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地位与佐科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的变迁:“属性—角色”的视角

长期以来,印尼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面临着来自域外大国的竞争压力,对区域秩序的影响力较为有限。佐科政府自2014年当选后,一系列的外交举措反映出其基于自身的“中等强国”地位,推动印尼走出“边缘地带”发展困境的尝试。印尼“中等强国”地位可以从属性地位和角色地位两个维度予以理解。一方面,属性地位强调对一国地位造成影响的客观物质属性。佐科政府通过保护主义的外交政策着力推动印尼国内制造业的独立发展,吸引外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夯实印尼“中等强国”地位的国内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角色地位强调对一国地位造成影响的互动与承认过程。佐科政府在保证属性地位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区域事务,努力通过领导区域治理进程进而在东盟和G20等现有制度框架中发挥影响力。本文从国家的需求层次出发,通过对印尼的属性地位和角色地位的分析,总结佐科政府十年来经济外交政策的特点,以期为分析未来印尼政府外交政策走向提供有价值的思考。

“印太战略”视域中的美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拜登政府在推进“印太战略”的进程中,将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近年来,美国和印尼高层互动增多,在经贸往来、军事安全、社会和人文交流方面取得一定成果,显示出美国依照拉拢印尼并将其作为事实上的东盟领导者这两个锚点,不断调整美国对印尼政策。拜登政府力图通过将印尼打造为“印太新秩序”的地区支点国家、美式全球治理体系的地区样板国家、产供链转移的重要国家,从而将美印尼关系纳入“印太战略”轨道之中。但是,锚定效应放大了美国和印尼的结构性矛盾,美国以“印太战略”维护霸权的需要与印尼追求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独立和积极”的对外政策及开放包容的区域秩序存在巨大分歧,将长期制约两国关系发展。

印度—澳大利亚—印尼的印度洋安全合作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印度洋开始成为世界大国战略竞争的中心舞台。印度、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作为域内海洋大国,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尤为关注。尤其是近年来,海域内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其中非法捕鱼、毒品贩卖、人口走私活动屡禁不止;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发,沿岸国家损失严重;海域内大国军事化竞争态势严峻,地区安全局势日益紧张。在此背景下,三国基于“东向行动”政策、印太战略观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积极探索三边印度洋安全合作的可能。目前,基于合作安全的理念,三国印度洋安全合作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在双边层面,合作基础扎实,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健全,构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三边层面,合作机制由二轨外交向一轨外交转变,共识不断增多,形式逐渐完善;在多边层面,三国正在以东盟和印度洋为中心的国际组织中,探索更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机会,但模式较为单一。未来,由于印度和印尼之间海洋安全合作的紧迫度不高,驱动力不足,造成了三边合作的短板效应,且三国对于印度洋未来的秩序构想不同,关注的次区域也有所差异,因此,三边印度洋安全合作的等级不会有质的提升,但形式仍有望拓展。中国作为印度洋的重要利益攸关方,有必要对此保持密切关注,三方的印度洋安全合作既可能营造更为安全的海洋环境,惠及周边各国,也可能滑向反华联盟,威胁中国周边安全。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下美国——印尼战略伙伴:进展、逻辑与限度

美国与印度尼西亚战略伙伴关系因特朗普政府的漠视而陷入“沉寂”。拜登上台后,通过重振多层次的战略协调,巩固安全合作,拓展发展援助与经济合作等途径恢复并深化美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以期将印尼深度融入“印太战略”之中。美国对印尼政策调整的主要逻辑在于弥补特朗普政府流失的“战略信誉”;整合地区伙伴资源,完善印太“网络化结构”;“对冲”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提升。拜登任内美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仍将继续保持强化的态势。但是,受印尼“自由且积极”的外交原则,双方在地区安全问题的分歧以及中国在印尼影响力的持续提升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印尼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也面临一定限度。

印度尼西亚佐科政府海洋安全战略的发展与影响

自2014年佐科担任总统后,印度尼西亚开始推行外向型海洋安全战略,提出的目标是要将印尼打造为联结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交通枢纽,推进实现海洋强国目标。然而,美国借“印太战略”联合域内外国家介入亚太区域,利用同盟力量重新激化南海争端,恶化南海局面。多元力量介入下的区域形势与印尼“区域大国”“中等强国”的自我定位相矛盾,印尼推行的平衡战略影响式微,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融,海上冲突频发,促使佐科政府不断进行战略调适。佐科政府在力推东盟海洋合作“印太化”的过程中,吸纳域外次强国力量构建以印尼为主导的“小多边”体系,弱化域内大国竞争风险,再同步以多边海洋防务合作推进印尼国防现代化。在佐科政府的政策引领下,印尼海防能力以及东盟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然而,域外次强国力量的引入,也使得区域环境变得更为复杂,这对印尼的海洋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不能审慎处理,则可能引发大国竞合风险的连锁反应。面对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佐科政府的“印太化”举措或进一步拉大了东盟国家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同美国存在联盟关系的国家以及同中国存在南海划界争议的国家,形成各自为营的分化态势。此外,佐科政府在海洋外交上表现出的强硬和进取姿态,也对中印尼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中印尼之间的经贸往来能否持续对冲安全防务合作上的缺失,将成为未来需要跟进观察的议题。

脆弱性、不安全感与印度尼西亚的外交政策——从苏加诺到苏哈托

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作为后殖民国家的印度尼西亚,其国内社会的特性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显著。这种影响表现在其内部的脆弱性——多样而分裂的族群、宗教、领土等问题,被视为对国家潜在的威胁,因此而产生的不安全感影响了外交政策。其独立自主外交、不结盟政策、对大国的疑虑都是这种脆弱性的体现。在中国对印尼以及东南亚的外交政策中,要充分考虑后者的脆弱性及由此衍生的不安全感。

当代印度尼西亚的中国观演变

当代印尼中国观的演变对中国和印尼的双边关系乃至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以来,印尼的中国观从负面向正面方向演变。这种演变与印尼自身的民主改革、中国国力的提升与中国和印尼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密切相关。未来印尼的中国观将受到投资因素、跨国人口流动因素和美国因素等影响。而密切政治对话、强化社会人文交流和有序引导中国企业的投资将是保证未来印尼的中国观正向走向的关键举措。

试论印尼佐科政府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

"全球海洋支点"构想是印尼佐科总统就治国理政而提出的一个总体规划,战略意涵是以建设海洋强国为核心目标,利用印尼的独特地缘战略地位,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安全,开展海洋外交,重塑地区海洋秩序,全面提升印尼的中等强国影响力。受不确定性因素限制,新构想实施过程中将面临建设资金短缺、海洋安全能力不足以及海洋认同薄弱的挑战。"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具有地缘政治的高敏感性,引发了区内外大国的高度关注和回应,对东亚海权博弈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应该重视与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构想的战略对接,以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进程。

印尼外交战略演进及其南海利益诉求

当前,学界对打造印尼成为"海上战略支点"的研究视角还不全面,只局限于单位和区域层面而缺乏对国际结构大背景的分析。本文则致力于从历史和理论角度综合探究印尼的外交战略演进。文章研究认为,冷战期间,印尼外交战略演进过程也是印尼外交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其中,两极结构既给予又限制了印尼外交活动的空间。因而,印尼获取地区大国和中等强国身份主要源于向西方秩序靠拢而非自身的积极努力。冷战后,两极结构解体解放了区域层次,多极格局远未建立起来。在此背景下,印尼才有机会积极利用东盟多边舞台争夺地区主导权。近期,印尼在南海政策的变化也应置于该历史背景中,它更多地反映印尼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与不确定性而绝非单纯地抗衡中国。总之,中国应客观理解印尼在南海的利益诉求,准确认识结构作用下印尼的外交方式和目标。

“印太”视阈下印度尼西亚外交内在逻辑探析——基于“中等强国”行为模式的视角

近年来,在美、日、澳、印等国的强势介入之下,"印太"地区权力转移态势明显,地区不稳定性加剧。在此背景下,处于"印太"地区中心位置,作为东盟"领头羊"的中等强国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应对值得关注。本文试从"中等强国"行为模式的视角解析印太视阈下印尼外交政策的内在逻辑及其合理性。文章认为,提供智识领导力、依托多边主义以及维持在大国间的自主性是印尼三个主要的外交行为逻辑,且三者之间存在着自内而外、层次递进、相辅相成的关系。据此,印尼巩固了其在东盟内部的领导地位,依托多边机制增强了其号召力和议程设置能力,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地区合作权重,促进了其"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的实施,进而有效强化了其中等强国地位,但印尼能在多大程度上将大国关系引导至发展合作而非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仍将充满挑战。

印尼苏西洛政府的“自信”外交

作为印尼的第一位民选总统,苏西洛对内发展经济、恢复秩序,对外开展"自信"外交,以重塑国家形象和实现印尼的地区大国地位。苏西洛"自信"外交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增强印尼在东盟事务中的作用、大力发展与域外大国的关系、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塑造"民主、多元、和平"的国家形象。虽然苏西洛"自信"外交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也受到了国内外因素的制约。

基于国内政治视角下的印尼对华政策刍议

印尼对华政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国内政治是一个重要研究视角。在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印尼面临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多元的国内政党和行政区利益、军人集团的强硬立场的挑战。为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应该增加对印尼的国内研究,避免交流合作的盲目性;加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尼"海洋强国"战略的对接,充实两国关系的顶层设计;重视与印尼的民间外交,扩大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全球海洋支点”战略背景下印尼在南海的利益探析——兼议中印尼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2014年佐科上台以来,印尼政府提出了"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加强对海洋的管理和经略。受此战略影响,印尼在南海的利益诉求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利益冲突面上升,两国在南海尤其是纳土纳群岛问题上的矛盾斗争加剧。但"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有较多契合之处,中印尼在海洋问题上仍有较大合作空间。两国应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就南海和纳土纳群岛问题展开磋商探讨,以规避海上分歧,聚焦经济合作,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印度对华安全认知的维度

印度对华安全认知是多维的,分别涉及到共同邻国、地区和全球安全、中国国防现代化、核不扩散和国际核控制机制等方面。印度对华政策与行为深受其安全认知的影响。中印关系的改善,双边互信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对中国发展战略的正确理解和对华安全认知的调整。

印太语境下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海洋安全合作

随着2017年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大国在印太地区战略竞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虽然秉持不同的印太秩序观,但却积极加强海洋安全合作,在海洋安全机制建设、非传统安全合作以及海事能力提升等方面取得诸多进展。未来,随着后疫情时代海洋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印太同盟体系的调整以及两国“制衡”中国的需要,海洋安全合作仍将是澳印尼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受制于不同的印太秩序架构、相异的战略文化以及历史上形成的不信任因素,澳大利亚和印尼海洋安全合作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印度尼西亚实用主义外交与中国—印度尼西亚关系70年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外交作为一种实用工具,始终为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及重建印度尼西亚地区大国地位目标服务。自1950年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历经曲折动荡。在议会民主制时期,两国关系反反复复,始终保持着疏离感;在有“有领导的民主”时期,两国关系不断升温,达到准结盟状态;在“新秩序”时期,两国断交长达23年,直至1990年才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在“后秩序”时期,两国关系进入了既防备又依赖的全方位合作时代。双方关系的动荡发展与印度尼西亚的实用主义外交有着密切关系。

浅析俄罗斯与印尼的防务合作及其影响

随着俄罗斯亚太战略的调整,其与印尼的防务合作有了较大发展。加强防务合作是俄罗斯扩大在东南亚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其背后有地缘政治因素和经济利益的推动。印尼出于增强地区影响力及应对国内复杂安全挑战的考虑,也迫切期望实现军备现代化。两国间高密度的武器交易和技术合作将对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产生一定影响。

分离主义运动中的国际干预——以印尼西巴布亚分离主义运动为例

在分离主义冲突中母国与分离主义势力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作为区别于母国和分离族群的外部国家行为体,第三方国家的干预对分离主义运动的走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过去,学者们往往围绕单一驱动因素对第三方国家的干预进行解释,组态视角与多变量、复杂因果的思维方式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本文基于印尼西巴布亚的案例,以情感性驱动力和工具性驱动力为理论框架对第三方国家干预的动因进行质性比较分析(QCA),以把握多重驱动因素共存时相互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本文指出,情感性和工具性驱动力共同作用于第三方国家的立场选择。族群纽带是第三方国家支持西巴布亚分离主义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和最重要的情感性驱动因素,但是工具性驱动力对于国家立场选择的影响具有优先性。无论是否受到情感性驱动力的影响,第三方国家由于受到维护地缘安全稳定、保护自身免受分离主义威胁等现实需求的驱动而倾向于支持印尼政府,而人权以及经贸因素并不是国家立场选择的重要考量。

影响印尼与美国关系的几个因素

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印尼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是东南亚地区领头的国家,美国与印尼关系对亚洲有着重大的影响。冷战时期,美国把印尼视为遏制共产主义和中国的重要一环,两国关系经历了交恶的苏加诺时期和结为盟友的苏哈托时期。苏哈托下台后,印尼新政府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印尼与美国关系虽然密切,但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本文分析了影响印尼与美国关系的几个因素,与读者探讨。

印尼“海洋强国战略”与对华海洋合作

印尼总统佐科将海洋作为未来国家经济、外交和防务发展的根基,但在实践中面临民族主义、周边海洋争端、施政效率低下与资金短缺的挑战。中国和印尼海洋合作成果显著,"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的提出为两国海洋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双方需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妥善处理海洋权利主张分歧、印尼民族主义负面影响以及来自其他大国的竞争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