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强化与“全球南方”关系:战略雄心与制约

“全球南方”日渐成为塑造国际格局和秩序的重要力量,受到各方重视。印度认为“全球南方”对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和促进经济转型意义重大,并自我定位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和“领导者”以及连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桥梁,旨在提升在多边机制中的话语权、扩展在大国博弈中的回旋空间、削弱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以及深化印美关系。印度主要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磋商、扩大发展合作、推进防务交流、重视运用软实力等举措进一步密切与“全球南方”的关系。印度强化运筹“全球南方”,既凸显其外交政策的历史延续和现实升级,也折射出印度从“大国梦”到“世界导师”的战略雄心,同时还反映了美西方拉印制华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印度加强与“全球南方”关系具有浓厚实用主义色彩,加之其自身综合实力不足,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不愿在中美印等国家之间选边站队,印度利用“全球南方”实现其战略图谋难以达到预期。

印度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政策——基于印度新闻界的考察

近年来,美国着力推进“印太战略”,加强与印度的联系,印美两国在安全、外交和经济等领域实现了更深层次的合作,印度对华、对美政策也逐渐变化。在印美合作过程中,印度政府、新闻界和民众三方逐渐形成共识,这既源于印度国内对印度崛起和对华竞争的共同认知,也与印度国内舆论有关。在印美“印太战略”合作的影响下,印度主流新闻媒体均以借助美国“印太战略”发展自身实力、强化对华竞争和增强国际影响力为叙事导向。印度新闻媒体一方面引导舆论,另一方面也受到民众舆论思潮的影响,并将这种舆论诉求传导至政府层面,进而影响政府的行为决策。在新闻的报道与反馈过程中,印度政府、新闻界和民众形成了三方互动机制。印度新闻界利用民粹主义和政党政治,对印度政府的“印太战略”政策制定构成影响,印度政府也可通过对新闻界施加直接或间接影响以引导舆论风向,进而确保民众对印度参与“印太战略”合作的支持。

准联盟视阈下美印防务合作的进展与限度

防务合作是美印战略合作的重要支柱。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美印防务合作进入快车道,两国在基础性协定签署、高精尖敏感技术转移、先进装备联合研发、互操作性演练等方面都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印防务合作是双方各取所需的战略趋同,但两国在意识形态、战略目标、国内政策和工业基础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将制约双方合作的深度。因此,美印不可能成为完全意义的军事联盟,而更可能是“联而不盟”的“准联盟”。对于中国而言,美印防务合作有很强的针对中国的指向,美印在中印边境、印度洋等方向的军事合作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切实挑战。

地缘竞争抑或务实合作?——印日“印太发展合作”策略的进展、实质与前景

“印太发展合作”策略是印日继“亚非增长走廊”倡议后联合面向印太及非洲地区采取的新兴策略。在该策略下,印日不断扩展合作的内容和地域,深入规划及推进与第三方国家的具体合作项目,形成集基建、市场与能力三位一体,以印度近邻为中心向周边及太平洋地区扩展的态势。印日“印太发展合作”策略是两国地缘战略对接下从自主合作转向“追随性”自主合作的产物,其实质是借发展合作之名,采用三方合作模式,携手开展地缘竞争的新战略工具。在该策略下,印日虽然面临合作优先项分歧、效率低下、引发第三国担忧等挑战,但基于两国加强在美日印澳“四方机制”(QUAD)合作的背景下,未来有可能携手美、澳向“多边发展合作”扩展。

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沿革、逻辑及趋势

印度独立至今,以相关决策过程是否具备机制化特征及其发展程度为判断依据,其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大体呈现三个阶段性沿革:独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威权型决策是其主要特征,并随多届政府改革尝试向机制化缓慢演进;瓦杰帕伊政府重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形式上确立以战略政策小组、国安会秘书处和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为中枢的决策机制;近年莫迪政府的改革则在多个具体环节推动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朝着机制化拓展。在现代化发展和国家建构模式探索的双线逻辑推动下,印度国家安全决策主体不断扩大,决策过程和内容渐趋科学化,决策影响力不断拓展渗透向各领域,推动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朝着机制化运作、整体长远规划和系统化综合协调的方向不断演进。

印巴和平进程:方式、议题及启示

印巴分治77年来,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通过问题解决式谈判、后战争式谈判、和平对话式谈判、冲突协调式谈判、全面对话式谈判、冷对峙式处理等六种方式努力构建了战争阴影下的恐怖型和平、均势下的核威慑型和平、多元主义和平观下的发展型和平等三种和平模式,形成了印巴之间70年的相对和平。但印巴和平的历史进程曲折,和平质量较低,先后爆发过三次战争和八次重大危机,影响了地区和国际格局塑造。印巴和谈议题是一个逐渐丰富的、机制化的过程,到21世纪初基本形成以克什米尔、乌拉尔大坝、锡亚琴冰川、塞·克里克湾、信任措施建立、友好交流、恐怖主义和毒品问题、经贸等为核心的八大和谈议题框架。印巴和平历史进程中的很多议题与中国具有关联性,特别是印巴克什米尔议题、恐怖主义议题、经贸议题以及对中国南亚身份的认知议题等,它们影响了中国南亚战略的选择与调整。中国应持续关注印巴问题特别是印巴双方争端的解决方式,认真分析印巴相关议题与中国的直接或间接联系,准确定位中国在印巴和平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提早谋定相应预案。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新时代中国的国际秩序观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及党中央关于加强涉外法治建设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以多边主义为思想基础,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为法律依据,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治理机制,以坚持文明多样性为价值观。当前,美国等国家对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构成严峻挑战,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任重道远。展望未来,我们需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打造一个“升级版”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

莫迪政府“领导型大国”战略与外交政策调整分析

2014年以来,莫迪政府积极调整印度的外交实践,争做全球议程的制定者,既展现出对既有议程的延续与拓展,也愈发强调以自身利益为基准,行为模式更为务实自信,冒险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更加显著。“领导型大国”战略的本质在于提升印度的全球“战略塑造能力”,包括抛弃“疑美主义”束缚;背靠“邻国优先”政策以重整区域主义;积极构建域外伙伴关系网络;重视对软实力资源的挖掘。这些政策调整提升了印度的全球大国地位,但国内发展障碍、大国地缘竞争等因素对其“领导型大国”愿景也产生显著冲击。另外,印美关系的潜在分歧与中印关系的不确定性,都将增加印度外交的战略压力。

印度莫迪政府对东南亚文化外交:实践路径、行动动因及前景展望

印度文化对东南亚历史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为印度对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外交提供了条件。印度政府较早运用文化元素渗透到对东南亚的外交方式,但进程较为缓慢。莫迪政府在大国竞争、经济增长、战略配合需要等多方因素驱动下,加强与东南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在延续既有的印度节活动、佛教外交、鼓励人员交流的同时,提出了“瑜伽外交”“数字外交”口号,开拓更多渠道和方式开展文化外交,并且开始有“价值观外交”的苗头。通过观察印度与东盟的政治经济互动和关系发展情况,文章认为文化外交有助于印度在短期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在提升文化外交广度和频度的同时,印度对东南亚文化外交的深度却未得到有力挖掘,仍然停留在浅层。此外,受制于可支配资金资源的限制,东南亚本土文化身份意识的上升,以及印度本身也存在文化中心主义和外交精力不集中等问题,印度对东南亚的文化外交仍将处于高频度、中热度、低深度的状态。

美国“印太战略”对尼泊尔地缘格局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2022年拜登政府发布的最新《印太战略文件》重新规划了未来美国的“印太战略”,美印联手在南亚遏制中国,以千禧年挑战计划为抓手将尼泊尔纳入美印阵营,借尼泊尔2022大选年,竭力扶持德乌帕打造“亲美政府”,改变周边地缘政治格局,以此压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空间,同时以尼泊尔为支点,借“西藏问题”破坏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不过印度寻求战略自主及其在俄乌冲突的立场致使美印合作存在裂痕,难以形成完全军事同盟。尼泊尔历来坚持“中立政策”,游走在各方以谋求最大经济利益,政府更迭频繁,政策难以持续,加之中尼长期友好合作基础短期难以逆转。但我方仍应重视对尼外交,尽快落实和推动“一带一路”在尼实施,以西藏为门户,打造“南亚大通道”以抵消“印太战略”对华遏制与围堵。

印度重塑“全球南方”战略的动因探析

俄乌冲突以来,印度积极重塑其“全球南方”战略。印度此举既有挤压中国在“全球南方”影响力的地缘政治考虑,也受“建立一个印度处于核心位置的多极秩序”的宏大愿景驱使,还有利用“全球南方”外交为大选造势以争取选民更多支持的国内权斗考量。此外,“全球南方”加速崛起所形成的强大吸引力,也推动着这一重塑进程。但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印度拉拢“全球南方”阵营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企图与增进“全球南方”利益的政治目标之间存在冲突,且其正面临贸易与粮食安全因素的束缚,未来也将受“美西方重要战略伙伴”与“‘全球南方’代言人”双重矛盾身份的困扰,再加上“全球南方”国家尚无法打消对印度领导地位的疑虑,这些因素预示着印度全球南方战略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且将更具挑战性和不确定性。

印度地区领导力建构及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逻辑

国际领导力源自合法性认同,大国通过供给国际公共产品能够促进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平衡统一。在相互依存的全球治理格局中,领导性大国依托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在共同体内外夯实领导力的社会基础。印度作为传统的南亚地区大国,冷战后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推进区域政治领导力的意愿与能力均显著增强。在长期睦邻外交实践中,印度将自己置于南亚政治网络的中心位置,通过发起区域互联互通倡议、强化基础设施援助与供给区域公共产品,强化区域领导力的合法性基础。但在大国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印度主导的区域互联互通项目存在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重叠竞争的压力。在南亚区域一体化合作方面,南盟区域组织发展受制于印度偏好而进程缓慢。长期以来,南亚区域合作中的印式领导力面临巴基斯坦的尖锐质疑,而且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的战略追随也时常摇摆不定。为进一步夯实领导力的合法性基础,印度需要供给更高质量的区域公共产品以争取追随者的政治认同,同时消解因大国竞争与区域冲突所引发的不确定挑战。

从特殊伙伴到有限疏离:印俄战略关系演变的动因与前景

近年来,由于“印太战略”的出台以及印度与西方国家不断接近,构成传统意义上的印俄特殊伙伴关系的议题性因素出现了缺失。同时,结构性因素驱动印俄战略关系转向有限疏离:从体系层面来看,印度在印俄依赖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动使两国难以维系特殊伙伴关系;从单元层面来看,印度政治生态转向极端和激进使两国关系走向疏离,同时印度的战略诉求为印俄疏离关系设定限度。只有当俄罗斯对印度依然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并且契合印度的战略诉求时,印度才能放弃对俄疏离并参与俄罗斯构想的多边合作模式,否则印度将会倒向西方并与俄罗斯彻底疏离。

地位满意度与印度的国际机制合作行为

近年来,印度愈发注重通过参与国际机制合作来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并在不同的国际机制中展现出差异性的合作行为。既有研究缺乏对印度在不同机制中合作行为的比较,因此本文结合角色理论,在分析框架中引入“地位”这一变量来阐释印度的国际机制合作行为。“地位满意度”是指一国在国际机制中的实际地位与预期地位的比较和匹配,不同的“地位满意度”将引发不同的国家角色建构,并最终导致特定的国家行为。案例分析表明,作为新兴崛起国的印度具有追求国际地位的强烈动机,其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南亚国家区域合作联盟以及“印太经济框架”中分别建构了“变革者”“控制者”以及“有限合作者”的角色,并展现了相应的合作行为。研究表明,虽然印度对于参与国际机制合作乃至多边主义的态度日趋积极,但鉴于其一贯的自利做法,恐难以在国际机制合作中真正践行多边主义原则。

印度对中南半岛国家发展援助策略的调整及其动因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出于提升大国影响力的需要,印度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以周边国家为主)的援助。中南半岛因地理上毗邻印度,获得了印度在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军事培训、文化遗产修复等领域的发展援助。莫迪上台后,基于落实“邻国优先”、“东向行动”政策的需要,对中南半岛国家的发展援助策略进行了调整:基础设施建设转向小型化、速效项目;在能力建设领域,则将技术援助与培养“知印”“友印”人士密切结合;军事援助突破原来的培训范畴,大力向越南倾斜且开始涉足军备供应;文化遗产修复侧重于与印度教相关的文化遗产项目。莫迪政府对中南半岛国家发展援助策略的调整是印度内部与外部因素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联动的结果:一是大国在该地区的发展援助竞争日益激烈与印度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度,二是印度内外地缘战略利益的推动,三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背景下输出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需要。总体而言,莫迪政府的发展援助策略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与战略竞争的色彩。

印度增进与中亚国家防务安全合作的战略考量及制约因素

印度日益增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使其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展开防务外交。在此情形下,印度多策并用,积极推进与中亚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近年来,印度不断强化与中亚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主要体现在莫迪政府的积极推动,国防部长之间的互访与交流日渐频繁,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逐步加强,联合军演日益密切以及防务安全合作朝着机制化的方向有序推进等方面。印度增进与中亚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既与其限制巴基斯坦战略纵深和平衡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战略意图有关,也与其对地区安全威胁的认知和保障能源安全的需要密切关联。印度增进与中亚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既反映出印度视中亚地区为其地缘安全战略的重要环节,也体现出中亚国家对印度在地区安全方面的战略期许。然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地理条件的阻隔以及印度缺乏防务外交总体规划制约着印度与中亚国家防务安全合作的深入推进。

印度智库对中印关于“全球南方”领导权之争的认知评析

研究印度智库对中印关于“全球南方”领导权之争的认知情况,不仅可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全球南方”外交议程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提供必要情报支持,也有助于持续深入推动南南合作。本文选取6家印度主流智库的22份代表性研究成果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文献分析法、定量分析法等研究方法,考察印度智库对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角色定位、影响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的主要认知及特点。研究发现,受意识形态、现实利益和权力竞争因素驱动,印度智库对中国引领“全球南方”总体上以负面认知为主,且认知演变趋势持续趋于强硬,普遍忽视中国在南南合作中的推动作用。对此,本文建议,应加强中印交流对话,增进互信,重视价值引领,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南方”外交话语体系,推动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共商共建共享。

印度与美国的太空合作:进展、动因与影响

印度与美国的太空合作始于冷战时期,但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合作一度中断。21世纪以来,为维护共同战略利益和应对地缘政治挑战,印度和美国开始恢复太空合作,建立起太空领域相关对话和交流机制,太空商业合作取得初步进展,太空信息共享和技术联合研发也显著增加,并开始探索进行太空军事合作。然而,印美太空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印度太空事业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两国在太空商业领域存在竞争以及双方战略互信不足等因素的限制。印美两国在太空领域的互动会对南亚及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国际社会开发与探索太空活动产生影响。在当前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印美关系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印度和美国将继续保持太空领域的合作态势,双方可能强化在太空治理、规则制定、太空军力建设等领域的协调,而其他国家在参与太空活动时或因此面临更具竞争性和排斥性的局面。

印度对美“契而不合”

In 2023, India continued to advance its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January, the high-profile 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iCET) was launched. In June, Indian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made his first official state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September.

印度中亚政策的进展与局限

印度与中亚五国举行领导人线上峰会后,各方构建了多领域对话机制并进一步深化合作。随着阿富汗变局和乌克兰危机爆发,主要大国愈加关注中亚地区,印度为了平衡中国影响力并体现其大国角色也加快推进中亚外交,但是中亚地区风险、大国博弈态势、印度周边环境及其外交优先事项等因素又进一步限制了印度在中亚影响力的发挥。印度参与中亚事务增强了中亚国家与域外大国合作的灵活性,同时也使中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更具不确定性,并可能弱化地区合作组织的部分功能。中国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中亚外交,与中亚各国携手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