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身份政治视野下土耳其的中亚政策探析

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身份塑造一国的“关系半径”,并产生“对外排斥”与“对内整合”两种行为模式。多元身份国家在面对不同的合作对象时,往往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环境对身份资源进行个性化筛选,形成复合的身份认同、角色期待和政治实践。在复合身份政治的框架中,复合是手段,身份是方向,权力和利益则是动力。以此观之,土耳其的中亚政策是其三重国家身份(突厥语国家、伊斯兰国家、欧亚国家)、三重角色期待(突厥语国家一体化的领导者、中亚伊斯兰思潮的塑造者、欧亚大陆的“枢纽国家”)和三重政治实践(亲缘政治、教缘政治、地缘政治)的复合和嵌套。复合身份政治是土耳其追求身份自主的写照,但其塑造的多元角色在“群内国家”尚未获得足够的认可,在“群外国家”也没有获得有效的承认。面对身份冲突,土耳其需要在身份诉求、国家实力和体系条件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

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政策:动因、路径、影响与前景

拜登2021年就任美国总统伊始,即面临抉择美军在阿富汗的去留问题。延续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在反恐战场的收缩态势及全球战略重心持续东移,以集中力量应对大国竞争为由,拜登政府最终选择结束延宕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随着美军快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阿塔)重新掌权,瓦解了美国在阿富汗预置的战后布局。尽管对阿塔夺权不满,但美国当前无意再次军事介入阿富汗,转而采取有限接触与经济制裁等手段,以期削弱阿塔政权或改变其政策行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孤立与制裁令阿塔临时政府面临经济、安全和外交诸多困境,但阿塔执政两年多来局势总体趋稳,经济社会发展向好,希望与国际社会建立正常关系。伴随中美博弈升级,美国在中国周边加速推进“印太战略”,拜登政府的阿富汗政策将遵循低成本谋取高收益原则,以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沉迷于地缘政治竞争,不仅加剧了地区冲突与对抗,而且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推动阿富汗国家重建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带来了挑战。

中国斡旋沙伊复交:新格局、新规则和新力量

2023年3月10日,中国、沙特和伊朗三国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沙特与伊朗同意两个月内恢复外交关系。中东地区影响最广泛的一对矛盾有望缓和,未来可能持续产生积极、正面的扩散效应。对于饱受战争冲突蹂躏的中东而言,这代表着合力谋发展的新格局;对于以丛林法则、西方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国际政治而言,这代表着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的新规则;对于被西方大国控制、主导的中东地区乃至国际秩序而言,这代表着冷战后世界政治舞台中心已经出现非西方的新力量。

伺“机”而动:机会窗口视角下土耳其对第二次纳卡冲突的介入

在面临多重风险的情况下,土耳其为何仍强势介入第二次纳卡冲突?作者尝试运用“机会窗口”的理论框架予以解释,认为土耳其之所以强势介入纳卡冲突,离不开对“机会窗口”的认知与把握。“机会窗口”涉及危机事件的出现、国际形势变化与国内政治动员三个方面的因素。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边境冲突这一危机事件,是促使土耳其在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后启动相关行动的“催化剂”。土耳其考虑的国际因素包括南高加索地区大国博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实力对比的影响;土耳其国内也出现了推动介入的“机会窗口”,包括政治制度变迁与精英联盟变化、主流文化思潮的变化、与冲突国家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它们合力推动土政府启动内部政治动员,从而赋予土耳其干预纳卡冲突以合法性,进而有利于土政府把握住干预的机会。通过对土耳其在纳卡冲突前后伺“机”而动的过程进行梳理,不仅能对其“鲁莽”的干预行动予以合理解释,而且可更深入地理解土耳其政府近年来实施的“进取性”外交政策。

从走近到疏远:美国与萨达姆政权的交易型代理关系困境(1979-1991)

本文从交易空间视角,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与伊拉克曾存在短暂的赞助-代理关系。关于美国和萨达姆政权的交易型代理关系破裂乃至失控的原因,学界主要从利益分化、能源安全和制裁的视角展开论述。但上述视角均侧重“美国中心论”,没有足够重视萨达姆政权在赞助-代理关系中扮演的能动性角色。70年代至80年代初,苏伊关系的恶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扩张,为美国和伊拉克发展交易空间提供了基础,美伊关系由此经历了一段微妙的升温期。里根政府改变前任的中立政策,加大对伊拉克的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多方位援助,萨达姆政权则借机抬升其地区权势、开拓西方能源市场和购买先进武器。80年代中期至末期,尽管美国逐渐回调倾斜政策,但力度和决心不够,萨达姆政权则反向滥用美国的赞助,包括镇压异己和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化武,与美国的矛盾凸显。90年代前后,美苏关系改善,而美伊利益冲突已然难以调和,萨达姆政权强烈抵制融入美国中东新秩序的构想,引发美国对伊拉克惩罚升级。最终,萨达姆政权冒险入侵科威特,美伊交易空间彻底垮塌,双方的赞助-代理关系破裂。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对国际石油市场影响分析

在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伊朗两国复交原因极为复杂,可以主要概括为沙伊两国诉求转变、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和中国的大力推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对沙特阿拉伯巩固自身在欧佩克中的核心地位、伊朗拓宽原油产量和出口空间有着重要作用。两国作为欧佩克的发起国,恢复外交关系有助于增强欧佩克组织的凝聚力,提升欧佩克在全球石油领域的话语权,还能为中东地区提供更加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降低因局部地缘冲突导致油价大幅波动的风险。建议中国油气企业把握中东国家的和解窗口期,推动中沙能源合作战略和策略的调整完善,拓展与沙特阿拉伯在油气和绿色低碳领域的合作场景;发挥绿色油气田建设、绿电-绿氢-绿色炼化产业链建设的先行优势,加大合作开发力度;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油气开发绿色转型和炼化产业低碳转型;深化与中东地区石油公司的合作力度,在进口油气时推动沙特阿拉伯等国带头支持人民币结算。

沙伊复交对中沙伊三边能源安全的意义

作为拥有重大地缘影响力的中东地区性大国和世界产油大国,沙特和伊朗的复交在能源安全方面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中东地区局势“降温”,不仅有利于稳定沙特和伊朗的能源产量,同样也为中国油气进口多元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能源合作是中国与中东国家合作的重点之一。在中东问题上,中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推动中东问题的政治解决,始终是中东国家最可靠的朋友。沙特和伊朗在中国的推动下恢复外交关系,正是中沙伊伙伴关系的现实写照。政治互信作为中国与中东国家能源合作的重大优势,与能源合作是相辅相成的。沙伊复交为沙特与伊朗两个油气大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中国作为沙特和伊朗的重要能源贸易伙伴,在中国倡导的能源集体安全观的指导下,中沙伊的油气合作有了更稳固的政治保证。三方在能源领域通过夯实合作基础、提升合作水平、拓展合作增量,或将迎来三边双向流动的贸易流,构建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共同保障三边能源安全。

体系压力、执政偏好与阿富汗临时政府争取国际承认的前景

截至2023年8月15日,即重新执政两周年之际,塔利班组建的阿富汗临时政府尚未获得任何国家的正式外交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追求国际承认涉及两个层次的变量:体系压力与国内偏好。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承认阿富汗临时政府需要满足如下前提:反恐、组建宽容性政府与保障弱势群体权利。为敦促阿富汗临时政府接受这些前提,国际社会对阿富汗临时政府制定国内政策施加压力,即体系压力。阿富汗临时政府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及其带来的施政优先性排序,即执政偏好。虽然阿富汗临时政府渴望获得国际承认,但因具有自身的执政偏好,因而无法全盘接受国际社会的要求。若阿富汗临时政府在国际体系压力最强的反恐领域有所建树,可能会逐步获得国际承认。

土耳其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策的新动向:态势、动因与制约

2018年至今,土耳其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在诸多重要领域展开合作,包括政治互信加强、军事配合作战、经济互惠互利等。传统意义上,土耳其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政策的导向,源于其对库尔德问题联动性的高度重视。当前形势下,埃尔多安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政策的导向又增添了蕴含“新奥斯曼主义”理念的“百年愿景”,以期土耳其在能源供应、周边安全与政治影响等领域有所建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土耳其政府实施“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机会窗口,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或使土耳其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策难以如愿。

乘势而上: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复交及其影响

On March 10,2023,China,Saudi Arabia and Iran issued a trilateral joint statement in Beijing,in which Saudi Arabia and Iran agreed to resume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reopen their embassies and missions within a period not exceeding two months.The Saudi-Iran confront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ntractable regional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The announcement of the two countries to restore their diplomatic ties resulted from the interplay of several favorable factors and is expected to set off a series of positive developments that might de-escalate many regional hotspot issues in Yemen,Syria,Iraq,and Lebanon.

沙特与伊朗复交历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是中国全球治理观的集中体现。中东地区是全球安全赤字和信任赤字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分而治之”策略和代理人战争加剧了中东地区冲突。中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方案,倡导“结伴而不结盟”“合作而不对抗”原则,积极劝和促谈,受到中东国家的普遍欢迎。中国的外交努力促成了沙特与伊朗复交,带动了中东“和解潮”,提升了中国外交塑造力、感召力与亲和力。中国在沙伊复交谈判过程中成功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中国斡旋巴以矛盾、也门危机、叙利亚问题、利比亚问题、伊朗核问题等积累了丰富经验,为中东国家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三千纪西亚外交初探

公元前3千纪,巴比伦尼亚出现了基什称霸、拉伽什与温马争霸、阿卡德王国对外扩张等状况;两河流域北部、叙利亚地区,埃博拉与马里因争夺商路控制权而爆发了百年战争,乌尔凯什则积极与阿卡德王国发展友好关系。在各国的外交活动中,形成了一系列外交惯例:外交关系定位上的兄弟关系模式、巩固友好关系的外交联姻机制、战争发动前的宣战程序、纠纷处理的条约调解机制、外交事务协商中的使节调解制度,打击逃亡者并保护商人的核心利益的诉求机制。公元前3千纪的西亚外交,奠定了古代西亚乃至近东外交的基调、传统,即家庭-外交的外交关系模式、重视举誓的传统、神明裁判保证履约的惯例。

地缘政治视角下土耳其与中亚国家关系

中亚对于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的能源资源对全球能源安全至关重要,也是天然气和石油管道以及贸易走廊的主要枢纽。中亚各共和国独立后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特别是在巩固主权、使国家结构制度化以及提高与世界的融合程度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

美国国会涉台提案的发展

对1977年至2006年共15届美国国会共计240余件涉及台湾问题的提案进行了分析,发现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发展.共和民主两党斗争、利益集团和选区利益压力、意识形态偏见以及"台独"势力对国会议员的游说接触、利益收买,是决定美国国会涉台提案出现的主要原凶。国会的涉台提案行为,对中国的统一大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极其消极的作用,但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它们无法改变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大局。

伊朗革命主义外交——理解第三世界政治的一种路径

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意外地改善了伊朗的地缘政治环境。值得关注的是,伊朗正日益走上一条革命性崛起道路。这种外交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所临不确定的安全环境、国家发展边缘化乃至意识形态真空状态的一种总体性回应。从长远看,这种发展道路面临国际风险太大、目标选择难等诸多问题,伊朗未来的崛起因此充满了不确定性。

试论冷战后土耳其的欧盟政策

土耳其地跨亚欧两洲,大部分领土在亚洲境内.但由于历史特别是其国家利益取向等原因,它一直把自己看成欧洲国家.冷战结束后,加入欧盟是土耳其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2004年10月6日,欧盟委员会建议欧盟开始与土耳其展开有关土耳其加入欧盟事宜的谈判,这是土耳其寻求加入欧盟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双方谈判尚需克服不少障碍,颇费周章,但土耳其加入欧盟,最终归属欧洲的国策目标,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可以实现的.

伊朗的强硬“核外交”政策

内贾德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立场趋于强硬,其动因可从伊国内政治变化、“自主”核目标、构筑“核谈”新平台的动机等国内因素,以及核不扩散机制、大国博弈、国际形势等国际因素诸方面考察。综合国际大局以及伊朗的权力体系、外交传统、新总统的个人特点,可以推知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主要是一种策略,而非根本政策。伊朗“核外交”政策不会一味强硬下去。

美国的遏制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论纲

冷战时代 ,美国政府利用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遏制政策。其演变趋势主要表现在 :打击对象从苏联转向中国、复归于苏联 ;从禁运战略物资为主转向限制高新技术转让 ;从把经济、军事援助与贸易管制直接联系起来转变成为进口制裁与贸易管制相结合 ;从阻碍苏联集团国家战争潜力的增长转变成为改变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治 ;“差别”政策乃是其分化苏联集团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美国冷战战略左右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的走向 ,西方国家的动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美国冷战战略的调整和变迁。

美国在英属东南亚殖民地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政策及其作用

战后初期,一方面由于美国认为英国所采取的殖民政策较为开明,基本符合美国所倡导的渐进的非殖民化模式;另一方面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和冷战形势下全球战略的考虑,美国默认了英国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继续存在。英国国力的衰落使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逐步萎缩,美国以介入战后东南亚非殖民化的过程为契机,开始在塑造该地区未来秩序的过程中起到领导性的作用,并对英帝国的非殖民化施加了一定影响。美英之间历经从战时开始的合作与冲突,以大英帝国的瓦解而告结束,完成了战后世界霸权的转移。

欧亚主义与大国雄心:冷战后土耳其的地缘政治思想

冷战后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是一种具有强烈保守倾向的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传统的国际政治话语,"凯末尔主义-欧亚主义"是其主要理论依据,具体表现形式是对土耳其部分政治思想传统的重新解读以及循此得出的对土耳其当前对外政策的批评与谋划。土耳其地缘政治思想提出的改变无条件亲西方政策、修正与俄罗斯关系、拓展对中亚国家影响和积极参与中东地区事务等主张,对冷战后土耳其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具有相当的影响。但其雄心勃勃的政策主张与土耳其的实际国力和可用资源存在巨大反差。