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视角下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研究——以中法战争前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为例

中法战争前,法国殖民者向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发出了挑战。为了便于交涉,晚清政府尝试运用国际法来论证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这反而使清廷陷入有理难辩的话语困境。文章结合权力话语理论,从话语霸权和主体认同两个方面来分析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及其原因。

权利与控制:1947年永兴岛事件引发的中法西沙群岛之争

1947年1月17日至18日的永兴岛事件由偶然因素触发,重启了法国"巧取"中国西沙群岛主权的历程。在事件交涉过程中,法国千方百计引导中国承认西沙群岛存在主权争端;中国始终坚持法国无条件撤退珊瑚岛驻军,坚称拥有西沙群岛主权,不承认存在西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受永兴岛事件影响,中国通过军事驻防,机构立法,行政隶属关系调整,区划地图公布,科学考察,媒体、党侨、国际法等手段,强化了西沙群岛的主权表达。不过,由于中国未采取有效的军事反制措施,造成了法国对珊瑚岛的非法占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权益,影响了此后中法(越)在西沙群岛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中法战争缘起再探

19世纪 6 0、70年代 ,法国中产阶级兴起并逐渐掌握政权 ,主要在少数共和派领袖的推动下 ,法国侵占突尼斯 ,由此加快了殖民越南北圻的步伐 ,中国为保藩固边 ,助越抗法 ,终至引发中法战争。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中法围绕商务代表问题的外交互动探析

1955年起,法国就派驻商务代表问题与中国展开了长达两年的外交试探和磋商。尽管从中国同埃及建交的案例看,中法之间存在着将互设商务代表处作为建交第一步的可能性,但两国最终放弃了这次机会。原因有三:大国关系格局尚未变化;中法政策侧重点不同、差异明显;双方没有就原则性问题达成默契。由此可知,此时中国重建"中间地带"是以亚非国家为主,愿在建交程序上做出让步;但对西方国家尚无明确政策,故而警惕、谨慎地看待对方提出的商务代表问题。这种"区别对待"显然已有"两个中间地带"战略的雏形。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维护西沙群岛主权的对法交涉--基于国民政府外交档案所列史实和法理的探讨

20世纪早期,法国就开始觊觎中国南海诸岛的领土。1932年,法方向国民政府提出外交节略,列举了西沙群岛隶属于法属越南的"证据",并试图让国民政府进行相关的法律谈判。为了应对法国索取西沙群岛主权,国民政府外交部充分咨询了内政部、海军部参谋本部、广东和广西两省地方政府,详细掌握了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地理、历史和法理依据,有理有据地反驳了法方的无理要求。然而,法国持续在此问题上纠缠,并阻扰国民政府在西沙群岛上的行政管理活动。国民政府为维护西沙群岛主权,继续搜集史料证据,为艰苦的后续交涉做准备。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日军侵占西沙群岛,受制于羸弱的海军实力,国民政府对西沙群岛的维权只能被迫告一段落。

战后中法引渡战犯问题交涉

1944年1月,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成立后,制定了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第一份战犯引渡公约——《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公约剔除了传统引渡制度中"政治犯不引渡"的条款,以保证对战犯的彻底追究和惩治。二战结束后,中法两国达成以该公约为相互引渡战犯依据的协议,在处置战犯问题上从冲突走向司法合作,保证了战犯审判的顺利进行。中法两国在引渡战犯上的初步实践,较为全面地诠释了公约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也开启了现代国际社会通过司法合作惩处战争犯罪的先例。同时也是废除治外法权后,中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一次成功案例,对于当今社会处理国际事务富有启迪。

从策略到象征:清末法国保教政策的再定位

作为19世纪下半叶以来法国对华外交的基石之一——保教政策,由于法国自身所面临的国内外诸多挑战以及来自中国方面的激烈反抗,开始丧失其原有的重要地位。为扭转颓势,法国方面曾对其进行矫枉过正,但最终仍难免被实际取代之命运。通过对这一保教政策逐渐失势的历史梳理,不仅可以就以往法国保教政策予以更为全面而深入的解读,同时也有助于增进有关近代法国对华外交决策机制、影响因素等问题的认知。

中法建交40年再回首

中法建交40年来,两国关系尽管也有起伏、曲折,但总体来说是向上向前发展的,如今中法关系正趋于成熟、步入长期稳定的发展轨道。回顾中法关系的历程有若干发人深思的有益启迪:一、着眼世界全局,从战略高度处理中法关系;二、独立自主是中法之间的共同点;三、培育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的良性循环;四、排除人权问题的干扰;五、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确保中法关系顺利发展。

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围绕海上中立权的交涉

近年来,随着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深入开展,有关清史研究的一些新问题随之涌现并得到学术界的重视。由于大量中日文档案及新文献资料的被查阅被发掘,使得重新审视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凸现。为此,我们特意约请了四位专家学者,分别对清代中日关系史的开端问题、闭关锁国时期日本对清商的政策、正德新例与康熙朝的中日关系、日俄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围绕海上中立权的交涉等中日关系问题作新的探索。此一研究课题,无论是对目前的学术研究还是对现当代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都是有益的。

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种中国观

十八世纪法国的"中国热"达到了高潮,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汇被启蒙思想家们记录下来。研究中国是启蒙思想家们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因为距离遥远,资料有限,其内部产生了以伏尔泰为代表的赞美派和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批判派。为探究他们对于中国不同解读的源起,本文将对其历史背景、生平经历和相关文本进行分析和对比,藉此揭示中国研究与启蒙运动的内在联系,即启蒙思想家试图从东方找寻促进法兰西民族觉醒的精神良药。这种辩证的文化智慧对于中国处理当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极具借鉴意义。

接待法国总理的前前后后

“前台”三小时，幕后半个月，计划赶不上变化。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法国档案史料概述

历史上，法国是紧随英国之后把它的侵略“触角”伸到重庆的国家之一。在重庆，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它们活动的“蛛丝马迹”。据不完全统计，在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法国档案史料约有70多件(卷)，形成时间大约是从1921年到1949年之间，从其内容上区分，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四十年前密特朗访华二三事

1981年2月9日至14日,以党的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为团长的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应我党邀请来华访问,与我党建立友好关系,从而使该党成为西欧社会党中第一个与我党建立关系的政党。我作为翻译有幸参加了接待工作,见证了这段历史。

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

在中法建交35周年,并临近新世纪的重要时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9年10月22—26日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先后进行了15个小时议题广泛而坦率的交谈,决定在中南海和爱丽舍宫之间架设“红色电话”,确立元首定期会晤机制,以加强双方在国际关系和国际热点问题上的紧密磋商,进一步推动中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西方舆论一致认为,江主席此次访法对多极化趋势和国际新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权丙铉:韩国“愚公”中国植树

1992年年初,任职韩国外交部的权丙铉突然接到了一个秘密任务。随后,由于＂乡下的父亲生病＂,权丙铉秘密＂消失＂,连他的妻子都不知其去向。不久,权丙铉出现在中韩邦交正常化谈判桌上。这位第一、二次中韩建交谈判韩方代表团团长、第三次中韩建交谈判韩方代表团副团长见证了中韩两国如何一点点打破坚冰,走出互不承认、相互隔绝的历史,最终于1992年8月24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法建交50年

2014年3月27日,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在巴黎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共同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中法关系50年来的成功经验。习近平指出,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追求幸福的梦,奉献世界的梦。

在周总理领导下参加中法建交谈判——访原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

30年前的中法建交是在瑞士秘密进行谈判的,其内幕鲜为人知。我有幸读到1959年7月至1966年3月间担任中国驻瑞士大使的李清泉同志的《中法建交谈判回顾》后,方知道我国首次同西方大国建交的重大突破,自始至终都是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进行的。为进一步弄清其中一些问题,笔者前不久在合肥访问了李老。李老回顾自己在周总理领导下参与中法建交谈判的经过时,向笔者披露了中法建交谈判酝酿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六十年代美国在北大西洋集团内称霸,和一些西欧成员国矛盾日益加深。1958年戴高乐在法国重新上台执政,奉行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政策,矛头指向美国,法、美之间的矛盾急剧增加。法国为增强其抗美力量,除积极建立自己的独立核力量外,还力图把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结成一体,形成一个反苏抗美的第三种势力。

周恩来与中美关系解冻和中日建交谈判

1970年代上半期是我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解冻中美关系和实现中目建交为标志，使中国很快实现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交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才使得我国能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扩大与世界各国各方面的交往。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建交谈判中的大智慧、小细节(上)

周恩来曾形象地称外交官为“文装解放军”，这揭示了外交官们为保卫祖国而着西装进行工作的特质。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用诗形象地为新中国外交官画像：“胜过羊羔跪乳，鸟鸦反哺，像战士匍匐在阵前，卫护母亲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