幅康熙年间北京城写实的画面。李明对北京古老的历史,独特的建筑风格,以及繁荣的商业氛围等都做了比较客观的描述,这为“启蒙时代”的法国读者传递了比较翔实的信息。由于“礼仪之争”的原因,他只好奉命回到法国解释有关中国传教的情况,1696年他在巴黎出版了在中国期间给法国上层人士的十四封书信,取名为《中国近况新志》(Nouveaux mémoiressurl’étatprésentde la Chine)。尽管李明在中国停留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回到法国后出版的十四封长信已经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而且他分析的内容不但全面详细,而且不少内容是对当时中国和法国的情况进行的文化和历史的对比。本文着重研究李明关于北京城特点的分析和描述,特别是他对中、法城市区别的对比。李明对北京城的观察和分析为当今学者的北京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真实的史料。

英国对云南的扩张与滇缅划界(1886—1941)

英国占领缅甸时,滇缅边境处于未划界的“无边界”状态,仅有传统习惯分界线,于是英国便制订了通过滇缅边境向中国西南地区扩张渗透的计划,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滇缅边境未划界地区夺取传统习惯分界线外的中方领土.英国先以征服的方式在滇缅边境进行军事盘踞,造成实际占领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再与中国政府进行划界谈判,以双方划界订约的形式将英国占领的传统习惯分界线外的中方领土“合法化”,其实质为割让.中英签订的边界条约看似为合理解决领土划分,但条约精神根本上是迥异的、不平等的,是侵略者对被侵略者的肆意攫取.

驻藏大臣升泰与中英西藏问题交涉

在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期间抵任的驻藏大臣升泰,与英印政府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藏印问题交涉,最终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并为随后《藏印续约》的达成奠定了基础。在谈判过程中,对于争议最激烈的锡金地位问题、藏锡划界问题以及藏印通商问题,升泰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对策,但因英印政府的强权与清廷的妥协,升泰的一些主张未能实现,不能谓之完全媚英投降。其主要责任在于对于藏锡划界之争,升泰基于包括隆吐山在内的日纳宗早由八世达赖赏予锡金管辖的事实,轻易放弃了清政府对日纳宗在法理上的主权要求,同时,没有充分认识到英国要求的藏锡分水岭边界与传统鄂博定界之间的差距,埋下了日后勘界纠纷的隐患。在印藏通商问题上,升泰因对总理衙门有关印茶交涉的电文做了误译与传达,使得驻藏大臣在西藏地方的权威性大打折扣。

“灵甫”号事件中“国、共、英”三方的行动策略及后果

1949年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渡江战役爆发前后的“灵甫”号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英国和国民党三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按照条约提出提前收回租借给国民党海军“灵甫”舰的要求,国民党采取措施延缓该舰的归还,中国共产党则积极争取该舰起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灵甫”舰大部分官兵起义加入人民海军,而英国收回了该舰。该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英国和国民党三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工党政府时期英国对华的自身形象塑造

新工党政府时期是中英关系快速发展的时期,双方的深入认知与接触必然伴随着不同于以往的国家形象的产生。从英国对华的形象塑造来说,新工党政府时期的英国面临着近代以来的殖民历史包袱,但香港回归一定程度上吹散了历史阴霾,为新的英国形象提供了机会。而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中英经济的互补性使得英国积极拥抱“中国机遇论”,为英国对华形象的塑造提供动力。“第三条道路的践行者”“道德外交的信奉者”“文化外交强国”是英国有意识对外塑造的形象,但标榜的理念和实际行动之间是存在差异的。英国的实际形象或许可以概括为“合作不断深入的伙伴”“广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美国的忠实追随者”“一些不和谐音符的弹奏者”等。就中英战略利益的相关度而言,英国对中国的考量与中国对英国的考量并不相互对应。英国自身的多重国际身份定位决定了英国对华形象的多面性。

权力话语视角下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研究——以中法战争前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为例

中法战争前,法国殖民者向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发出了挑战。为了便于交涉,晚清政府尝试运用国际法来论证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这反而使清廷陷入有理难辩的话语困境。文章结合权力话语理论,从话语霸权和主体认同两个方面来分析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及其原因。

A Tale of Two Cities:China in Exhibition at the Royal Academy of Arts in London,1935—1936

本文基于在英国达勒姆的观察和访谈,探讨了当地的街头艺人如何在表演中使用策略,与街道环境及行人互动。本研究探讨了街头表演吸引观众的技巧,他们如何理解和驾驭自己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本文结合生态学理论和参与式观察,认为街头艺人从事的不仅是一种表演,更是一种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实践。本文解释了街头艺人如何适应城市街区,与陌生人建立联系和互动。此外,艺人有意与刻板印象保持距离,既不表现为乞讨,也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城市生活中增加活力和生机,让公众对其行业产生积极的看法。本文通过对街头艺人及其社会关系的关注,意在为街头表演研究增加个人和环境视角。

援华抑日:抗战期间英国工会对华态度及其行动

抗日战争期间,英国工会发起的大规模支援中国和对抗日本的行动是国际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英国工会对中国抗战的态度经历了从精神支持和军事中立到积极援华的转变过程。随着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英国工会逐渐扭转了对中国抗战的中立态度并确立了“援华抑日”的行动策略。英国工会通过持续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性,积极发起物资援华和抵制日货运动,并推动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支援中国抗战。英国工会“援华抑日”策略的推行,彰显了工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中国抗战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工会对中国局势的关注尤其是对中国抗战的国际宣传,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促使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正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与提高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支持。

大班外交: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英交涉的早期模式

1834年以前,中英贸易处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垄断贸易时期,中英关系也集中体现为公司对华关系。英国东印度公司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公司,而是复杂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复合体。早期中英交涉中,公司大班代表公司行使部分政府职能,管辖来华英人,形成了独特的“大班外交”。中方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性质的定位,以及其自身承担的海外扩张职能构成了大班开展官方交涉的基础。18世纪以来,广州商馆和特选委员会设立并成为英国对华关系中心,面对中国当局的管辖权,驻华大班在中英交涉中的角色经历了从被动躲避、服从者到主动干扰、对抗者的转型,直接塑造了早期中英关系。“大班外交”是一幅生动的“前治外法权史”,向我们揭示了独特历史时期帝国扩张逻辑下中英关系的早期模式及其近代转型。

权利与控制:1947年永兴岛事件引发的中法西沙群岛之争

1947年1月17日至18日的永兴岛事件由偶然因素触发,重启了法国"巧取"中国西沙群岛主权的历程。在事件交涉过程中,法国千方百计引导中国承认西沙群岛存在主权争端;中国始终坚持法国无条件撤退珊瑚岛驻军,坚称拥有西沙群岛主权,不承认存在西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受永兴岛事件影响,中国通过军事驻防,机构立法,行政隶属关系调整,区划地图公布,科学考察,媒体、党侨、国际法等手段,强化了西沙群岛的主权表达。不过,由于中国未采取有效的军事反制措施,造成了法国对珊瑚岛的非法占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权益,影响了此后中法(越)在西沙群岛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周恩来与抗战时期中共-英国关系的嬗变--以中共南方局与英国驻华大使馆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出于维护在华利益的需要,英国开始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为抗击日本侵略、避免被国民党"政治边缘化",当时负责中共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采取"求同存异"的策略,通过拜访或接见英国驻华大使、举行宴会和记者招待会、指导香港"八办"加强与港英的交往等方式,使抗战时的中共与英国的关系逐渐有了较大的改善,为双方更进一步的接触和合作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后期中英善后交涉

《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中英善后交涉开始于江南善后交涉而不是虎门交涉。领事裁判权等项特权的在华确立时间比通常认为的要略早。片面最惠国持遇等原则的确立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而中国若干权益的丧失，不完全是外国侵略者的强制掠取，很大程度上是清朝统治者的主动奉送。

天津事件:战时中英日三角关系个案研究

发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英日“天津事件”,极彰显地展示了战时中英日三方关系互动的基本轮廓。从这一事件交涉的结果而言 ,中国为最大的受害者 ,英国为最大的输家 ,日本则为最大的赢家 ;从这一事件交涉的全程而言 ,它表明了战时中英两国之间同盟关系之不稳定性 ,亦典型地体现了英国在远东地区之绥靖主义政策 ,以及英日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之激烈争夺。本文正是以这一事件发生发展之过程为轴线 ,试图构建战时中英日三者之间微妙关系的“历史图像”

英国与国民政府的战后处置计划兼及台湾问题(1941—1943)——以英方外交决策和报告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具体筹划战后领土问题,这也同时引起了英国外交决策部门的关注。英国外交决策部门倚重情报及学术单位有关中国战后领土规划的学术研究,将相关学术观点作为制定相应外交方针的基础。英国虽然认识到中国将收复1894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领土,但在具体的对华外交上却不断提出不同的论调。在总体对华关系上,丘吉尔甚至在公开的广播讲话中否认中国为强国之一。基于其自身的殖民利益,此时英国对华的两面派做法导致中英关系在反法西斯联盟的框架下既有合作也有矛盾。在美国的坚持下,英国承认中国为四强之一,并最终签署《开罗宣言》,该宣言成为台湾光复的基础性文件。

中法战争缘起再探

19世纪 6 0、70年代 ,法国中产阶级兴起并逐渐掌握政权 ,主要在少数共和派领袖的推动下 ,法国侵占突尼斯 ,由此加快了殖民越南北圻的步伐 ,中国为保藩固边 ,助越抗法 ,终至引发中法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